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冒烧。
我如一只热锅上的蚂蚁，急得在屋中来回踱步：怎么办？怎么办？
想了很久，终于给成都的哥哥李小山打电话，乱七八糟地问：感冒加高烧不止该怎么办？”李小山风趣地说：“这简单，送医院呗！”我说：“我们现在不在城区，只有药店，该给她吃哪些药？”李小山担忧地问：“那你先量量她的体温？”我就急躁了但我没温度计啊！”“药店有卖！”
……
怎么不早现？烧得这么厉害，要死人了！”哥哥在电话里大惊失色。
我心冰凉。只听哥哥在那边一阵捣鼓，列了好几种药物吊盐水，危险得很啊！你们到底在哪里？”
搁下电话，飞狂奔至附近的药店，花了整整钱才买全大哥所列的药物。李小山说这些药是在没医院的特殊情况中选配的，第一次这样试，不知道灵不灵？
按照指示给杨帆灌了几种药，她气息奄奄的睡了过去。我在旁边不断地更换着湿毛巾，一边凝望着她晶莹的睫毛，一边抚摸着她柔顺的长，但觉心痛不已、酸涩不堪。换下来的毛巾像开水一般滚烫，看着杨帆乌青哆嗦的嘴唇，我真怕她马上就要走向死亡——假如她死了，我也便失去了活着的勇气与动力。
半夜的时候，杨帆被高烧带向了颠狂。可怜的小女孩一会儿厉声高呼，一会儿惨然低吟，身体蠕动得就像一只浸泡在酒精中的蚯蚓——拼命的垂死挣扎。我又给她服了几种药，杨帆这时却清醒过来。我大喜过望，兴奋得跳了起来，高声喊道：“醒了，醒了，你终于醒了！”杨帆苦涩地笑了笑，却以一种微弱的语调告诉我：“小峰，我不行了，我脑袋里好像有一堆火，它们快把我烧死了。”我悲从中来，紧紧握住杨帆温软而苍白的小手，柔声安慰道：“没事的，没事的，再坚持一会儿就好了。”杨帆淡了淡的摇了摇头有用的，我梦到赵一平了，他是来找我报仇的，小峰，我真的要死了……”
尽管我竭力控制，但男儿的热泪终于还是溢出了脸颊，不小心掉了一滴在她脸上。杨帆歪过头，楚楚动人地问我：“小峰，你哭了？”我再忍耐不住，放声哭道：“我不要你死，我不要你死，我要和你永远在一起……如果你死了我也要和你一起死！”杨帆听得泪眼婆娑，过了一会儿，她痛苦地闭上了眼睛。我以为她已经死了，或者即将死去，但等我伸手探她鼻息的时候，杨帆竟突然睁开眼峰，你能不能答应我一个请求？”我拼命地点头，信誓旦旦地说绝对。这时杨帆苍白的脸色中滑过一小丝狡黠，对我说道：“你给我唱一歌吧，我还没听你唱过歌呢。”
这鬼灵精怪的小丫头，我伤心得要死了，她还有心情和我开玩笑。要知道我这人生来五音不全，唱歌比杀猪还难听，更别提在“杨歌星”床前班门弄斧了。见我逃避式地摇摇头，杨帆有些失望，她转过头，淘气地说：“那我死啦！”
我唱，我唱！”为了杨帆有可能弥留之际的安详，我只得扁着嘴巴，动情地唱道：“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我的情也真我的爱也真，月亮代表我的心……”杨帆转过去的小脑袋，在我难听的歌声中又转了回来，并且开始用她那双布满血丝的眼睛与我海枯石烂的深情对望。望了一会儿，杨帆倔强地告诉我：“小峰，这回我又不想死了。”
然后，小姑娘张开干皴的嘴唇，向我要水喝。我拍拍脑袋，这才感到饥肠辘辘，忙去加热昨晚熬好的稀饭。吃到第三口杨帆就咳嗽起来，这咳嗽牵挂出那些可怜的胃液，令她呕吐不止。我的左手、拖鞋以及大面积的地板，全都溅满了她那清汤寡水的呕吐物。杨帆虚弱的表示了一下歉意，又昏睡了过去。
