渊哥获救不久，到了公元1968年1o月，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的革命委员会都成立了，而且被认为是代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邓小*平、陶铸（当时称刘邓陶）也失去了一切领导职务。我们认为文化大革命已完成了《炮大司令部》的任务，揪出了“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了，就应该结束，接下来就会马上复课迎接高考了。

但出乎意料之外，我们得到的通知是知识青年要到边疆、工厂、农村、基层去锻炼成长，当时叫做“四个面向”。

龙门县革命委员会里的造反派成员主张把造反派留在县城，就动员县城各机关单位和厂矿提交招工申请。当时，城区一共要招七八十人进机关、单位和工厂。

可这件事情被过去的保皇派告到了驻军长那里，说不公平，被驻军长否决了这个方案。说，大家都回去锻炼，需要人时，看表现招工。于是，我们拿到高中毕业证书后，就听从县委县政府的安排，回到农村锻炼。

说到毕业，也是一个史无前例的事。我们高六六届的学生，从1963年9月入学到1968年1o月毕业，在高中读了五年零一个月；而所有六七届、六八届的学生都同时一起毕业。这三届学生史称为“老三届”

“老三届”，是新中国高中生中最不走运的一个群体。好不容易从三年自然灾害中挣扎过来；走进初中就遇到大办农业，有的被精简，有的被停办。没精简没被停办的，又要去支农，放六个月的长假；到高中时，又碰到该死的文化大革命；在学校白白浪费了两年青春，才熬到高中毕业，后又上山下乡；好不容易回城工作后，又遇到下岗，什么不顺心的事都被他们赶上了。

老三届，真像希腊神话里，上帝宙斯与底比斯国王的妻子偷情而生的大力神赫拉克勒斯。宙斯的老婆赫拉害得赫拉克勒斯比他的弟弟迟出生，失去了底比斯王国的王位继承权，却要维护他弟弟的王位而终身劳累，自己还觉得很幸福，这就是命运。当命运决定了你的时候，你别无选择，只得默默地承受，去面对命运的安排，一步一步的往前走。

各大专院校也是如此，全部毕业，参加工作去了。全国的所有大学、中学校园，几乎在一两个月的时间内，就成了一个空校，曾经为**粉碎资产阶级司令部立下过汉马功劳的红卫兵就自然解散了。

我们至今都不明白，当时**为什么要抛弃我们。知识青年需要锻炼是无可厚非的，就是城里的人，机关工作人员都不例外。但为什么就非要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呢？我从小就和贫下中农打交道，他们身上有很多优点，但也有很多落后愚昧的东西，即使要学习他们的优点，也没必要让全国上千万的中学生下放到农村去，而且并不是短期，是无期。但这是伟大领袖**的指示，没有谁会反对，而且总认为有其深远的政治意义，因为那个时代的人绝大多数都崇拜的。那时有句时髦的话，叫做，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

我们学校有很多人都在毕业典礼上表决心：到农村去，滚一身泥巴，炼就一颗红心！听来非常革命。但我总觉得他们是装出来的，目的并不那么纯正。

回家那天，老天爷也为我们落泪，毛毛雨下个不停，我们龙门区的同学有十多个人走在一起。那时到龙门区只有一条碎石公路，只通货车，不通客车。我们挑着行李，默默地接受风雨的沐浴，一个个像落汤鸡样。走到朱家桥时，有个同学说，我受不了了，头昏脑热，肩上的胆子这么重，为什么不把这些无用的书籍扔到河里？他的话音一落，全部响应。大家放下行李卷，把所有高中的教科书通通扔进了桥下的浑浊的河水里，我只留下了我的绘画书籍和一本日记本。

我们回家后不到两个月，**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指示就出了。成千上万的城镇户口的中学生被下放到农村，我们这些土生土长的农村娃，还有什么理由不回农村呢？

城里的学生戴着大红花到农村来，国家补助粮食和伙食，多么的光荣。人们只知道下乡知青，而却不知道我们这个比下乡知青庞大几倍的回乡知青队伍。我们一个个悄悄的回到农村，回到家就是货真价实的农民。可我们的父母省吃简用，含辛茹苦把我们送去读书，并不是要我们回来当农民的，早知如此，何不当初就在家当农民挣工分，讨老婆。所以，虽然我们干农活比下乡知青轻松，但我们的心理负担远比他们重。

