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古代的房屋建筑，在儒家的经典上有不少记述，历代学者所做的考证也不少；古代的礼制中对人在建筑物内的活动也有不少细致甚至繁琐的规定。但是，如果从大量的诗文作品中考察，并核之以古代建筑遗址地下挖掘的情况，则经典上所写的有好多并非事实，而对于人们起居的规定也并非都是当时的情况，有不少是著书立说人的理想或后代人的附会。例如《周礼&ａｍp；#8226；考工记&ａｍp；#8226；匠人》：“左祖右社，面朝后市。”这应是帝王宫廷的大体布局。祖即祖庙，社为祭社神、稷神之所，二者分别建在宫廷的左、右。朝为群臣朝会处，市为城中市场，一前一后。但是实际上直至唐代这个建筑格式也并未用于实践；反而是元、明、清才按左祖右社安排，这显然是在附会“古制”。而其间也有所发展。例如若依《考工记》，祖、社应在宫廷的正左正右，而明代则分别建于左前方右前方(即今北京的劳动人民文化宫和中山公园)，这是为了使祖、社与宫廷本身连成一个大的群体建筑。倒是元大都对祖、社的安排与《考工记》一致。
由此可见，我们要了解古代的建筑和人们生活起居的情况，还应该从古代的作品中“就事论事”，因为古代文人写作时虽然也会有所夸张，不无浪漫、理想的色彩，但任何人构思落笔都不能脱离现实的启示和局囿，所以他们写下的更为可信。当然，儒家经典中的记载也并非毫无事实作根据，因而也值得参考。
一、宫室
1．穴居与版筑
我们的祖先，最早是穴居：从原始人利用天然崖洞以避雨雪风寒，发展到在平地上建造浅穴式的房屋，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一直没有脱离一个“穴”字。《周易&ａｍp；#8226；系辞下》：“上古穴居而野处，后世圣人易之以宫室，上栋下宇，以待风雨。”我们的古人是早就考察了人类居住条件的演变过程的。这从一些汉字的形体和意义上也可以看得出来。例如《说文》上说：
穴，土室也。
窨，地室也。
＊[上穴下怱](窗)，通孔也。
窮，极也。
〗，迫也。
说穴为土室，窨为地室，当是古代生活和语言的遗留。现在北方还有“地窨子”(地下室)的说法，而穴已经变为孔、洞的泛称，看不出古人穴居的痕迹了，需借《说文》以明字的古义和古人居住的情况。窗(＊[上穴下忽])字从穴，说明建筑上的这一设施是由穴居时代就有的：在穴壁上开孔即为窗。窮(今简化为穷)，穴下一个“躬”字，躬即身体。这是一个形声兼会意字，即窮字既从躬得声，又表示一个人进入穴室中。穴室只有一个出入口，人一直往里走是没有“出路”的，也就是走到了尽头、顶点。古代穷与达相对，达即通达，畅行无阻，然则穷的本义即无路可走。窘迫的窘也从穴，也是因为以人在穴中表示受困的意思。
地下的挖掘也证明了远古穴居的事实。山顶洞人距离文明社会还很久远，我们不去管它。西安半坡村原始社会遗址则可以给我们许多启发。这个遗址中的房屋有两种：方形的多为浅穴，深五十至八十厘米。穴的四周紧密地排列木柱，并从外面敷上草或草泥以形成墙壁。其他地方发现的浅穴式房屋，也是从地面下挖一米左右。有意思的是，在这些半地穴式的房屋中央(有的略靠近门口)都有一个灶坑，这个坑当然也是穴，因此灶字古写作竈、竈，也从穴。在半坡村也发现了建在地面上的房屋遗址，墙壁也是用排木敷以草、泥而成。随后，大约在商代，已经大量使用版筑的方法立墙，当然，半穴式的房屋仍然存在，但大概只是奴隶的住所：墙壁厚实而又全在地上的房子总比浅穴舒服。
