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我的心情开始有所好转之时，在1986年4月28日下午，我被通知和学校德育处的金主任一起参加参加“1?28盗枪案”内审大会（由于涉及未成年人犯罪，不公开审判）。

我和金主任迈着沉重的步伐朝法院走去，我一路上都在反思我的过失。我不知道我的教育方法在哪里出了问题，致使我班上的同学走上了犯罪的道路。我在这个班上花费的精力并不亚于我的民族重点班，可他们是顺风顺水地按照我们的期望到达了胜利的彼岸，为我和学校以及县、市争得了荣誉而这个班的学生却出了这么大的漏子。

当我再次见到我的三个学生时，他们已经坐在被告席上了。他们都低着头，不好意思看我们。

审判大会用了一天半时间，他们的作案过程，丝毫不像未成年的学生，倒像有丰富经验的蒙面大盗。

但从他们的交待来看，也是很自然的事。

刘明明：因父母要求过高，经常被打、被吊手指，伤透了心，而且，因为家庭生活困难，觉得没有人关心他，想离开社会，到大森林去过隐居生活。

黄永华：对他母亲每天的唠叨烦心得很，想离家出走，到西双版纳去过与世隔绝的自由生活。

郑爱武：因为母亲死后，父亲忙于工作和耍朋友，在家庭中没有温暖，想跑回老家，同爷爷、奶奶一起过日子。

俗话说：心有灵犀，一点通。不知在何时，不知在何地，他们的心灵就沟通了。共同的想法，共同的**，使他们走到一起。多次商量，多次计划。他们觉得，西双版纳虽美丽，但地盘太小，容易被觉，最后决定：到大兴安岭原始森林过野人生活，永远与世隔绝。

以后的日子，他们四人（还有另一个班的但丹同学）就在一起研究行程路线、筹集经费（当然就是从家里偷）等事项。后来，有人提出：大兴安岭里有野兽，怎么办？刘明明就突然想到，他家后面的武装部有枪，何不“借”几支带上，顺便多拿点子弹，也好打些野兽吃。一拍即合，他们由开始了躲在刘明明家阁楼上观察武装部的情况。

通过几个月的努力，一切准备就绪，只欠东风了。东风，就是放寒假。高山地区是高寒地区，寒家比暑假长，在第二天晚上，他们的行动就开始了。

当晚行动时，郑爱武胆怯，不想参与，借口单位大门关得早，出来不了。得到他们三人的同意，但要求他在家偷钱，为他们准备路费。

当夜深人静时，三人按计划，翻墙进入县武装部，趁值班人员麻痹不注意之机，剪断武器库电源电线。其实，他们剪断的只是电源电线，报警器电源电线没剪断，是和值班人员寝室的灯线连在一起的，由于值班人员觉得灯亮着睡不好觉，就关灯睡觉，报警器就自然失灵了。

黄用事先准备好的改刀下锁，由于没有灯光，下明锁的弹子时花费了三个多小时；明锁打开后还有暗锁，黄用钢片锯一下就捅开了。到28日凌晨一点过，他们才进入武器弹药库。所以，这案件后来称为“128”而不是“1?27”

他们共盗走“五四式”手枪六支，手枪和步抢子弹177，弹夹8个。

原计划在离开时把明锁还原，再锁上，但因弹子掉了几个，无法修复，才使得值班人员在第二天下午三点过才觉。要不然，不知要到何时才能觉。说不定那时他们真的跑到大兴安岭当起了野人呢！

刘、黄各分到两支手枪；但丹因望风，没进入武器库，分得一支手枪，事后，他们送了一支抢给在家偷钱的郑爱武。

由于，郑在家中偷了七十元钱后出走，28日被他父亲觉，到学校找到我，我们四处搜寻他们，他们没能及时联系上。实际，当晚我在黄永华家时，手枪就放在他的床上的席子下面，我还坐在他的床上同他聊天，想起来真是有些后怕。

后来，高山县通往外界的交通都要盘查，他们也走不了了，但他们还拿着枪支弹药到打靶场试过枪。

庭审趣事：由于有家长和教育界的领导和老师参加，法院院长问了他们一些有关问题。

院长问：“你们学校的老师和同学对你们好不好？”

四个学生回答的都是：“好！”

“那么，你们为什么要离家出走呢？”

四个学生回答的也相同：“与家庭关系处理不好，没有温暖。”

“那么，你们为什么不告诉老师。帮助你们解决呢？”

黄永华答：“家丑不可外扬”

刘明明答：“我感觉到，老师也解决不了这种事。”

郑爱武答：“老师也无法解决。”

但丹答：“我没有想过告诉老师。”

“你们知不知道偷枪是犯罪的？”

四个学生的回答也相同：“知道。”

“既然知道是犯罪的事，为什么还要干？”

黄永华回答说：“我妈天天唠叨，我烦恼的要想去死，死都不怕的人还怕犯罪吗？”

刘明明说：“我也是那样想的。”

郑爱武却说：“我不知道他们要偷枪，知道后，我不敢去，但我不能出卖他们，我们是好朋友，要讲义气。”

但丹说：“我是从来不想这些的，他们叫我干，我就干。”

