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柺李被关进龙门县监狱后，不知所措。他是一个孝顺儿子，想到丢下他母亲一个人在家，就哭。

一个管教干部走过来，踢了他两脚说：“哭你妈的x，你当造反派的威风哪去了？再哭的话，老子打死你！”

这一脚踢醒了他，这里不是亲戚朋友家，是监狱，是专政的工具。他过去只知道同李火子一起闹着好玩，把那些走资派弄到台上批斗，灭他们的威风，过瘾、刺激，没想过他们的感受。现在论到他们斗自己了，也就是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才知道厉害。明白这个道理后，他就向革命投降，向政府缴械，努力表现，争取早日脱胎换骨，回家照看父母。

监狱的饭菜很差，说像是给猪狗吃的，也不为过。那些学生娃娃吃不下，老爱同管理干部争吵，甚至有人说，以后出去要找他们算账，招来干部的拳脚伺候。

他也知道这饭菜不是人吃的，但为了早日回家，就把饭菜当糖吃，三两下就吞个精光。

在每一次提审他时，都非常老实地交代自己的问题。有次还给管教干部下跪，求他们早日放他回去看他的母亲。可没有一点用处，他不懂得他是政治犯，是要等待国家政治局势来决定的案件。时间长了，他就慢慢的习惯这种生活了。

到公元1967年国庆节这天，他没有想出狱时，却被通知拿着行李走人。

他把几件旧衣物装在一个曾经很时髦的黄提包里，就一瘸一拐地跟着管教干部出了监狱大门。由于他的脚不方便，还享受了用摩托车护送的特殊照顾。因此，在卢菜花死后几天，她的儿子李光子回家了。

当他回到家里时，家里却空无一人。他出门打听，碰到了方老太，才知道他母亲过世了。这个消息犹如晴天霹雳，顿时击倒了他，许久没有回过神来。

街道居委会的方老太看到他回来后，吓得不得了。

她怕什么？可能连她自己都说不清楚，但心里总觉得：在龙门街上不应该再有李光子，他不安分，他爱惹事，而且有了他的存在，他那帮哥们就不得了，就会跟着他转悠，就会不把我这个一街之主的方明花老太婆放在眼里，更有不好意思说出口的就是，他可能要取代我老太婆的居委会主任的位置。于是，方明花老太婆就悄悄的走到龙门公社去，想给查云丘公安报案。

可当她走到查公安办公室门口，见到只有他一人在时，就有些犹豫不决，就又退了回来。她怕什么？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太婆居然怕查公安非礼她？

原来，这查公安也是一个臭名昭著的主。在文革时期清理阶级队伍时，他在审理一个饭店的作风有问题的女职工张天花，遇到了一些麻烦。

查公安问张天花：“你说是你们主任强迫你的，有什么依据？”

张天花说：“一天晚上，我到饭店后面的女厕所解手时，我们陈再黄经理不知怎么的就挤进厕所，把门反闩好，就抱着我，然后把我的裤子拉掉，就把他下面的那硬帮帮的东西塞进我的下身，我的尿都没来得及撒。”

查公安有些愤怒地说；“胡说八道！站着怎么弄得进去？”

“是真的！公安同志，我的身体好，下面那东西是冒起的，很好弄。不信的话，你可以看看嘛！”这张天花为了过关，不至于丢掉工作，就娇声娇气地边说边把裤子脱开，给查公安看。

查公安说，别忙，我把门关好再看，免得一般群众看到，不懂我们在办案。

等查公安关好门，转身就看到了张天花的小肚子下面那东西确实大，好像一个被调皮的玩童砍了一个口的马蜂窝。公安同志就模仿饭店陈经理的动作，很轻松地就把自己那东西插进了马蜂包。接着，两人就拥抱着，共同用力猛杀对方。最后，查同志败下阵来，收起萎缩的兵器，举手向胜利者张天花投降说：“我现在相信你没骗我，你是无辜的，是被你们陈经理强迫的。现在你可以在这纸上签字，就可以回家了。”

张天花拴好裤子，就按查同志手指的方向写下自己的名字，就笑眯眯地回饭店上班去了。

陈经理见到张天花回来，就跑过来问：“专案组的人怎么说的？”

张天花就哭着说：“查公安要我交代和你乱搞男女关系，我不说，他就把我*了。”

陈经理就说：“我马上去街上打电话到县公安局报案，你别哭！”