所谓版筑，现在叫干打垒。其筑法是：先在地上立两行木柱，柱里放板，两行木板之间填以黄土，用夯一层层夯实，然后撤去板、柱。《孟子&ａｍp；#8226；告子下》：“傅说(yu&#232；，悦)举于版筑之间。”傅说是殷高宗武丁的名相，据说当初他曾在傅岩为人筑墙，后来被武丁发现起用。这件事，在《墨子&ａｍp；#8226；尚贤》等处也有记载，结合商代遗址的挖掘情况考察，说武丁时已有版筑，是可信的。《说文》：“栽，筑墙长版也。”“牏(y&#250；，于)，筑墙短版也。”所谓长版，即墙两边的版，因为墙长，宜用长版；短版，即墙两头的版，宜短。单是墙版名称就已分得这样细，可见版筑一业是很发达的。
夯土、版筑的出现是古代建筑发展中的一件大事。这种技术不但可以提供坚固、保温防暑的房屋，而且可以就地取材，施工方便迅速。版筑后来也应用于筑城墙、修堤坝，而且经久不废，从殷商一直沿用至今。在制砖技术未被广泛应用的时代，即使是最高统治者的住房也要用版筑。《左传&ａｍp；#8226；宣公二年》：“晋灵公不君。厚敛以彫(雕)墙；从台上弹人而观其辟(避)丸也；宰夫胹熊蹯不孰，杀之，真诸畚，使妇人载以过朝。”晋灵公所雕的，即版筑的土墙，在当时已是极为奢侈的举动，因此作为其“不君”的三个罪状之一，与戏弄坑害百姓(一说大臣)、草菅人命并列。旧题汉无名氏所撰的《三辅黄图&ａｍp；#8226；咸阳故城》说：“离宫别馆，相望联属，木衣绨绣，土被朱紫。”木即屋柱，土即墙壁。从现代的地下发现看，砖的使用到汉代才较普遍，秦始皇宫室之墙以土夯成再涂以颜色是可能的。
往墙上涂抹白灰使之光滑洁净并防雨水冲刷的破坏，在古代叫“圬”(wū，污。又写作朽)。《左传&ａｍp；#8226；襄公三十一年》：“圬人以时螟(ｍ&#236；，密。涂抹)馆宫室。”《论语&ａｍp；#8226；公冶长》：“朽木不可雕也，粪土(脏土)之墙不可朽也。”脏土缺乏黏性，筑墙不牢，墙面既不平整又难附着涂料，所以说不可朽，且与朽木并列。
自从居室从浅穴演进为地面建筑后，便又相应地产生了一批反映这种新型居住条件的文字，例如室、家、宅、宗、安等。这些字都从宀，在古文字里作＊，正是版筑房屋的正面或侧面的形象。
2．城市布局
春秋时期以前的城市，是周天子和诸侯们居住和统治全国的中心，城市里的手工业主要是为君王贵族服务，商业还没有充分发展起来，因此城市的规模比较小。《周礼&ａｍp；#8226；考工记&ａｍp；#8226；匠人》：“匠人营(测量、建造)国(京城)方九里，旁三门。”方九里，指城的每边九里，即九里的平方。据说当时以五步为三丈（双足各跨一次为一步)，一百八十丈为一里，计一里为三百六十步，则古里小于今。《左传&ａｍp；#8226；隐公元年》：“都城(诸侯下属的城市)过百雉，国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过三国(诸侯国都)之一，中五之一，信之一。”一雉为三丈长、一丈高，这里说的百雉，只着眼于长度。百雉为三百丈，既然是三分国都之一，则国都每边应为九百丈，五里。如果《考工记》和《左传》的记载可靠，估算起来，周天子的京城约相当于北京的皇城，诸侯(例如郑国)的国都则略大于故宫。
到战国时期，城市日趋繁荣，面积扩大，例如《史记&ａｍp；#8226；苏秦列传》上说齐的国都临淄(今山东临淄)“七万户”，“车毂击，人肩摩”。七万户的人口总有三十多万了，其城的规模可以约略想见。又如燕下都(在今河北易县东南)，城址为两个方形的不规则结合，东西约八千三百米，南北约四千米，与明清两代北京的内城略同。
从已发现的战国诸国的城市遗址看，城的四周都有夯土筑成的城墙，有的还有通贯全城的中心街道和与之垂直的若干小街，说明当时的城市已经开始有较为统一整齐的规划了。