我又回到我的农民兄弟中间了。开头还有许多人指指点点地说：“如果不读高中，你的儿子都会跑路了，真实不划算”，但后来省城里的知青都下放到我们生产队了，大家也觉得没什么说的了。我在干农活时总是默默无言，心里老想着读不成大学了，这辈子完了。回家后，就看从同学那里借来的小说，有时也画点画，过得很无聊。不做家务，不做饭，还得父母把饭煮好，再到我的房间里催促吃饭。

所幸的是，没过多久，农村贯彻中央关于公办小学下放到大队来办的指示后，我门龙门大队小学的外地教师都回自己家乡所在地了，我被龙门公社确定为龙门大队小学的民办教师。只是大队支书到生产队给我说了一声“公社确定你当民办教师”，我就从田里起来，洗干净脚上的泥巴，就走进了小学五年级（那时小学只读五年）的课堂。

我们小学每个年级一个班，五个班，共五个老师。有一个是本大队过去留下的公办教师，我们四人都是这次进学校的民办老师，我是高中生，有两个是初中生，还有一个是小学毕业。由于我是高中毕业，大队给我的工资每月要多其他三人两元，我的3o元，他们的28元。每月国家给每个民办教师7元，其余部分，在年终由大队支付。

我们龙门公社的社办农中也在我们学校，都是用过去地主王遗家的房屋改建的。有两个初中班，六个公办教师，还有一个工友，我们12个人，就是一个家。

那时的人没有什么利益冲突，就不必算计对方，也不必防着对方，所以我们这个家庭比较和睦。有时在星期天，一起上山打野兔，打鸟儿。有的拿着鸟枪在山口等后，不会打枪的就拿着竹竿满山遍野的吆喝。打猎结束回到学校后，把猎物交给工友做菜，就去打扑克，等着吃饭。有时也会去钓鱼，钓得的鱼也是大家一起吃，真有点像原始**的生活。那段日子虽然我们都很穷，但过得比后来有钱的日子快乐。

大概过了一年，一年一度的征兵工作开始了。我们也参与了宣传工作，但由于我总想读大学，就没报名当兵。可过了两天，民兵连长汪高虎到学校问我，怎么没报名参军，我就不好意思地谎称，那天大队报名时有事没来。但他不依不饶地问：“那么，你到底愿意去当兵保卫祖国不？”

这话问到这个份上，我还有什么回旋余地呢？就说：“当然愿意，但公社面试都结束了，怎么办呢？”

他却说：“只要愿意就好，我帮你补报上去，公社面试的事我去说，后天上午你到区上参加体检就是了。”

我只得说一声太感谢了，给自己一个台阶下。

我到区上体检时碰到了几个同学，他们都非常迫切的想当兵，因为在**事件未生之前，农村去当兵的人退伍就会被安排工作。有一个同学当了兵，后来安排在区供销社卖烟酒糖，我还找他开“后门”买过糖。

可我的体检并不顺利，听医生说心脏有杂音，我觉得打篮球、乒乓都不觉得累，也不在乎，本身我就不想去当兵，就高兴地回家了。

可回家后的第二天，有两个军人到了我家，他说我需要复查，我就同他们一道去到区上复查。他们找来他们自己的军医，那军医掰开我的眼皮看了看说：“这点杂音是因为贫血引起的，到部队后营养跟上了，自然就好了，没关系。”说完后就在我的体检表上签了字。

出来后，一个军人告诉我说，他们要招一个会画画的兵，回去当团部的政宣干事，在全县范围内只选到两个这样的人，一个是我，另一个就是我的画友刘大石。而刘大石被他们通远公社党委否定，说他很坏，剩下的惟一后选人就是我了。我知道是到团部画画，而且是当干事，就非常愿意去了。

