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提到文革十年，人们有一种错觉，认为这十年中，都是造反派在掌握着国家的党政大权，他们滥杀无辜，为所欲为。其实，就龙门县的造反派来说，虽然他们中的很多人被结合到各级革命委员会，担任了领导职务，但并没有真正掌握过一天领导大权。他们确实想掌握党政军大权，但没有机会，反而闹出很多笑话。

就拿龙门县造反派中职位最高的副主任伍成雨来说吧，当天他怕再遇到王娟，自己失控会犯错误，就一早独自离开了团队。

木主任起床后，听说他已经回县城了，就很不高兴。等他回城后，伍成雨就到木主任办公室请罪说：“主任，我家里有点事，走得很早，没有等你们。我向你请罪！”

木主任说：“知道有错就好！一个革命战士要戒骄戒躁，不要老是拿自己过去的一点成绩来炫耀。你昨晚不是在给小姑娘讲自己的英雄事迹吗？什么目的？那姑娘一大早就端着一碗醪糟蛋在你门口等候你，你却走了。以后再犯这样的错误，要在组织里检讨！”

伍成雨说：“以后再也不会了，我向长保证！向**保证！”

而且，就是这尴尬的领导地位也只有从1968年2月13日成立革委会后，到1969年底，四川省的革委会副主任刘结挺、张西挺在位时，短短的不足两年的时间。

想当初，龙门县革命委员会成立时，造反派伍成雨当了副主任，干云勇、邹钦明、刘仁里都当上了常委。一时间，造反派有点得意忘形。他们认为是思想的伟大胜利，从此，中国再也不会走资本主义道路，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取得了伟大胜利。

可实际上，当时进入领导班子掌握大权的是驻军代表，木支本团长，同时还有原龙门县武装部的政委催大贵，为革委会第一副主任。主持政府日常工作的还有被结合到领导班子里的委员，原来的县长高在正。

在一次常委扩大会议上，木支本主任问伍成雨：“小伍，听说你们在搞一个城区各单位的招工计划，想招一部分高中学生，留在城里工作，有这事吗？”

伍成雨赶快回答说：“报告团长，有这事，各单位的报告已经收齐了，小邹正在起草一个文件，写好后就送交给你审阅。”

木主任很生气地说：“不要搞了，搞好了，我也不会同意的。我已经收到很多反映，说你们在搞派性。让他们都回农村去锻炼，以后再根据他们的表现决定招谁。”

一句话，让伍成雨副主任颜面尽失，他赶快补充说：“是！听从长命令。”

这事我曾经听邹钦明说过，他还把各单位招工的总表给我看过。他还开玩笑地说，我知道你喜欢吴静霞，就把你俩分到县印刷厂吧。只有那个厂招两人，其它单位都只有一个招工名额。而且，印刷厂是老伍的根据地，以后他会照顾你们的。

当我们回乡后不到一年的时间，就开始招工了。据我所知，没有一个造反派是由伍成雨他们招的，所招之人有过去的“保皇派”，有过去干部们的亲戚、子女，还有很多有通天本事的下乡知青。并且，很多人连初中都没读过。

再说龙门县修龙潭水库的事吧。当初是木团长木主任安排干云勇负责这项水利工程的，可当干云勇背着米口袋（自己的伙食）忙了一年多，水库工程正式开工时，水库指挥部成立，却没有干云永的事。指挥长由原县长，革委会委员高在正担任，其余成员几乎就是过去县政府的原班人马。干云勇还是回高寨公社当农民，要到县里开会时，同样还是要提着妻子为他缝的小米口袋，不然就要到街上的馆子里吃贵一倍的议价（没粮食关系的饭价）饭。

他们惟一能行使的权利，就是贯彻虚无缥缈的中央的各种文件精神，去宣传，去动员群众。这些事主任们是不想管的，他们也好在忙里偷闲。

结合到革会的造反派头头们，他们虽然搬进了县委会办公，也给了他们一间住房，但他们在县委工资表上领不到工资。伍成雨要回原印刷厂领工资，干云勇要回高寨公社所在生产队评工分，在开会时没在生产队干活时，还要出具大会开的误工单，否则，那天就没工分。邹钦明开完会就得回下乡的正元公社劳动（因为他老家已无人，当时他这种情况的都做下乡知青处理）。

他们没有人事权，更没有财政大权。这些权利还把守在过去政府的官员手里，他们只听现在在任的高在正等已挤进革委会的旧部领导的指令。所以，在龙门造反派有限的两年都不足的，在台上的时间，没有一个头头给曾经同他们浴血奋战的战友谋取到一官半职，获取过一点利益。相反，过去被骂成保皇派的一些人，因为他们在文化革命中同那些被批判的当权派关系很密切，却在高在正们那里得到招工、招干和后来读工农兵大学的机会。

不单是龙门县的造反派是这样，全国各地的造反派的情况都差不多。即使在中央，文革领导小组也没真正掌握过大权。他们的每一次权利的取得都要靠主席的一句话或一个暗示，才能得到。但他们同时还要受总理、副总理们的监视，要逾越总理这道坎，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当时的对周总理还是比较信任的。