汉代首都长安，由于先建宫殿后筑城墙，也由于地势南高北低临近渭水，因此城墙的形状不规则，历史上有名的未央宫位于城的西南角，长乐宫位于东南角。长乐宫先成，为汉代最初政治活动的中心。《史记&ａｍp；#8226；叔孙通列传》：“汉七年(即高祖称王的第七年，称帝后的第三年)，长乐宫成，诸侯群臣皆朝十月(汉代以十月为岁首，参见第二编)。”又《史记&ａｍp；#8226；高祖本纪》：“八年……萧丞相(萧何)营作未央宫，立东阙、北阙(阙：这里指大门，详下)，前殿、武库、太仓。高祖还，见宫阙甚壮，怒，谓萧何曰：‘天下匈匈苦战数岁，成败未可知，是何治宫室过度也?’萧何曰：‘天下方未定，故可因遂就宫室。且夫天子以四海为家，非壮丽无以重威，且无令后世有以加也。’高祖乃悦。”“重威”是壮其宫阙的目的之一，在我国整个封建社会中，一直为统治者的建筑原则。未央宫虽成，但刘邦在位时却仍在长乐宫居住、理事。例如《淮阴侯列传》载吕后要杀韩信，便与萧何设计，“诈令人从上所(皇帝那里，指刘邦平定陈豨叛乱的前线)来，言豨已得死，列侯群臣皆贺。相国绐(d&#224；i，代。骗)信曰：‘虽疾(病)，强入贺。’信入，吕后使武士缚信，斩之长乐钟室。”而刘邦最后也死在长乐宫中。及至惠帝，七年后就是在未央宫死去的了。《文帝本纪》：“群臣以礼次侍。乃使太仆[灌]婴与东牟侯[刘]兴居清宫，奉天子法驾，迎于代邸(文帝为代王时在长安的官邸)。皇帝即日夕人未央宫。”大约从惠、文之际，宫廷的活动中心即转至未央宫。
汉代的长安，确立了首都以宫城为主体的规划思想，这一原则一直为历代帝王所遵守，但各个朝代又都有所改变、发展。例如西汉宫掖全在长安城的南部；东汉建都洛阳，则城的中心建南北二宫；曹魏经营邺城(在今河南安阳东北)，以一条大道东西横贯全城，宫城建于大道之北；隋唐的国都建在汉长安城的东南方，全城成规则的长方形，宫城设于城的北部中央，宫城以南又建皇城，以后又在城外东北方建大明宫，城东建庆兴宫；北宋的都城是汴梁(今开封市)，城有三重，城墙内有内城，宫城设于内城的中央，这样一个格局也为后来明清两代所沿用(内城则改称皇城)。
历代帝王除了注意宫城的规划建筑外，同时也逐渐注意到平民住宅区、商业区和街道的规划布局。
汉代的长安城里还有九府、三庙、九市、一百六十闾里，但却分布在城南北部的几个宫城周围，可以说，这时帝王与平民是“杂居”的。东汉的洛阳被宫城一分为二，东西往来不便。邺城则有所改进，城的北半部为贵族区，宫城西边为禁苑、仓库、马厩，东边为王族居住区和官署；城的南半部为居民住宅区。历史上有名的铜雀台在城的西北方。隋唐时期的长安有了进一步细致的统一规划，把城中除去宫城、皇城的所有地方，整齐地划分为一百零八个里坊，每个里坊呈方形或长方形，并各有高大的夯土围墙，坊有四门、十字形大街或两门、一条东西向横街，有许多较窄的小巷与大街相连。城的东部和西部各设一市，筑有墙垣，约长四千米，四向开门。宋代汴梁的道路、建筑也很整齐，据说城内共有一百二十一坊。
上述的城市格局，在古代诗文中都有不少反映。例如班固《西都赋》：
建金城而万雉，呀周池而成渊。披三条之广路，立十二之通门。内则街衢洞达，闾阎且千。九市开场，货别隧分。人不得顾，车不得旋。阗城溢郭，旁流百廛。红尘四合，烟云相连。(金城：形容城墙的坚固。呀：大而空荡的样子。池：护城河。三条广路：长安每面城墙各有三门，每门有大道相通，总计十二门、十二大道。间：里门。阎：里中门。隧：市场中的路。阗：同填。郭：外城。廛：市场中的房舍。)又：
周庐千列，徼道绮错。辇路经营，修除飞阁，自未央而连桂宫，北弥明光而亘长乐，凌隥道而超西墉。掍建章而连外属，设壁门之凤阙，上觚棱而栖金爵。(周庐，指设在宫城内四角的房屋，为宿卫官兵所居。徼：ji&#224；o，叫。巡察。徼道：军队巡逻所走的道路。绮错：像绮文那样纵横交叉。辇路：皇帝车辇所走的路。修：长。除：陛阶。桂宫：汉武帝所建的宫廷群体建筑，在未央宫以北偏西。明光：桂宫内的殿名。隥：d&#232；ng，瞪，同墱。陘道：阁道，架在空中的通道。墉：城。掍：hǔn，同混，这里指通达。建章：汉武帝在城外西郊建造的宫院，与未央宫隔城相望。凤阙：建章宫东门外之阙。觚棱：阙角上的瓦脊。金爵：金雀，房顶上的铜制鸟形装饰物。)