彻夜未眠，将呕吐物打扫干净后，我每一个小时测量一下杨帆的体温。这时我的手放进了她滚烫的腋窝，我完全能够触及到她柔软的**，我的手甚至可以在不经意中碰到她身体的隐秘，但那晚上的我一点邪念都没有。我开着微弱淡黄的壁灯，含情脉脉又忧伤无比地向她凝望……
早上八点的时候，杨帆的体温已经降到四十度。虽然仍处高烧，但多少已经有了些回心转意的味道。我再服侍她喝完稀饭吃好药，趴在床上随杨帆沉睡过去——那是我在赵一平死后第一次没有梦境的睡眠。
下午，杨帆终于苏醒过来。或许她中午甚至上午就醒过来了，只是没有叫醒我而已。等我从流畅的睡眠中自然醒来时，小丫头正在睁着眼睛看我，我估计她也将我瞧了个遍。
我问杨帆饿不饿、渴不渴，但她却红彤彤的表示：“我要上厕所！”我尴尬万分，只得说：你去上吧，我先给电脑重装下系统。”不料杨帆却躺在那儿一动不动，过了半晌，才听她小声嘀咕道：“人家脚上一点力气也没有啦！”于是我不得不将她拦腰抱起，怀中的杨帆就像纸片般单薄透明，她羞红着脸，不说话。
面红耳赤的走进厕所，刚把她放在马桶上，杨帆就挣扎着喊：“好了，好了，我能行的！”我马上退回到卧室，同时细心留意着她的声响。但过了大半天，杨帆却绝望地小声低喊道：“小峰，能不能帮我一下下？”我复又腆着脸走进去，见小姑娘仍穿着我那条军绿色的休闲裤，原封不动的坐在马桶上。
杨帆的声音细如蚊蚁把眼睛闭上，帮我脱下裤子。”
我心浮气躁地闭上眼睛，毛手毛脚的按照吩咐做了。只闻响亮悉啐的水声，跳动悠美欢快的乐章。
……
我和杨帆暧昧地度过她生病的这段时光。那三四天的我们寸步不离，杨帆躺在床上，我就坐在床的边沿，看一部又一部的言情电影。渐渐地，我牵她的手开始攥得很紧，而她被搀扶时也变成了温柔的依靠。偶尔看到惊险或感人的情节时，我就会不经意地拉起她的手，就像两年前的那个夜晚，杨帆红着脸，不说话。
我不知道这个牵手意味着什么一种表达，还是对曾经暧昧的某种追忆？抑或在尴尬的处境里，我们都需要从对方的手心得一丝温暖？但我们的出格也仅限于此，虽然我时常被一些东西撩拨起莫名其妙的**，但我的理智、我的道德、我的愧疚，常常鞭笞着那颗激动不安的内心，一桶桶现实的雪水，倒进我欲火焚身的头盖骨。
除此之外，我们之间培养起了一种奇怪的默契。那就是我们开始谈论赵一平，谈论即将生的逃亡，也谈论我们所面临的经济危机。但不管谈什么，我们总是习惯把自己和对方捆绑在一起，我并不感到多吃亏，杨帆也不觉得有多愧疚。我们就这样以不明就里的暧昧关系，回忆最亲的兄弟与爱人，展望多舛的命运，承担着物质的匮乏。到后来，我们开始越过赵一平死去的始末，去单纯地回忆起他生前的趣事伟业。譬如我想起和他小学偷桔子被人逮住，慌乱中赵一平咬了失主两口，最后那人倒赔了我们二十个桔子的事情时，就会觉得我和赵一平很亲很近。而当杨帆说起哪年哪月哪日与他外出旅游，途中赵一平与两个老外聊得火热，最后说丢了钱包骗得对方十美元时，就会觉得她和赵一平相亲相爱。我们这样你一言我一句的回忆赵一平，仿佛是为了加深我们彼此之间的认识。
死后的赵一平，就像一根红线，将我和杨帆重新拴在了一起。我们的感情变得模糊不清，就像“性障碍者”服用“伟哥”一般，只有说起死去的赵一平时，才感到彼此之间关系暧昧感情深厚。我真怕有一天，当我突破重围与杨帆*们非要大叫大声赵一平才能动起**来。
那无疑是人生的一大讽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