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59年下半年，到我们读小学六年级时，我们学校新来了两个代课教师。这两个老师都是当年龙门第一中学高中毕业的学生，他们高考落榜，被安排到我们学校代课。学校把这两个文凭最高，但无教学经验的老师安排到我们班上。吴志鹏老师教我们的算术课兼班主任，熊光明老师教我们的语文课。

他俩一来，就改变了过去我们班死气沉沉的样子，顿时课堂活跃了起来。

班主任吴老师也不再像辜老师那样板着脸孔教训人，整天乐呵呵的。学校分派的劳动任务，大家抢着干，次次受表扬。上他的数学课时，他老爱用比喻。比如说讲分数，他说，你妈有一个苹果要分给你们两姊妹吃，一人就得二分之一，我们把切苹果的刀用一条线来表示，我们规定它叫分数线，分数线上写1来表示苹果的数字，分数线下写2来表示你们两姊妹。每人得到半边苹果，写出来就是1／2，读作二分之一。同样，你们有三姊妹，一人就得三分之一。大家一下就明白了，而且，也会写会记。同学们都喜欢回答他的问题，争着到黑板上去做题，哪怕是做不起，也非常高兴，因为吴老师会帮助你分析错误原因，绝不讽刺挖苦你，不知不觉的你就会做题了。

语文老师熊光明上课时，总爱给我们讲故事，尤其是在讲成语时，就讲一个成语故事。成语好记，意思也懂了，用起来就容易了。那时，正是全国推广拼音的时期。他把拼音的来龙去脉讲得清清楚楚，透透彻彻。到现在我都还记得那时拼读窝（o）时，大都爱说猪窝窝。

虽然这年是最困难，肚子饿得最惨的一年，但有这两个老师和我们一起，我们也过得很快乐。

这年遭遇几十年来不遇的天旱，红苕地里爬满了虫，红苕叶被虫吃光了，挖出的虫蚕比红苕都多。大人们就在山坡上拾些柴火，把虫蚕放到火里烧，烧熟后就狼吞虎咽地吃。

水稻减产，交国家公粮都不够。公共食堂就只得用瓜菜为主食，一点菜和着红苕煮的汤，也只能由炊事员掌勺分给各家。记得最清楚的是食堂管理员吴有木天天念叨的，每人每天定量红薯5两4钱8。5两4钱8，刻骨铭心，至今难忘。但那5两4钱8红薯，却是我们的命根子，那时，如果没有它，我们都会饿死。

到了公元196o年的栽秧季节，正是我们准备考初中的日子（那时一个班平均能有一两个人能考上初中，不是现在这样人人能读初中的），我们的妇女大队长又来关注我了，她亲点我和邹元安哥放下书包去栽秧。

我们班我是学习委员，邹元安哥是班长，等于班委会解散。我那时个子矮小，推不动秧盆，我们的现场总指挥刘会计就安排大力士吕法公帮我拿秧盆，等于给我配了一个助理。

直到有一天中午快吃饭时，我晕倒在田里，吕助理把我背到田坎上为止，一共战斗了15天。好心的刘会计叫我下午回去上课，但还是叫我在栽秧组吃午饭，因为栽秧组吃的是贵族伙食——豌豆稀饭。我受宠若惊，至今都还忘不了我们的刘会计。

似乎刘会计很喜欢我，因为在栽秧比赛时，我恰遇到没有水的田边。口令出到比赛结束，我的脚就在那里与旱田搏斗，并没有栽多少株秧子。可公布结果时，却是我和邹元安哥两人获胜，当晚领到奖金五角钱。我俩第二天到区上比赛却无功而返，但也领到了参赛费四角五分钱。我有了这笔钱，当时不知道有多高兴。我在大队代销店买了一根帆布皮带，还剩下几角钱，我给了母亲买针线用。

我终于又回到了学校，回到了紧张复习应考的课堂，比邹元安哥早了整1o天插秧的农活忙完后，公共食堂的红薯吃完了，小麦豌豆还没成熟，就吃红苕叶、老莲花白叶。许多人出现水肿，就住到大队临时医院。医生给他们吃一些油枯和点米，熬成粥吃，不几天水肿就好了，可出院后几天又肿了。后来大队也没办法管了，因为水肿病人太多了。公共食堂也停业了，叫自家想办开伙。于是人们又找回自己交上去的锅盆碗钵，找不到的就用烂瓦罐做锅，找些老菜叶、野菜、树皮之类煮熟吃。记得邹元安哥的爷爷因吃糠拉不出屎，叫他用手帮他爷爷抠。还有人满山遍野捉老鼠、蛇、癞蛤蟆、蝙蝠等凡能捉到的动物，放在火里烧熟就狼吞虎咽地吃下，甚至还有吃“观音土”的。但还是解决不了问题，这时就开始饿死人了。开初，三天两头死一个，后来每天都有一个两个人去见阎王爷。那时偏偏我父亲又从炼钢厂回来了，他是我们家最先得水肿病的人。眼看着我家过去几年的干红苕藤、干菜叶都吃完了，我和四姐就拿着镰刀遍山遍野地挖野菜，找野红苕回家充饥。那时几颗胡豆、豌豆之类的就能解决一顿伙食。我那时爱做同样的梦——不是检到一颗碗豆，就是检到一颗绿豆，它门总是很大，有碗那么大，可当我笑醒时，什么都不见了，只听得肚子在呱呱叫。学校也找不到学生读书，只得放假了。一天，队长邹如石叫大家到公共食堂开会，他说明天上级领导要来检查，大家要煮最好的东西端到食堂里吃，不准说公共食堂没开伙的事，谁出错谁负责。可到了第二天中午吃饭时，我父亲好像故意做的一样，端着一碗干红苕叶在食堂桌上慢慢的咀嚼。