又如白居易《晚出寻人不遇》：“轻衣稳马槐阴下，自要闲行一两坊。”这是说所居相距不远。现在北方把邻居叫街坊，也就是同街同坊之意。唐代设有教坊、作坊。教坊为俳优杂伎教习之所，是音乐歌舞等艺人集居之地。作坊本为给皇室制作用物的手工业工厂。杜甫《陪李金吾花下饮》：“醉归应犯夜，可怕李金吾。”诗中虽未涉及城市建筑，但却反映了当时坊街生活的制度。汉代设执金吾，禁止夜行，后代基本沿用。唐代各坊之门入夜紧闭，禁止出入，大道及坊内均有人巡逻察夜，杜甫即就此而与李金吾开玩笑。
3．庭院
先秦的庭院情况，我们可以从文献对人物活动的描述中体会出来。例如《左传&ａｍp；#8226；昭公二十七年》记载吴公子光(即后来的吴王夫差)刺杀吴王僚：
夏四月，光伏甲于堀室而享王。王使甲坐于道，及其门。门、阶、户、席皆王亲也。夹之以铍。羞者献体，改服于门外，执羞者坐行而入，执铍者夹承之，及体，以相授也。(堀室：地下室。甲：甲士。及其门：指从道上一直排列到公子光的门前。铍：p&#237；，皮。剑。羞者：进献饭茶的人。献体：脱光衣服。坐行：跪行。及体：指铍达到羞者的身体。相授：递给王左右的人。)又《公羊传&ａｍp；#8226；宣公五年》载晋灵公派人刺杀赵盾事：
于是使勇士某者往杀之。勇士入其大门，则无入门焉者；入其闺，则无人闺焉者；上其堂，则无人焉；俯而窺其户，[盾]方食鱼飧。这两段记载，准确地勾画出了春秋时代贵族住宅的大体轮廓。
住宅用墙垣围住，垣有门；门内有第二重院落，第二道门较小(《尔雅&ａｍp；#8226；释宫》：“宫中之门谓之闱(W&#233；i，围)，其小者谓之闺。”)；主人起居的建筑中最前面的是堂，堂前有阶，堂后有户，由户通室，室中布席。因而吴王僚的警卫人员所站的位置为道一门一阶一户一席；刺杀赵盾者的行动路线是门一闺一堂一户。
现在我们依次对住宅的这些部位略加叙述。
周代的大门一般是三开间。《说文》：“闺，特立户也。”所谓特立即独立，也就是只有一个门。这是与“门，闻也”相对而说的，闺是特立，则门非一间可知。三间中当中一间为明间，为出人之门，左右各一间，类似后代的门房、传达室，叫塾。《尔雅&ａｍp；#8226；释宫》；“门侧之堂谓之塾。”过去私人聘请教师来家教授子弟叫家塾或私塾，可能即由于最初以塾为教室。门字在这一时期专指大门。《说文》：“门，闻也。”段玉裁说：“闻者，谓外可闻于内、内可闻于外也。”许慎是以音近的词指出门的功能：门是阻止外人进入的，要进，需要“传达”。《尔雅&ａｍp；#8226；释宫》：“门谓之閍。”(参阮元说改)閍音f&#225；ng(防)，得义于防，这是着眼门的防卫作用。有人说阅为庙门，其实最初人之所居与鬼神所居无别，门的名称也不妨相同。《释宫》还说：“正门谓之应门。”前人说正门即中间一层门，并无确证，所谓应门，即于该处呼唤，里门应之的意思，与“门，闻也”的用意一样，指出了大门的作用。
门内为庭．即院子。讲究的住宅还要设一道二门，即闺，又叫寝门。《左传&ａｍp；#8226；宣公二年》：“[鉏麑]晨往，寝门辟矣。”又《左传&ａｍp；#8226；成公十年》：“晋侯梦大厉(鬼)，被发及地，搏膺(胸)而踊……坏大门，及寝门，而人。公惧，人于室，又坏户。公觉。”可见闺、寝门在大门与居室之间。《左传&ａｍp；#8226；宣公十四年》写楚庄王想伐宋，当他听到派往齐国的使者被宋人杀死、有了伐宋的借口后，兴奋得立即起兵：“投袂而起，屦及于窒皇，剑及于寝门之外，车及于蒲胥之市。”(及：指仆从拿着屦、剑、赶着车追上楚庄王。)杜预注：“窒皇，寝门阙。”即由堂至寝门的甬道。
大门与二门之间的院落为外庭、外朝，二门以内的院落为内庭、内朝(后来宫廷建筑复杂了，内外朝又有所指)。文献上的朝或庭一般都是指内庭。
