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五世纪至前三世纪，中国上古时代最早的字书《尔雅》第一次记叙了我国先民对中国四周的地理观念。它称北方为“觚竹”，南方为“北户”，西方为“西王母”，东方为“日下”。其中关于“日下”，《尔雅》说:

日下者，谓日所出之所，其下之国也。

在古代汉语中，“下”主要有两个意义。一是表示“从高处到低处”，与日本语中的“さか&#65438；ゐ”(Sagaru)和“おろす”(Orosu)等同义，属于动词形态。一是表示“所处的位置在下方”，与日本语中的“もと”(Moto)和“した”(Shita)等同义，属于名词形态。《尔雅》中“日下”的“下”，应当属于后一种意义的方位词。所以，所谓“日下”，便是“在太阳之下”，而不是“太阳落下”的意思。

如是，《尔雅》的这一表述便可以得到顺理成章的诠释。它的本意是说，中国之东，那里是太阳照耀下的土地。这一记载，在当时未必确指日本列岛，它更多地是表现了中国古代先民关于太阳的奇特幻想和对于东海的神奇传说，从而构成了上古时代独特而神秘的东方观念。

尽管如此，但是由《尔雅》所表述的中国上古先民的这一东方观念，与以后“日本”的定名，却有着密切的关联。

日本在飞鸟时代之前，关于自身的国土和人种，并没有一个统一的确定的名称。日本最早的书面文献《古事记》是依据上古流传下来的若干“帝纪”和“旧辞”编纂而成，其中称自己的国土为“大八岛国”、“大八洲”、“苇原中国”、“丰苇原水穗国”等。八世纪末编成的《万叶集》及以后的《古今和歌集》，自称国名为“やまと”(Yamato)，用汉字表为“倭”或“倭国”。这显然是把中国古文献自《山海经》以来关于“倭”的记载，与《三国志·魏书·倭人传》中关于“邪马台”记述综合而成的定名。然而，在七、八世纪时代日本律令制国家体制逐步确立，形成古代国家的时候，朝廷开始官定国名为“日本”。公元720年依据中国传统的编年体裁又采用古汉文撰写成的日本古代第一部史书，首次命名为《日本书纪》。

“日本”的含义便是“太阳的故乡”。在这里，“本”就是“もと”的意思，即在太阳之下。那么，当时的日本人究竟依据什么观察，感受到自己生活的土地竟然是“太阳的故乡”呢?地球运动的实际状况使人类对于太阳的升降具有共同的感受——即太阳从东方升起，在西方降落。这一点，对古代日本人来说具有同样的意义。因此，“日本”这一名称的意义，在最初的时候，它并不是日本列岛本土居住民的意识，而是观察到太阳从东方升起的日本列岛西侧的居住民的意识。

实际上，“日本”这一名称，与中国《尔雅》中把东方称为“日下”具有极为深刻的内在关联。六七世纪时代的日本贵族阶级正是接受了《尔雅》中所表达的上古时代中国先民的最原始的东方地理观念，进而把它作为自己生活的土地、国家和人种的称谓。

古代日本确定“日本”这一国名与“天皇”这一称号，经历了一个历史过程，从中显示出《尔雅》的东方观念对当时日本最高层知识分子心态的影响。古代日本的最高君主在确定“天皇”的称号之前，曾称为“王”、“大王”、“天子”等。公元607年，日本第二次“遣隋使”大臣小野妹子携带“推古天皇”(这是后世的称呼)致中国隋代皇帝的《国书》。此《国书》的开首这样写道:“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61288；此话的前半部分“日出处天子”是日本国王的自称，文句中的“日出处”，明显地来自《尔雅》中“日下者，谓日所出之所”，使用的是中国先民的东方地理概念。此句的后半部分用“日没处天子”来指称中国的皇帝，这里表述的是日本人的西方地理观念，认为中国便是太阳西落的地方。这是当时日本的贵族知识分子仿照《尔雅》中“日所出之所”而拟就的西土地理观。正是从这个意义上，确认“日本”这一定名是从“日下”引伸出来的，这并不过分。这是《尔雅》表述的中国古代先民原始东方观念的最大价值。

中国上古时代记载日本列岛的知识的最早的文献，应该推断为《尚书·禹贡》&#61288；。《禹贡》为《尚书》中一篇独立的地理学著作，相传它记叙的是大禹时代华夏族的地形、山川及田赋等的状况。司马迁确信《禹贡》的价值，《史记·夏本纪》几乎全文抄引《禹贡》的文字。