这里还得说说我那画友刘大石了。其实，刘大石过去在师范校读的是“社来社去”班，毕业后回乡也是当民办教师。他家住在街上，常和他们的公社干部相遇。一天晚上他和那些干部在一个院坝纳凉时，他说：“老子现在倒霉，等我的两个儿子长大后，就好了。我叫一个去当公社干部，一个去当屠夫，我家就有权有势有肉吃了。”这话一出，气得那几个干部，拖着自己的凉席一言不的就回了家。

在吃不到肉时，他就自己用蜡纸，仿制肉票，再刻一枚区供销社主任的印章盖上。过几天想吃肉就去割。更离谱的是，他还把假肉票送给亲友和同学。终于在一天被卖肉的觉，交给公社干部。公社干部找他去询问，他对造假肉票供认不讳。他的理由是：区供销社乱地方票证是错误的，不受法律保护。当官的可以不要票买肉吃，当民的不印假票就吃不成肉。弄得那些公社干部没办法，也就说，下不为例，以后真有需要的话，找公社书记帮他开个条子去买，但希望他不要再印假票，搞乱市场了，何况你私刻别人的印章也是违法的。从此，不管有什么好事都不会落到刘大石的头上，甚至后来民办教师调整时，连民办教师都没有当成。

可当我真想去当兵时，却被想当兵的竞争对手告，说我的右手骨折过，水都不能提。后来两个当兵的来到我家，他俩（其中有个是连部文书，他主要负责我的事）说了这事，感到很可笑。我的右手因骑自行车摔伤后19天就痊愈，一个星期后就开始打乒乓，两个星期后就开始打篮球，并且在生产队挖地、挑粪都没问题，居然有人把我的手说得这么糟糕。他俩还拿来一个手榴弹叫我扔，我扔了大概三十多米。他俩很高兴，说没问题，我到部队军训这关是要过的，只要扔手榴弹行，其它就没问题。

那几天我就满怀喜悦地等待当兵的好消息，可那两个军人又给我带来了坏消息。他们说最后一关——公社党委确定名单出了点问题，如果我能写一份血书就有办法。可我不知怎么把手弄破，就有些犹豫，那个文书就说，算了，把身体搞坏不好，万一没去成，也不划算。幼稚的我，没听出话外之音，也就想，当不成兵，以后读大学更好些。

他俩走后，我才知道是我父亲怕我去当兵打仗，每天都到公社武装部长面前去哭，说我的兄弟还小，一旦有事，他们没依靠。

我的父亲一辈子为我们*劳，虽然有四个女儿，可他4o岁才得到我这个儿子，第二个儿子因麻疹死了，48岁得到我小弟。他一辈子都在为我们做事。惟有这次，却帮了我的倒忙，我有什么理由去埋怨我的父亲呢？

他怕我去当兵，还有一个原因。在旧社会，他曾经被抓壮丁的人抓去，关在一个屋子里，准备送去当兵。后来，被他常给他家送玉米的大名鼎鼎的潘文化军长认出，潘军长说：“你怎么在这里？你去当兵，以后我家买谁的玉米喂猪呢？”我父亲灵机一动，居然编故事说，他不想去，就是在给军长家送玉米的路上被抓的。军长看了一下他的士兵，然后不高兴地说，放了他。

后来我们生产队有个小伙子当兵去了，别人说就是他怕我去了后他去不成，是他到公社告的我。我觉得无所谓，反正别人也是为了活得好些。谁知他当兵不到两年，在部队违反了纪律，受到批评就想不通，用步枪口抵住自己的下颚开抢自杀了。

新兵要出当天，刘大石找到我说，这次部队要招的画画的宣传干事没招到，我俩干脆跑去爬上新兵的车，混到部队去再说。说实在的，真正要说画画、写字，刘大石的水平比我高得多，我只不过是利用画画来调节自己，水平很低。而刘大石却不同，他已到了专业的水平了。他参加书法比赛，获得过全县第二名。即使我们找到了部队，论水平，自然该他去，当时，我也没想那么多，就和他一道骑着破自行车跑到县城。到了县城，我们四处打听，没找到来我区接新兵的扬连长。

在县城花了三角钱住了一晚上，第二天我俩又垂头丧气的骑着只有铃铛不响，其余遍身都在响的破自行车回家了，我的第一个绝好的机会——当兵，是当时年轻人最好的展机会，就这样在我身边轻易地溜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