二门以内为主人居住之所，外人(客人或臣下)一进入二门双方就要严格地按“礼”行事。因此闺可指内宅。枚乘《七发》：“今夫贵人之子，必宫居而闺处。”在封建时代女子“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因此女子所居之地谓之闺阁、闺房，未婚者为闺女。《汉书&ａｍp；#8226；谷永传》：“意岂陛下志在闺门，未郎(顾念)政事。”颜师古注：“志在闺门，谓留心于女色也。”
内庭外庭之庭又写作廷，意思是一样的。《左传&ａｍp；#8226；定公四年》：“[申包胥(楚大夫)]立依于庭墙而哭，日夜不绝声，勺饮不人口，七日。”《史记&ａｍp；#8226；伍子胥列传》记载此事作“包胥立于秦廷，昼夜哭，七日七夜不绝其声”。《论语&ａｍp；#8226；季氏》：“[孔子]尝独立，鲤(孔子的儿子)趋而过庭，[孔子]曰：‘学诗乎?”旧时把父亲对儿子的训诲叫“庭训”即来源于此。
庭是群臣朝见君王的地方，所以君王之庭又叫朝、朝庭。但这个庭都是在闺门以内。《左传&ａｍp；#8226；宣公二年》说晋灵公杀了宰夫，“真诸畚，使妇人载以过朝”，过朝也就是过庭。又《成公八年》：“齐侯使士华免(齐大夫)以戈杀国佐于内宫(夫人之宫)之朝。”《左传&ａｍp；#8226；定公三年》：“邾子在门台，临廷，阍(守门人)以瓶水沃廷，邾子望见之，怒。”“不庭”即不朝，也就是对上级不服从、不行臣礼。《左传&ａｍp；#8226；成公十二年》：“癸亥，盟于宋西门之外，曰：‘凡晋楚无(勿)相加戎(军事、战争)，好恶同之……谋其不协而讨不庭。”
庭都较大。《史记&ａｍp；#8226；张仪列传》：“王虽许公(指犀首)，公请毋多车，以车三十乘，可陈之于庭，明言之燕赵。”古代有车必有马(详第四编)，三十套车马陈于庭中，庭的面积小了是不行的。
庭中要植树。《周礼&ａｍp；#8226；朝士》：“掌建邦(国)外朝(君臣议事之朝)之法。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即站立在那里)，群士在其后；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群吏在其后；面(正面)三槐，三公位焉，州长众庶在其后。”棘、槐作为公侯臣吏列位的标志，这在当时是否果真如此还难以断定，但一经礼书上这样写，后代即用棘、槐指朝廷高位。例如《陈书&ａｍp；#8226；侯安都传》：“位极三槐，任居四岳；”任防《桓宣城碑》：“将登槐棘，宏振纲网。”即都以槐、棘喻三公。《南齐书&ａｍp；#8226；高帝纪上》：“明日，[齐]太祖戎服(穿着军装)出殿庭槐树下，召四贵集议。”这也可证明庭中植槐。但并不是只有宫中之庭才树槐。《左传&ａｍp；#8226；宣公二年》写刺杀赵盾的鉏麑(ｃh&#250；n&#237；，除尼)被赵盾所感动，不但没有杀赵盾，反而“触槐而死”，可见赵盾的庭中有槐。《宋书&ａｍp；#8226；王旦传》：“王旦父祜为尚书兵部侍郎……手植三槐于庭，曰：‘吾之后世必有为三公者，此其所以志也。’”王祜在自己家里种槐而三，也说明起码到南北朝时已经绝对没有在朝庭树三槐九棘的制度了。
↓王的庭中还设火炬，叫庭燎。据说天子百燎，公五十，侯伯子男三十(见《大戴礼记》)。《韩诗外传》卷三：“齐桓公设庭燎，为士之欲造见者。”《国语&ａｍp；#8226；晋语》：“[周襄王]琅牢(太牢)，设庭燎。”可见庭燎不全是为了照明，也是为了接待宾客显得隆重、有气派。《礼记&ａｍp；#8226；郊特牲》：“庭燎之百，由齐桓公始也。”则到春秋时周王朝的制度就已打破了。
4．堂室
从大门走过庭院，就来到居住的主体建筑前。主体建筑由堂、室、房组成，都建在高台上。而且一般都是坐北朝南。
堂在最前面，因此“堂下”就是庭(内庭)。《晏子春秋&ａｍp；#8226；内篇问上》：“晏子辞不为臣，退而穷处。堂下生蓼藿，门外生荆棘。”意即来客很少，门里门外一片荒芜。