如果从《禹贡》记叙的地理观念来考察——北起冀州，南至衡阳，西自佣州，东抵大海，这显然是战国时代政治活动的主要区域。由此大致可以判断《禹贡》是公元前五世纪至前三世纪时代的作品，无疑是世界上最早的地理学著作。

在《禹贡》中，有两处记载透露出中国古代先民关于日本列岛的最初的知识和观念:

其一曰:“冀州………岛夷皮服，挟右碣石，入于河。”

其二曰:“扬州………岛夷卉服，其篚织贝，其包桔柚锡贡。”

这是中国上古时代与海东原始居住民的最早记载。

从殷周开始，华夏族关于域外四方居住民的基本概念，习惯上采用“北狄”、“西戎”、“南蛮”、“东夷”的称谓。最早时期的“东夷”，指的是今天江淮流域一带的原居住民。自春秋后期之后，江淮流域逐渐得到开发，楚、吴、越等诸侯国曾强大于一时。从此时代起，中国古文献中关于“夷”的观念，与殷周时代的“东夷”，其内涵便有了很大的不同。随着江淮流域的繁荣与海外交通的拓展，上古时代中国人的地理知识面也逐步扩大，这时候所谓的“夷”与“东夷”主要是指海外居住民了。

从《禹贡》所指示的方位来看，它所记载的“岛夷”，指的是中国战国时代活动于我国河北之东大海之中，与江浙之东大海之中的域外人种。他们分别从冀州(今河北)与扬州(今江苏)一带，分南北两路，登陆上岸，进入我国境内。此种“夷民”，考之战国时代的地理观念，再参证相关的古文献资料，可以判断，他们是日本列岛上的原居住民。人类学上称之为“原日本人”(Proto—Japanese)。

那么，究竟依凭什么作此判断呢?《论语》中有一段很有趣的事实，生动地表明了那个时代中中国先民关于“夷”的观念的演变。

《论语·公冶长》记孔子曰:

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从我者其由与!&#61288；

孔子打算如果自己的政治理想不能实现，他就准备乘筏渡海，离国他去。此种因政治的失意而欲作“寓公”的想法，是上古以来中国华夏知识分子的传统，并不奇特。令人震惊的是，孔子竟然欲渡海东走。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公开言明打算移居海外的政治家、社会活动家和学者。那么，孔子倒底准备去什么地方呢?《汉书·地理志》说得很明白，其文曰:

孔子悼道之不行，设桴于海，欲居九夷。夫乐浪海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61288；

这两段史料中，有两点是非常重要的。第一，春秋时代，海外传闻的增多及与海外交往的拓展，促使孔子产生了欲去海外作政治“寓公”的念头。第二，孔子欲居的海外，就是“九夷”之地。而此时的“夷”，已不在中国本土，实在便是乐浪海中的“倭人”。据此则知，此时代的所谓“夷”，即是“倭”，也即是“原日本人”。

从现在的研究中已经获知，古代日本列岛与中国大陆的交往，首先是通过朝鲜半岛来实现的。从日本列岛的九州，越过对马海峡，沿朝鲜半岛西南海岸，西北向航行，便可到达中国大陆。《禹贡》中所记在冀州见到的“岛夷”，即是沿此航线进入我国河北渤海湾的“原日本人”。他们身穿兽皮衣服，沿碣石山下行，到达黄河入海口。在这里需要指明的是，《尚书》中的“右”，是与《易经》中所表示的相一致的方位概念，即指“西”位。同时，上古时代中日之间的联系，也有利用季风，直接越过东海而到达中国大陆的江浙沿岸，然后登陆上岸。《禹贡》中所记在扬州见到的“岛夷”，他们身穿草麻编织的衣服，挑筐中装着贝类的海货，又以桔子、柚子等南方水果进献，这便是利用季风和大洋回流，直接渡过东中国海，到达江浙大陆的日本列岛九州、鹿儿岛等的原居住民。

东汉学者王充在《论衡》中的记载，加强了《禹贡》的确证性。《论衡·恢国》篇曰:“成王之时，倭人贡畅。”《论衡·儒增》篇曰:“周时天下太平，越裳献白雉，倭人贡鬯草。”&#61288；这都是记载的日本列岛南部的原居住民携带香草登上中国大陆的状况。

