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快，全校五百多名学生和几十个教职员工都集聚在了大礼堂。坐在台上的领导也不宣布开会，人们东张西望地等待着。一会儿，见夹着皮包的几个人走来，台上的人就站起来拍手欢迎。台下的几百号人也就跟着拍起手来，其中一个人就向大家招手，掌声就更加热烈。这时，台上很难和我们见过面的第一校长就宣布大会开始，然后分别介绍县教育局的领导。场面之庄严、宏大，是我们高中三年来见到的第一次。以往，连第二校长都很难见到，一般会议都是第三校长岸春安主持。

介绍完后，校长就请县教育局的领导讲话。先是一个什么科长宣读中央《五?一六通知》，现在还记得通知里面的一些内容大概是这么说的：“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的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听了这些话，我们也不知道是说的谁。在读报课时，班主任也读过有关防修反修的文章，到底谁是我们身旁的赫鲁晓夫？为什么要搞文化大革命？我们也没在乎，认为也不过像过去批《海瑞罢官》，揪“三家村”“四家店”一样，很快就过去了。

接着就是侯局长讲话，他讲话的内容不多，不过几句客套话而已。最后就宣布：我县的所有中学生都要听从党中央的号召，停课参加文化大革命。还说，很快县委要给各学校派工作组，文化大革命怎么搞，就按工作组的指示进行。

校长也没什么话可讲，就说：“下来过后也不要到教室上课了，干什么呢，就学中央的文件和有关文章。散会后各班班长到学校去领取材料。”

过去读书时觉得很累，可现在不读书了，反而觉得不习惯。有的人就跑回教室看书，我和几个同学满学校转了一遍，觉得没意思，就想回教室看看书或画画什么的。这时就碰到画友吴凡赤几个，他们说，上街去玩，我就同他们到街上去转。龙门县城的街上和过去一样，没有什么改变，只有熙熙攘攘的一些忙于生计的人群，也没听到文化革命的只言片语。虽然在逛街，但心里总不塌实，胸口堵得慌，老想着读书考大学的事。

回到寝室，就是一遍热闹景象。有打扑克的，有下棋的，还有三五成群吹牛皮的。看来他们是在享受停课的喜悦，有点乐不思蜀的样子。

邹钦明坐在床上看领回的中央文件和文革宣传材料。我问他文化革命要怎么搞，多久才能上课。他说看了许久也不太明白，也许要一年半载的吧。还说教室里只有几个人在复习，他看了一会书，觉得心里很乱，就回到寝室来了。他不断地叹气。我就陪着他到篮球场去打球，我俩就胡乱的仍球，投球，出了一身臭汗后就觉得轻松多了。

全校同学就这样无聊地耍了两天。第三天，在吃早饭的时候，值周老师通知，各班同学到教室，听班主任安排。同学们吃过饭，很快就跑到教室等候。

有了学生，教室就恢复了生机，楼上楼下欢声笑语。我们没有了学习的压力，没有了大学的重负，也没有了谁好谁差的界限，就彻底放松了。一个个女生走进教室都红光满面，衣服也穿得漂亮了，头也梳得光光的，显出了一些女人的魅力。我们的班主任就更夸张了：一身崭新的，熨烫过的中山服，擦得亮的皮鞋。他刚走到教室门口，全班就哄堂大笑，热烈鼓掌。他笑着走进教室，招呼大家坐下（有人和平时上课一样喊了起立），就说：“大家不要笑，今天我为什么要穿新衣服呢？我们要去迎接县委、县政府派来领导我们搞文化大革命的工作组，这是一件大喜事。一会，大家跟着我，到我们班指定的位置站好，夹道欢迎，要热烈些哈！”

“好！yes！”同学们放肆的用汉语、英语大声的回答，有的还敲着桌子。

紧接着，我们就同班主任一道到我们班的指定地点，站在石梯两边等候。

我们的学校是用解放前的一座庙宇改建的，学校坐落在半山腰的开阔地带。要从山下上去，必须经过沿坡而修的几百级石梯。全校六百来名师生刚好排满市梯。约莫等了半个小时，就听到山下传来欢迎的掌声和“誓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口号声。又过了几分种，我们才看到由我校三个校长陪同上来的工作组的同志。工作组一共有三个人，组长名叫高卫齐。据说，侯局长在山下把他们交给校长们后就回去了。当时的场面是何等的热烈啊！几百名师生夹道欢迎，鲜花簇拥，彩旗飘舞，歌声嘹亮，口号震天，这是我校有史以来的第一次热闹场面。工作组的同志也非常满意，他们不断地鼓掌表示感谢。

