为了加速葡萄酒的出现和推广，刘协让治略台拨调五千万钱给皇甫雁成立凉州酒社，又拨调三千八百万钱给工院用于研究葡萄的种植技术和葡萄酒酿造工艺。
刘协没有想到，他为了扶持凉州农业而做出的调整，竟然让欧洲葡萄酒业在未来的十多个世纪都处于非常狼狈的处境，直到法国白兰地的出现，才使欧洲的葡萄酒业拥有和大汉葡萄酒业平等对话的资格，而凉州出产的葡萄酒，尤其是凉州酒社经过几个世纪发展，在六世纪中叶分化出的皇甫葡萄酒社和大汉皇室葡萄酒社，更是长期占据世界顶级高档葡萄酒市场。
到了六世纪初期，凉州的葡萄酒业已经出现了以无核白和马奶子按三七比例为原料酿造的白马香槟、以木纳格和田红为原料酿造的木纳格红葡萄酒、喀什哈尔干红和索索葡萄酒四大著名葡萄酒。
到了二十世纪末，在凉州金威发现了三千多桶的产于公元十六世纪中叶的索索葡萄酒，更成了世界上身价最高的葡萄酒王。
中国政府将其中一桶储存在刘协的帝陵中，以感谢刘协为中国带来了这一份特殊的荣誉。
然而荣誉不仅于此，刘协经过一段时间的总结，在整个楚地推广农场制，采纳的正是后来共和国所用的农垦制度，将楚地官田分成一千多个农场，在治略台下设置农垦司，通过农垦司在长江以南推广农渔结合和稻麦两熟制度，对汉中、南阳、汝南、寿春则推广农畜结合和稻麦豆混种制，在凉州和西域推广农牧结合的方式，主要农业经济作物集中在棉花和大豆。
和后期共和国所用的农垦制度一样，刘协的农场分为军垦和民垦两种，不同之处在于刘协并没有将农场划归朝廷直管，而是将管理权限交付百姓，并让商社和农场之间的合作加深，决心用市场主动引导农场的种植物。
自此之后，和商社经济一样在中国经济长期占主要地位的农场经济正式出现，在未来数千年中，中国经济主要的推动力量就是热衷社会分工作业和技术化革新的农场、商社两大经济组织形式。
随着襄阳矿社的出现，铁矿在襄阳矿社以煤精为基础，直接大规模锻造成钢锭，然后分销到各地铁匠铺，这样的模式导致了铁器生产成本的降低，大部分百姓在农耕中广泛使用铁具。
在刘协的引导下，商社的大规模扩张，大量北方流民直接成为长工，在商社打工，集约化的生产和木制机械的使用，促使商社的产品成本大幅度降低，其中麻绢、铁器、陶瓷、面粉等日常商品降价最大，楚地最初的自耕自补、自坊自足的小农经济已经受到了影响，百姓们不再自己纺织，而是将麻、丝、稻麦售卖给商社，再从商社购买现成的货物满足自己的生活所需。
为了促进城市建设，刘协将金陵城内部的土地大规模租售给东南商社，让东南商社根据城市规划自行建设房屋，然后统一对外销售，这使得中国出现了最早的房地产商。
由于东南商社垄断了整个金陵城建设工程，可以说在短短半年之间资产上涨百倍，而吴家虽然只分利十分之一，仍然一举成为江东首富。
吴家一夜暴富的神话导致了大量商人开始涉足这个行业，糜家、蒯家、蔡家、张家、黄家等楚地诸大豪门纷纷出资进入，为了避免张昭和蒯良出现徇私的局面，刘协最终安排黄家和蔡家成为国商，其他都定为民商。
刘协思考一段时间后，规定以后的大量城市改建工程、水利灌溉工程，甚至是军事设施的建设都包给各大商社，但所有工程必须分包给三家或三家以上，总之谁建的好，谁的机会就多，在刘协心中，这也是依照市场竞争的原则办事。
按照后世的经济原理就是投资导致相关行业的产值增加，导致就业率的增加，最后促使消费增加，提高经济增长率。
随着这道律令的下发，刘协同时批复了上庸、襄阳、新野、长沙、淮安、南昌、会稽、江夏、武昌九个城市的扩建工程，长江、襄江、淮河这三江沿线，以及白马、太湖、云梦泽和鄱阳湖周边的十五个新水利灌溉工程，整个计划在五年内完工，其中三分之二的资金由治略台和各郡太守府向襄阳银庄贷款所得，日后再依靠楚地赋税和各郡赋税归还，这也使得楚地的经济发展从最初的积累到投资，改成从投资到收益的模式。
这次楚地改建的五年工程将会使各大商社都能够赚足钱，当然也会促使整个楚地农民大量流向商社。
当农民流向商社之后，人均土地占有率的增加也会进一步导致牛耕和马耕的推广，进一步提升生产力。
毫无疑问，经过刘协主导的更细致的楚地新治之后，楚地进入了一片特殊的繁荣中，大规模的商业投资和工程投资，农业技术的全面提升，引发了新一轮楚地经济增长。
可惜的是，一些刘协都没有发觉的危机正隐藏在繁荣表象之下，随时准备咬断新经济的命脉——金融体系。
经济的发展和提升是有它的客观规律的，擅自改变经济的轨道，让经济实现跳跃式提升的代价是巨大的，也是很危险的。
不能指望荀彧和张昭去发现这种危机的存在，即使他们发现了，他们也没有能力应付这样的危机，一个站在小农经济基础上的半垄断半市场主义的经济模式是注定不稳定的，市场给与刘协的选择只能是更激进的再进一步，或者倒退回最初的开始。
这是刘协自己酿造的苦酒，他必须孤独的一个人饮下去，甚至是带着一丝悲壮和无奈，像赌徒一样全力一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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