《尚书·禹贡》中记录的这些“岛夷”，是全世界第一次在文献中记录到的“原日本人”。

《山海经》在中国上古文献中，第一次用“语音记录”的方式，记录到了在中国大陆活动的“原日本人”的人种的名称。它的历史价值是无可替代的。&#61288；

关于《山海经》的编纂年代，学术界有不同的看法。一般说来，把它确定为中国战国时代后期的作品，即编纂于公元前三世纪左右，是比较合理的。此书的作者广收各种奇闻怪事，由此而保存了极为丰富的资料。其中，关于“原日本人”的人种名称的记载是极为重要的，《山海经》第十二《海内北经》曰:“盖国在巨燕南，倭北。倭属燕。”

这是一个十分有意义的记录。它提到了三个名称——“盖国”、“巨燕”和“倭”。其中，“盖国”，当是朝鲜半岛上的一个部落，而“巨燕”，则是战国七强之一。不称“燕”而称“巨燕”，当是燕国之自称。此处最可注意的便是“倭”了。这是中国古文献中首次使用“倭”来指称“原日本人”和古日本。其后，中日双方共同使用这一称谓长达近十个世纪。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所谓“倭属燕”，并不是说“倭”直接隶属于“燕国”，而是指“倭”实居于燕国的影响之下。当时，中国的齐、燕两国正努力于向东方发展，海上交通日见发达。中国大陆、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三者之间的联系已经建立。《山海经》的这一段记载，正是透露了这样的历史现象。这一记载，可以与《尚书·禹贡》所述之“岛夷”相互参证。但是，《山海经》与《禹贡》不同，《禹贡》记录的“岛夷”，是当时中国人对“原日本人”的称呼，而《山海经》记录的“倭”，则是当时“原日本人”对自己的人种的称谓，这是我国先民对古代日本认识的一种深化。

继《山海经》之后，中国上古文献如《汉书·地理志》、《论衡》等，皆凡提到当时日本列岛的居住民，都称之为“倭”。

为解明《山海经》关于“倭”的记录，必须对汉语的语音史作点说明。在汉语中，一个汉字表示的音，古代与现代，多有不同，这在日本语中也是一样的。在语音学上称为“古今音”。“倭”字在现代汉语中发声为“Wo”。从构字上说，此字属于“委”(wei)部，但从汉语的语音史来说，“委”在古音系中发“&#62752；”声，与它相构成的字，也发声为“&#62752；”，如“委”、“矮”、“倭”……其中，如“矮”(ai)这个字，在今天的吴方言中，如在上海话中，还保留着古音，发为“&#62752；”，是一个入声字。由此可以判断，所谓“倭”(Wo)，在上古时代也发为“&#62752；”。这样就解开了《山海经》的记录，原来，它记录到的并不是“Wo”人，而是“&#62752；”人。

中国上古文献中所记录到的“&#62752；”，有时也称为“倭奴”(&#62752；nu)。《后汉书·东夷传》记载，公元57年“倭奴国奉贡朝贺……光武(帝)赐以印玺。”中国皇帝赠送给倭奴国王的这颗金印，已于1784年4月13日(日本光格天皇天明四年二月二十三日)在九州志贺岛的叶崎出土，现保存于东京国立博物馆中。此金质印章的文字为“汉倭奴(&#62752；nu)国王印”。此即证实了“倭”即是日本列岛人，他们也称为“倭奴”。中国《禹贡》中所记载的“岛夷”，即是“倭”或“倭奴”。原来，他们都是“原日本人”的两个不同的称谓。

原来，《山海经》等中国上古文献中所记录的“倭”和“倭奴”，便是日本列岛最早的原居住民“Ainu”的译音。它不是一个国家国名的译音，而是一个原始民族的人种的译音。

关于“阿伊努”(Ainu)人的问题，是日本古代文化史上一个神秘而又复杂的问题

二十世纪初期，英国著名的医学家和人类学家别尔慈(E.Balze)在东京帝国大学任教期间，曾对日本列岛上的土著居民(即原日本人)作过比较详尽的人类学研究。他认为，日本列岛最早的居住民，是一种自称为“Ainu”的，而被人称为“虾夷”的人种。别尔慈参加了《大英百科全书》的写作，他在第十二卷中这样写道:

在其他的移民来到日本列岛之前，有一个种族的移民似乎是在大陆和附近的群岛之间还没有造成广大的海峡的时代，从亚洲东北渡海而来。这种人即“虾夷”人，他们自称“Ainu”。称之为“虾夷”是因为毛发长如虾须。他们可以被认为是日本的土著，曾经占领过全日本。但其后逐渐被东北地区的中国人、高丽人、蒙古人、马来人、印度尼西亚人(包括印度支那与中国南部地区的居民)所驱逐，向北方退去，一支仅存少数人，残居于北方……他们眉突出，发稠密，眼圆而深陷，睫毛长而分歧，鼻垂直，脸和全身多毛。&#61288；