堂既然建在高台上，所以堂前有阶梯，左右各一，称西阶、东阶。古人在室外尊左，因此西阶是宾客走的。《史记&ａｍp；#8226；魏公子列传》：“赵王埽(扫)除(台阶)自迎，执主人之礼，引公子就西阶。公子侧行辞让’从东阶上。”走东阶，即不敢以尊者(宾)自居。阶又叫除、陛。《汉书&ａｍp；#8226；梅福传》：“故愿一登文石(有纹饰的石)之陛，涉赤墀(ｃh&#237；，迟。以颜料涂抹在地上)之涂(同途。指庭中的路)，当(面对)户牖(yoǔ，有。窗，详下)之法坐(正坐，这里指皇帝的坐位)，尽平生之愚虑。”文陛、赤涂、法坐，全是皇帝所专有；登(升)陛、涉涂，即走到堂上去。古代称皇帝为陛下，就是因为表示谦恭不敢直呼对方而与在阶下伺候的官员、卫士说话。尊者在场，卑者是不能升堂的。
堂有东西两面墙，称作东序、西序；堂的南面没有墙，只有两根柱子，叫东楹、西楹。后代房前的廊子以及现在有些地区前后开门的“堂屋”，即来源于堂。堂既没有南墙，因而敞亮，于是又名堂皇。《汉书&ａｍp；#8226；胡建传》：“于是当选士马日，监御史与护军诸校列坐堂皇上。”后人以堂皇为讲武之所，其实是误解。也是因为堂一面无墙，其边沿暴露于外，所以有个专名叫廉。廉必直，所以常用以比喻形容人的正直，说廉正、廉洁。
堂是房屋的主人平时活动、行礼、待客的地方。《史记&ａｍp；#8226；范睢列传》：“范睢大供具(准备了极丰盛的饮食)，尽请诸侯使，与坐堂上，食饮甚设(等于说考究)，而坐须贾堂下，置莖(铡碎的草)豆其前，令两黥徒(受过黥刑的人)夹而马食之(像喂马那样让须贾吃)。”诸侯使是客，所以坐堂上；范睢有意侮辱须贾以报前怨，所以坐之堂下。又《史记&ａｍp；#8226；平原君列传》写门客毛遂陪同平原君到楚国去订盟约，“日出而言之，日中不决，”于是“毛遂按剑历阶而上”，用威胁的手段逼着楚王定盟，“遂定从(同纵，纵约，战国时东方各国联合抗秦的盟约)于殿上。毛遂左手持槃(同盘)血而右手招十九人(同来者)曰：‘公相与歃此血于堂下。’”此处的“殿上”即堂上，殿最初既不限于帝王所居，也不限于“室”内。又，《孟子&ａｍp；#8226；梁惠王上》：“王坐于堂上，有牵牛而过堂下者，王见之，曰：‘牛何之(往)?’曰：‘将以衅(等于说祭)钟。’”齐宣王坐在堂上，就和孔子站在堂上一样，是正常的活动；同样是由于堂无南墙，所以他才能看到牵牛人并与之交谈。
达官贵人的堂都较高。《韩诗外传》卷七：“曾子(名参，shēn，深。孔子弟子)曰：‘……吾尝南游于楚，得尊官焉，堂高九仞(r&#232；n，认。八尺)，转毂百乘，犹北向而泣涕者，非为贱也，悲不逮吾亲也。”九仞似乎太高了，但即使除去其中夸张的因素，其堂也很可观。汉代的贾谊曾经打过比方：“人主之尊譬如堂，群臣如陛，众庶如地。故陛九级上，廉远地。则堂高；陛亡(无)级，廉近地，则堂卑。”这个譬喻的客观基础也是堂普遍较高。
堂后是室，有户相通。要人室必先登堂，所以《论语&ａｍp；#8226；先进》写孔子批评子路鼓琵的技术不佳、因而同学们对子路不敬，于是孔子又说：“由也(子路名由)，升堂矣，未人于室也。”这是用进入室内比喻功夫“到家”。虽未人室，但已升堂，这是说子路的造诣也已差不多了。后代以“升堂人室”表示得到某人学问的要谛、真传，即来源于此。
尸为由堂人室的通道，所以孔子说：“谁能出不由户，何莫由斯道也?”(《论语&ａｍp；#8226；雍也》)以户与仁道相比，是很恰当的。《说文》：“户，护也。”这和“门，闻也”一样，是用声训的方法表明户的作用：户是保护主人不受风寒与盗贼侵袭的。《礼记&ａｍp；#8226；礼运》描写理想中的大同世界的情景为“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外户即户向外开，闭指插上门栓。由此可知在古代户是向内开，这样才便于闭紧防盗。《韩诗外传》卷十：“暮无(不)闭门，寝无闭户。”后代有“夜不闭户”的说法，也说明了“户，护也”的道理。