但在台下没有被解放出来的，还在打扫人民广场清洁的木书记们并没有闲下来。有时老百姓还会看到，他们这些过去曾是为官的高尚的人，也会为扫地任务的分派争得面红耳赤的。他们也在时刻注视着在朝的造反派们的一举一动，稍有差池，他们就会让造反派们吃不了兜着走。因为从中央到地方，被赶下台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条路线并没有自然消亡，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见分晓，要到运动后期才能彻底解决。

为了解决四川的派性斗争问题，中央对军队进行了重新调防，五十四军调防云南，十三军入主重庆。

1969年第三次解决四川问题会议，四川省革委会的主要负责人和各大派头头参加。周恩来总理主持会议，中央文革和中央军委文革小组负责人到会。

在此次会议中，周恩来总理批评了两派头头在四川大搞派性武斗，造成武斗事件不断，生产受到严重影响，四川的工作仍然跟不上中央的要求。还批评了王茂聚调动部队参与攻打泸州。

会议向与会者散了中央在此前整理的刘结挺、张西挺、邓兴国、黄廉、周家喻的《反动言论录》，并组织与会者观看了纪录片《突破口上红旗飘》。当晚，王茂聚“畏罪自杀”。京西宾馆会议，对四川的两派头头进行了系统清算，有效地制约了两派的斗争。

会后，刘结挺和张西挺被扣押在北京。

（后来，在“四人帮”被粉碎后的1978年6月2o日，刘结挺、张西挺被依法逮捕。1982年3月，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以阴谋颠覆政府罪、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诬告陷害罪判处刘结挺有期徒刑2o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判处张西挺有期徒刑17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1993年张西挺因病去世。）

就在刘结挺、张西挺被扣押在北京后不久，在197o年2月一日，龙门县所有被结合到县革委会的造反派成员，都被通知到北京开会。当时龙门县的伍成雨、刘仁里、邹钦明、干云勇等7人到了北京军政大学，参加了由北京军政大学校长潭辅仁和5o军副师长林长休主持的，“中央思想学习班”四川班学习，学习班大概有五六千人参加。

第一阶段的主要内容是斗私批修，谈自己在文革中所犯的错误。

第二阶段的主要内容就是揭批刘结挺、张西挺在四川的滔天罪行。同时，还把他们两人押到会场进行面对面的批斗。并要求到会人员要与他们划清界限，会议的性质就不言而欲了。

大概两个月后，大会传达了**的指示：主席说，他们是请来的客人，学习的目的是要培养他们成为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自从传达了主席的指示后，学习班对他们就放得很松，也没有什么学习任务，但也不让他们回四川。大家就在军政大学里无目的地耍到九月份，一共待了7个月零28天。当时，邹钦明回到龙门县后，长成了一个大腹便便的胖子，他去时带的衣服、裤子一件都穿不了，全是在北京买的。

他们到北京后，龙门县在新换防时，调来的李团长的主持下，把木易山等老干部全部解放出来，结合到县革命委员会。木易山名义上只是革命委员会的委员，但在党内就是实际的县委书记。

与此同时，龙门县就从上到下的开办各种类型的思想学习班，展开大规模的批判刘结挺、张西挺的运动，以此，剥夺各级造反派的领导权。

记得，在197o年的暑假，我们龙门区所有的公、民办教师都被集中在龙门区中心小学校，办学习班。当时是传达中央关于处理刘结挺、张西挺的《12?5》通知，大概内容是说，刘结挺张西挺在宜宾地区搞独立王国，还写有《宜宾地区红太阳》的书，刘张的罪行归纳起来如下：在四川组织*纵帮派势力，大搞篡夺省委领导权的活动。刘结挺曾任四川省革委会副主任、成都军区副政委、**第九届中央委员。张西挺曾任四川省革委会副主任、**第九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在此期间，刘、张二人蓄意打击报复，残酷迫害干部，制造武斗事件，挑动群众斗群众等。

龙门区文教组长是一个叫钟先书的矮个子，他弓着他的据说是被小学校的造反派老师打成驼背的腰，拿着稿子在台上哭喊着批判刘张，说：“你刘结挺，你张西挺，你挑动群众斗群众。党中央、**说要文斗，你要武斗，你看我的腰杆被造反派打断，至今都直不起来……”

他的哭声，至今都还萦绕在我们的耳旁。我们都被感动，都愤怒地在小组或大组会上骂刘张祸国殃民，不是好东西。

批判了刘张后，大会就要求每个人斗私批修，讲出在文化大革命中所干过的坏事。到这时，人人都说没干过坏事，都说连造反派组织都没参加过，是逍遥派。

到这时，代表四川最革命的造反派头目，已被结合到四川省革命委员会当副主任的刘结挺、张西挺都是反革命，其他的造反派还会是革命的吗？没有被抓起来就是幸运的了。所以，从北京学习班回来的伍成雨等人，就再也没有政治市场了。虽然他们还是挂着革委会的职务，但连开会都很少通知他们了。一切领导权利都归还到文革前的县委、县政府手里了。他们就只有回到工厂做工，农村种地的分了。

实际上，在这个时期，造反派就已经退出历史舞台了。但他们还没有消亡，因为，*纵着中央文革领导小组的“四人帮”还在做最后的挣扎。

许多人不明白，文化大革命中，当权派被打倒，为什么我们国家的工农业生产没受到多大影响，连续获得大丰收。这就是真实的原因，是周总理在力挽狂澜，不给造反派的领导权，用他的生命在支撑着我们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