别尔慈的这一见解，得到日本著名的考古学家滨田耕作的支持。滨田氏认为，此种“虾夷”就是“原日本人”(Proto-Japanese)。他说:“虾夷之为日本基础人种之一，是无可怀疑的……我以为，‘原日本人’的形成，大约可以追溯到纪元前数百年或上千年。”

根据别尔慈与滨田耕作等对“阿伊努”(Ainu)人的研究，可以推断，“原日本(Proto-Japanese)的形成，正相当于我国西周至战国时代。这与前述中国上古文献的记载，正相一致。所有的史料都表明，在公元前二、三世纪之前，“阿伊努”(Ainu)人活跃于日本列岛。自春秋战国以来，他们从不同的方向到达中国大陆。我国上古文献中依据当时各种不同的现状，分别称他们为“岛夷”、“倭”、“倭奴”、“毛人”、“毛民”、“虾夷”等，而其中以《山海经》起始使用的“倭”和“倭奴”最具科学性和严肃性。它表明我国先民开始懂得采用语音记录的方法，在中日交往中记录对象国的事务。

“倭”的本意是指日本列岛的原居住民“阿伊努”(Ainu)人，但是，当“大和族”(Yamato)统一了日本之后，他们也长期习用这一人种的音译。在长达近十个世纪中，“倭”与“日本”共存并称，而“倭”与“和”、“大和”又演变为同音同声词。这是一个不具有感情色采的人种名，又扩展为地域名和国家名。只是到了十五世纪之后，中日之间的海防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由于以日本人为主的海盗袭击中国和朝鲜沿海，人们愤而称之为“倭寇”。但这是在中国上古文献记录到“&#62752；”之后二千年才发生的事情。

日本古代国家最初的雏形，开始于公元三世纪左右。从文化史学上说，作为国家的雏形的形态，并不能称为“国家”。它们是不同形态的“部落”与“部落联盟”。但是因为古人并没有这样的科学的概念，因此，他们常把“部落”与“部落联盟”称之为“国”。

继《山海经》关于“原日本人”的记载之后，公元一世纪，杰出的史学家班固，在《汉书·地理志》中，第一次从政治地理学的角度描述了日本列岛的面貌。他说:

乐浪海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以岁时来献。

“乐浪”是当时中国汉代的中央政权在朝鲜半岛上设立的“郡”。班固当时向世界透露，中国获知在朝鲜半岛的海外，存在着倭人，他们分为一百余个部落或部落联盟，而且每年到中国来，并赠送礼品。这与稍后王充在《论衡》中的记载，互相呼应。

当然，班固的报道，只有三句话十七个汉字。但它是世界上最早的关于日本列岛的记载。从《汉书》开始，中国的“正史”中便建立起了关于日本的正式的记载。

公元三世纪前后，中国先民关于日本列岛的知识有了一个跃进性的突破。当时，陈寿根据鱼豢的《魏略》等资料，在其所撰的《三国志》的《魏书》中，专门撰写了《倭人传》。全传共计2300余字，描述了当时分布于日本列岛的32个“国家”的状况，分析了它们所处的内外形势。此篇《倭人传》，至今仍然是研究日本史前社会与国家起源的最具权威性的文献。

在这32个“国家”中，有一个国势鼎盛的“女王国”。它统领28个属国，国中以女性名曰“卑弥呼”者为最高首领，又以男弟为政务之辅佐，“邪马台”为“女王之所都”。由此而形成了日本历史上的千古之谜——邪马台。

虽然，“邪马台”至今还众说纷纭，但是《三国志·魏书》的这一记载，意味着古代中国人的日本观正在脱去原始的性质。因为这一关于“邪马台”的记载，是把日本列岛上的国家与人种作了区分。中国人第一次在自己的关于日本的报告中，判明了以往各种文献中所记录的“倭”，是一个人种的名称，由“倭种”所建立的“国家”，以女王国为首，各具其名，不相混淆。至此，上古时代我国先民的日本观念，大约经历了三个阶段之后，更趋向于事实本身。从这个意义上说，至此，我国上古先民已经把握了日本列岛的基本面貌。这种认识，多少已经具有了社会人类学、政治地理学、经济地理学等的内涵，这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最科学的日本观。

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可以说，由于中国上古文献持续不断的记录和报道，日本终于被世界所发现。

ps:早上起来鼻子就不通气，脑袋昏昏沉沉的，今天暂停一天，明天正常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