有了工作组，我校的文化革命才算有了掌舵人。当天下午，我们就看到有工人在走廊两边搭建大字报棚，还有许多干部同学和老师被通知到工作组办公室开会。校长们的行政办公室就正式交给了工作组，自己抱着那些书报、文件之类的回家休息待命去了。

工作组进校的第三天，刚吃早饭，值周老师就通知到办公楼外参加批斗会。我和邹钦明走到会场时，会场已经人山人海，围得水泄不通了。同学们再也不按过去的教学班活动了，班主任也不来组织自己的学生，而是各行其是。因此，会场秩序很乱。只见会场中央的乒乓球台上站着一个人，那个人我太熟悉了，就是刚进校时，我们几个小个子同学爱与她比高矮的教俄语的，右派老师黄娜娜。我们挤进人堆后，才看到主席台后面的办公楼上挂着一幅横标：打倒右派分子黄娜娜。

主席台上正中坐着工作组长高卫齐，在左边坐着我们很少看见的第一校长付同舟，坐在右边做记录的是学生会主席雷正子。

站在乒乓台下批斗黄娜娜的几十个学生，几乎都是学生会和各班的班干部。

高组长宣布：“龙门县立高级中学，批斗右派分子黄娜娜的大会，现在开始！黄娜娜要向全校革命师生老老实实的交代你的问题，争取宽大处理。”

有点抖的黄娜娜就说：“我一定争取宽大处理，你们问什么我就说什么。”

学生们就轮流看着事先准备好的本本提问：“你为什么被划成右派？”

“我说老师吃27斤粮食不够，我这么小的个子有时都很饿，就说我闹粮。”

“你胡说八道！你宣扬苏修好才是真的！”

“我没有。”

“那，你是被冤枉的了？”

“我不敢说这样的话。只是觉得有点委屈。”

“这就是你想翻案的证据！”

“你为什么学俄语？”

“当年，大家都向往苏联老大哥嘛，我就报考了俄语系。““对了，又是一条罪状：崇拜苏修。还有，你在课堂上上课时，大事宣扬苏联好。我们国家很多年都难赶上苏联，有这事吗？”

“那是在学课文时，我顺便说了一句，是实话。”

“这就是你的真实面目！”

……

批判大会还在进行，邹钦明走过来给我说去看外面的大字报。于是，我俩就离开了会场，果然看到新建的大字报棚上贴了许多大字报。上面贴的都是些工作组带来的中央文件和一些批判《海瑞罢官》之类的文章。我们看了一会也觉没意思，就回寝室看小说。回到寝室，见很多人都回来了，有的人还在打扑克。

第二天就是看批斗三青团员张大杯老师。

张大杯是一个很狡猾的中年男子，他戴着一付深度近视眼镜，镜片就像一个玻璃瓶底，望着你，很是恐怖。他不像黄娜娜那样好收拾，问什么就回答什么。问他当时为什么参加三青团，这么简单的问题，他支吾了半天才说出一句气死你的话：“青年人爱国。”

气得一个学生爬到乒乓台上去揪他的耳朵，摘下他那恐怖的眼镜。可这下更吓人，他额头上的皱纹和那眯缝着的眼睛，还有那大嘴巴下露出的参差不齐的牙齿，就像漫画中的魔鬼一样。于是，又有一个学生爬上乒乓台，把眼镜给他戴上，然后说，你不要吓死我啦，还是用这付臭眼镜挡住你那狰狞的面孔吧。

不管你怎么弄，他就是不说话，也许是整风运动给了他的经验和教训吧。对待这样的老“运动员”，工作组的人也没办法。折腾了两个小时后，就叫他回去写交代材料。同学们也没有多少人言，多数人都在看闹热，所以，大家就一哄而散，各自玩耍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