所以，没过几天，龙门公社的查云丘就被县公安局抓走了。到县公安局反省了几天后，就调到龙潭水库工地当公安。

张天花的作风问题，就不了了之，一直干到饭店解散，和职工们一起下岗后，到街上卖包子馒头为止。

查公安的故事，也在龙门地区传得家喻户晓。后来，龙潭水库完工后，他又回到龙门公社干公安工作。

再说，这查公安看到居委会主任方明花退回去，就走出办公室问她什么事。方主任就说她来报案，怕公安同志有事，就站在门口不敢进去。

方主任说：“那个被抓走的拐子，逃跑回来了，我专门来报案的。”

可查公安的回答着实吓了她一跳：“李光子是错抓的，以后还要给他平反。”

方明花老太婆只得扫兴而归。

龙门区中学的“井冈山”红卫兵们听说李光子被释放回来了，就跑到他家。看到他倒在床上，就赶快叫他，按他的“人中”。一伙人忙活了一阵，李光子才醒了过来，然后大哭起来。

哭了一会，就想去给他妈上坟，战友们就去把被“打狗队”红卫兵封住门的封条撕得粉碎，砸烂铁锁，找出些快霉的火纸、香和蜡，陪李光子给他妈磕头、烧钱纸，折腾了许久，才回。

当晚，他的战友各自凑钱在龙门饭店给李光子接风洗尘，同时也为李光子过19岁的生日而庆祝，非常热闹。有人大叫“血债血还”“彻底粉碎二月逆流”；也有人即兴演讲，把李光子说成是英雄凯旋，无比光荣。

公检法的人和政府的人也没出面来干涉，因为“二月镇反”已被中央文革定为“二月逆流”，政府机关也瘫痪了。但李光子那晚却异常冷静，因为他在牢房的几个月就想清楚了，出来后再也不要去关心什么国家大事，国家大事不是他一个小学文化的居民能懂的。一个小老百姓，管它什么资本主义、修正主义？好好地做自己的生意，存点钱，讨个老婆传宗接代，才是他的当务之急。？哪知，回家后，自己的母亲走了，现在最重要的问题是解决吃饭的问题。他一门心思在想这些，那些革命的豪言壮语却忘得一干二净了。他除了不断地向战友致礼道谢外，并没有过去那么慷慨激昂演讲，所以，宴会也就很快结束了。

战友们以为他还沉浸在失去母亲的悲痛中，也就陪他回去收拾那个残破的家。人们帮他把那些霉的东西彻底清除，又将他母亲用过的东西弄到他母亲坟上火化，让他母亲在阴间享用。折腾了大半夜，李光子感动得向战友下跪致谢，被战友拉住，这时他才想到打开他母亲留下的惟一的祖传的皮箱。一套崭新的军绿色制服上整齐地放着一叠零钞，数了许久，才确定为88元8角8分。从这吉利的数字上，可见他母亲并没有疯，而是用生命在帮他积聚财富。李光子顿时号啕大哭，在场的二十多个战友也无不流出辛酸的眼泪。

这夜，他们通宵未眠。

第二天，在战友们的鞭炮声中，李光子的“光子糖酒”店开张了。李光子用他母亲留下的钱进了些货，然后在龙门饭店宴请了他的战友们和几个本家客人。

从此，李光子誓再也不去关心什么国家大事，一心想振兴李家，实现他母亲的心愿。所以，当李火子提议把封他母亲店铺的打狗队队长郭要武弄到他母亲坟前请罪时，李光子坚决不同意，抬不起头的“保皇派”郭要武才躲过了一场灾难。

说是烟酒糖日杂店，可实际上他没有经营烟酒的权利。那时，没有个体户，也就没有私人酒厂，而且集体的酒厂是不能随便用粮食酿酒的，有计划和粮食指标的。有限的酒只能按计划供应。烟，也是只供销社独家按计划供应，除非卖不掉的经济烟之类的可以批一点给李光子母亲这样的吃商品粮的特殊小摊点。他母亲死了，有残疾的李光子也才能继承***店业，一直没人过问他。所以，李光子才得以靠这个店活下来。

虽然很艰难，但李光子很努力经营。人们经常能看到他挑着担子，一瘸一拐地在龙门糖果厂和他的店铺间行走。在昏暗矮小的店铺里给农民兄弟递去草纸、火柴、食盐等物，再从农民兄弟手里接过几分几角的皱皱巴巴的钱。

每当晚上，他坐在灯下清点钱时，就露出满意的笑容，因为他这个月赚了三十多元钱。他很知足，这些钱除去他每月不到十元的生活费外，可以积攒下二十多元钱，为他讨老婆用，说不定再过三五年就攒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