一会，果然有两个干部模样的人朝食堂走来，队长叫我父亲赶快进屋藏起来，可父亲就是不走。正说着时，干部模样的人就到了，于是父亲就接受了干部的采访。

干部说：“大爷，你吃的啥？”

父亲说：“吃的几年前喂牛用的干红薯藤。”

干部说：“能吃吗？”

父亲说：“就连这个都吃完了。”

干部说：“公共食堂没给你们吃的吗？”

父亲说：“公共食堂一个月没开伙了，已经饿死二十多个人了。”

干部不再说话，很不高兴地走了。

队长走过来骂我父亲：“你闯祸了，看你怎么死法。”

父亲说“迟死不如早死，一人做事一人当。”然后气冲冲的回了家。

可是到了第二天也没什么事，到第三天就听说国家放贷粮了，每人每天一斤谷子。第四天公共食堂又开伙了，炊事员把谷子用大磨磨成面和着菜叶煮成糊，再用勺分到各家，虽然谷糠有点卡喉咙，但大家觉得也很香。我爷爷喝下菜糊糊后说：“这下我们饿不死了，还是党好啊，旧社会遇到天灾就只有等死。”

至到小麦豌豆收割后，国家才停止了放贷粮，但小麦豌豆都因种得过密，并且没有劳动力去管理，没有多大收成，人们又依靠瓜菜过日子了，所幸的是再没有人被饿死了。

虽然公共食堂没有多少面粉吃，但我们六年纪的学生因为要升学，大队就配给每个学生每天一斤面粉。而且还规定我们在学校住，寝室是过去王文家的厢房。那房已分给一家农民了，就叫他让出两间，男女生各一间，还把他的厨房也给了我们。我们的床是用农民的竹子捆绑成的大铺，各人拿着从家里拿来的被子和席子，往上一放，就开始做升学梦了。

看来，那时的农村干部也懂得抓教育。

我班只有28个学生，2o个男生，8个女生……当时邹元安哥是班长，当管理员，管理粮食。每天下午下课后，他就和文娱委员吴蓉蓉一起到大队面坊背回我们班一天的面粉，然后再由我班的大女生轮流煮饭。

有天上午快放学时，一股烧馍味被微风吹到了教室，跟我们的菜糊糊味道大不一样。正在大家尽情地做深呼吸享用这香味时，调皮蛋刘怪怪和瘸子陈明明给老师请假出教室去了。不一会，他俩就得意洋洋地拿着用南瓜叶包着烧好的馍，在教室门口大喊：“大家来看火烧粑﹗”

同学们马上就知道有人偷面粉做火烧耙吃，于是教室乱作一团。邹元安赶快到办公室请来了吴老师，吴老师走到教室门口大喊一声：“干什么？”

同学们一个个就吓得目瞪口呆的。然后他说：是邻居老大娘烧在我们的灶里的，不好好上课，就滚回家劳动。风波虽然平息了，但大家还是知道是那天煮饭的文娱委员吴蓉蓉干的事。后来越闹越凶，刘怪怪还给吴蓉蓉取了个“火烧粑”的绰号，至到吴蓉蓉长大嫁人当了奶奶后，同学们都还记得她有个绰号叫“火烧粑”。

其实，我非常喜欢吴容容。在困难时期，大多数的女孩都面黄肌瘦，而她却皮肤红润，眼睛黑而亮，一看到她，就有一种春暖花开的感觉。我从未在人前人后叫过她一句“火烧耙”，只可惜我是一个不起眼的小不点，她从来都不和我开玩笑，只有在遇到问题时，才很严肃地问我。

虽然火烧粑事件被我们班主任吴老师很轻易地就摆平了，但是，可把我害苦了，因为班主任把邹元安的伙食团长换给了我。我的力气很小，于是，到面坊领取我班的28斤面粉，又给我配了个助理。最令我倒胃口的是，调皮蛋刘怪怪是我的助理，而不再是吴蓉蓉。幸好，邹元安哥和我关系好，面粉拿回后，他总是来帮忙，把同学们每顿要吃的分好，只叫吴蓉蓉和吴金花（班主任又叫吴金花参与管理）去给女生们分配任务就行了。

后来，我和邹元安哥都考上了初中。我班是那年全区13个完小中考得最好的班级，28人参考，7人考中。这是我们龙门小学的骄傲，也是龙门大队重视教育的成果，我们的两位老师因此而转为正式公办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