古代诗文中说到户一般都指房室之门。《论语&ａｍp；#8226；阳货》：“孺悲(鲁国人)欲见孔子，孔子辞以疾。将命者(传话的人)出户，取琵而歌，使之闻之。”这是说孔子装病，但又有意让将命者和孺悲知道自己没病，只是不愿见，所以将命者才迈出房门他就唱起来。《木兰诗》：“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当户即在室内正对房门，此处敞亮便于操作。《孔雀东南飞》：“府吏默无声，再拜还入户。举言谓新妇，哽咽不能语；”“府吏再拜还，长叹空房中。作计乃尔立，转头向户里。”两个户，都指焦仲卿夫妇所居之室的门。试对比：“往昔初阳岁，谢(辞别)家来贵门，”“出门登车去，落涕百余行，”则门都是院门、街门。古代的室有的还有旁门。《左传&ａｍp；#8226；襄公二十五年》：“姜(齐国棠邑大夫的寡妻)人于室，与崔子(崔杼，齐大夫)自侧户出。”
室、堂之间还有窗子，即上文提到的牖。户偏东，牖偏西。《论语&ａｍp；#8226；雍也》：“伯牛(孔子的弟子)有疾，子问(探视、慰问)之，自牖执其手，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看来伯牛病得不轻，所以孔子这样动情：客人一般不应进入主人之室，所以孔子与伯牛隔窗而语(前人认为伯牛得的是“癞”，不想让孔子看到)。《列子&ａｍp；#8226；汤问》：“昌(纪昌，传说中的善射者)以釐(ｍ&#224；o，毛。牦牛的毛)悬虱于牖，南面而望之。”牖南向，明亮，所以借以练习目力。室的北墙还有一个窗子，叫向。《说文》：“北出牖也。”《诗经&ａｍp；#8226；豳风&ａｍp；#8226；七月》：“穹窒(堵塞室壁的孔隙)熏鼠，塞向埋户(用泥把门的漏缝抹住)。”
在堂的北边、室的户与牖之间这块地方有个专名叫扆(yǐ，乙)。《淮南子&ａｍp；#8226；氾论训》：“武王崩，成王幼少，周公继文王之业，履天子之籍(等于说位)，听天下之政，平夷狄之乱，诛管、蔡(周公的兄、弟)之罪，负扆而朝诸侯。”负扆，即背对着扆。也就是在户、牖之间向南的位置。因此古代即以“南面”(面向南)为称王为帝的代名词。若在户牖之间立屏风，也叫扆。《礼记&ａｍp；#8226；曲礼下》：“天子当依而立。”《释文》：“扆状如屏风，画为黼文。”孔颖达疏：“依状如屏风，以绛为质，高八尺，东西当户牖之间，绣为斧文也。”这恐怕已是按后代的情形进行解释了。扆作为屏风的名称，又称斧扆、斧依。《仪礼&ａｍp；#8226；觐礼》：“天子设斧依于户牖之间。”张衡《东京赋》：“冠通天(通天：冠名)，佩玉玺，纡皇组，要干将(要即腰。指佩带着名剑)，负斧扆。”
古代的宫室庭院即如上述，我们据此再去阅读古书，就会更准确地理解作者的行文，甚至可以更清楚地看出作者的苦心。例如《左传&ａｍp；#8226；庄公八年》写齐国内乱：
[齐襄公]队于车，伤足，丧屦。反，诛屦于徒人费。弗得，鞭之见血，[费]走出。遇贼于门，[贼]劫而束之。费曰：“我奚御哉!”袒而示之背。信之。费请先入，伏公而出，斗，死于门中。石之纷如死于阶下。遂入，杀孟阳于床，曰：“非君也，不类。”见公之足于户下，遂弑之。(队：坠。丧：丢掉了。诛：责求。徒人：受过刑的人，一般充当奴仆。奚：何。御：抵抗。石之纷如、孟阳都是齐之小臣。类：像。)作者是按照事情发展的顺序写的，由于确切地点明了几个人被杀的地点，就可以使人想见当时战斗从外向内发展的激烈、迅速。特别是石之纷如死于堂阶之下，说明他是且战且退的；在户下看到公足，这是因为户向里开，齐襄公是立在门后的。
又如《论语&ａｍp；#8226；卫灵公》：