在回答他们的犯罪过程时，他们都主动的坦白，毫不介意。

法庭宣判：刘明明：积极策划、组织盗窃枪支弹药。属主犯，判处有期徒刑5年。

黄永华：积极策划、参加盗窃枪支弹药，起主要作用，亦属主犯，判处有期徒刑4年。

但丹：在刘明明拉拢下，盗枪时站岗放哨，属从犯，判处有期徒刑1年6个月。

郑爱武：虽没参加盗枪事件，但知情不报，并且接受分给他的枪支，属从犯。但鉴于情节较轻，判处免于刑事处分。

宣判后，在座的家长们也没有表意见。四个曾经在学校表现很乖的娃娃，就在我们的眼前被警察带上手铐带走了。他们四个都低着头默默地离去，连头都不回。

我和金主任怀着沉重的心情朝回校的路上走，快到学校时，金主任才叹口气说：“可惜了，据说有两个学生成绩相当不错。”

“是啊！按他们的展来看，大学、中专都不会成问题。可谁知道会生这样的事？”我若有所思的补充说。

我们这个班终于在经过风雨之后见到了彩虹，我们班的中考也考得很好，全县三个上省属中专的学生我班独得两名。那些年代，学生要考上一个中专就高兴得不得了，莫说省属中专了，因为，只要考上中专，毕业后就是国家统一安排工作，就意味着成了国家对的人，端上铁饭碗了。遗憾的是，在平均分上比我校有一个班略显逊色，没有达到我民族班的那种老大的风范。我都觉得有些高兴不起来，但我到县教育局开会时，教育科长说，你一个班数学上9o分的人数就有15人，比我们高山一中四个班的人数都还要多三人，谁敢说你的教学成绩不好呢？确实是这样，世界上只有更好，没有最好。

就在我心情处于低潮的时候，县委宣传部、组织部却把我当成一个宝贝，他们决定调我去县委宣传部当秘书。我听到这个消息后，非常高兴，即刻就到宣传部长家拜访，可他却说我们教育局长不同意放人。我非常沮丧地回到家，我动员了我所有的关系去教育局长那里帮我做工作，但都没成功。从此，我有了调离开这个地方的打算。

但当我在1987年暑假把调动申请书交到县委宣传部时，县委、县政府却提出只要我不走就给我妻子解决正式工作的承诺。为了家庭，为了我妻子有一个工作，我在十年内不调离的协议书上签了字。

我的妻子连做梦都没有想到她会到我们这样的省重点中学工作，她会和我一起参加我们学校的教职工大会。

对于高山县委、县政府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举措，惊动了很多和我一样情况的在其它县的同学，他们纷纷跑到我家打听情况。但直到我的那些同学退休都没有能如愿以偿。

这不仅要感谢高山县的领导，而且要感谢高考的恢复。恢复高考的前几年，我们龙门县每年有几百农家子弟走出农村上大学，然后在城里工作，结婚生子，繁衍后代，变成了城里人。

后来就是每年一千多，现在高校扩招了，我们龙门县每年就有六七千个农家子弟考上大学，走进城市工作，成为地道的城里人。

我最近在网上看到有人借批评国家教育制度为名，要批判高考，狂吠什么取消高考制度，真是让人很气愤。

现在的高考加分和高校扩大招生自主权，本身就给贪官们和暴富者创造了许多，低分子女上好大学的不公平的机会，再要取消高考制度，在**风盛行的社会中，老百姓、穷人的子女还有机会得到深造吗？

我相信，这样的历史不会重演！全国人民永远也不会答应！

还得补充的是：黄永华在省城少管所劳动教养三年后就被释放回了家。一天，他和他母亲一道来我们学校找到了我，说他在少管所管教干部的帮助下，已经自学完了高中二年级的课程，希望我给他推荐到高三读书。

看着这个聪明而又让人气愤的质朴的孩子，我动了怜悯之心。我动员曾经和我搭个班的化学老师朱秀美说，先收下他作为旁听生，是否正式录取他就看他的表现。可不到半学期，他们就正式接纳了他。在第二年的高考中，黄永明考了高山县的理科第一名，成为了状元。

成绩虽然好，但由于是有前科，没有一所大学敢录取他。他的母亲拿着我们学校和县政府，以及省城少管所开据的黄永华的表现材料，在省高招办奔走求助，终于在省高招办的帮助下，被一所有色金属冶炼中专录取。

听说，黄永华毕业后分到国营企业工作，当年春节回家就用他的工资带他父母出去旅游了一次，惹得他们养路段人人羡慕。

可刘明明回家后，却没有那么好的运气。由于失去了上学的机会，就接过他母亲的马车为建筑工地拉沙石，后来又在他父母的帮助下，把马车换成手扶式拖拉机，不久后，拖拉机掉下悬崖丧生。听到这个消息后，我们所有老师都很悲伤，以个曾经多么懂事的孩子，如今却悄无声息地走了。

虽然，他们的所作所为与我的教育没有什么关系，但一想到那几个可爱的孩子，就感觉到些许伤痛。我总觉得是家长们望子成龙心切酿成的苦果，后来，家长们对我的看法表示赞同，他们说：“过去，在四人帮时期，我们老百姓的子女没有机会推荐去读书，连招工的机会都没有。现在，只要成绩好就能考上中专、大学，我们只有叫孩子读好书，才有出头之日，可事与愿违。早知这样，何不当初？”

家长的一席话，给了我很多安慰，在我后来的教学生涯中起到了很大的鼓舞作用。只要我们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只要我们把学生当作自己的兄弟姐妹或子女，做他们成长路上的铺路石，即使遇到天大的事情，我们的家长也会理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