师冕见。及阶，子曰：“阶也。”及席，子曰：“席也。”皆坐，子告之曰：“某在斯，某在斯。”师冕是盲人，按照升堂就坐的顺序写在阶、席等关键处，孔子对残疾者的爱护和尊敬便跃然纸上了。
前面我们提到，《左传&ａｍp；#8226；庄公二十七年》写刺王僚的一段清楚地指出了卫士排列的顺序；与之相对照的，是《史记&ａｍp；#8226；刺客列传》对这件事的记述。司马迁写道：“王僚使兵陈(排列)，白宫至光之家，门、户、阶陛、左右，皆王僚之亲戚也。”先户而后阶陛．颠倒了次序，显然不如《左传》“实录”得准确。
5．其他建筑
陕西岐山县凤雏村曾出土丁一个西周初年的建筑遗址，这是一个相当严整的两进四合院式的建筑。这个遗址既可以证实古代文献上的一些记载，又可以看出，当时的建筑并非像儒家经典上所规定的那样死板。
这个遗址与记载不同之处有：除庭院外，所有建筑物都建在台上；堂前有三阶而非两阶；堂上楹柱达到十根而非两根，而且立在屋顶下而并非在堂边；堂与室并不由户、牖相通，而是以廊相连，廊的左右形成第二进的两个小庭院，面对着室的门也有阶。
遗址中的有些部分与记载相合。例如大门外有影壁，大门旁有塾，庭院的左右有廊庑(很像后代的厢房)，等等。
门外的影壁古代叫屏，叫树，又叫萧墙。《荀子&ａｍp；#8226；大略》：“天子外屏，诸侯内屏，礼也。外屏，不欲见外也；内屏，不欲见内也。”《尔雅&ａｍp；#8226；释宫》：“屏谓之树。”《礼记&ａｍp；#8226；郊特牲》：“台门而旅树(旅：指道路。旅树：以屏从旁挡住道路与门之间)……大夫之僭(非法地超越)礼也。”从凤雏村遗址看，内屏、外屏之说不可信。《论语&ａｍp；#8226；季氏》写鲁国的掌权大夫季氏要伐鲁的属国颛臾(Zhūａny&#249；，专于)，孔子说：“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也。”萧墙以内即住宅本体，这是孔子看到了季氏的家臣阳货已经把持了季氏的家政，暗示臣将危主，家起内乱。后代称家族内讧为萧墙之祸，即本此。
古代也有房。现在房、室无别，在古代可不是一回事。《说文》：“房，室在旁也。”段玉裁说：“凡堂之内，中为正室，左右为房，所谓东房、西房也。”《尚书&ａｍp；#8226；顾命》：“胤(国名)之舞衣、大贝、鼖(f&#233；n，坟。大军鼓)鼓在西房；兑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兑、和、垂：古代的巧匠)在东房。”东房、西房，很像后代一明两暗的房子中的东套间、西套间。《吕氏春秋&ａｍp；#8226；报更》：“晋灵公欲杀宣孟(赵盾)，伏士于房中以待之。”伏于旁室才不会被赵盾发觉。《左传&ａｍp；#8226；宣公十七年》：“晋侯使邵克征会于齐，齐顷公帷(用帷幔遮住)妇人使观之。郤子登，妇人笑于房。献子(即郤克)怒，出曰：‘所不此报，无能涉河。’”卻克足跛，登堂时必不方便，所以妇人笑；郤克与齐侯相会妇人不应在侧，所以笑于房，既能看热闹，而笑声郤克也能听到。《左传&ａｍp；#8226；襄公十年》：“宋公享晋侯于楚丘，请以桑林(天子之乐)……舞师题以旌夏(用大旗标志舞者行列)，晋侯惧而退，人于房。去旌，卒享而还。及著雍(晋地名)，疾。”晋侯大约由于身体虚弱而易惊，人房则不见旌夏。《汉书&ａｍp；#8226；晁错传》：“先为[移民]筑室，家有一堂二内，门、户之闭。”张晏注：“二内，二房也。”这个“房”，可能已经是简化了的住宅的内室，类似现在一明两暗的暗间、套间。
古代住宅中还有“箱”。《汉书&ａｍp；#8226；晁错传》：“上(汉景帝)问曰：‘计安出?’[袁]盎对曰：‘愿屏(避开)左右。’上屏人(指让人离开)，独错在。盎曰：‘臣所言，人臣不得知。’乃屏错。错趋避东箱，甚恨。”又《东方朔传》：“[馆陶公主]起之(往)东箱，自引董君(董偃)。”又《周昌传》：“吕后侧耳于东箱听。”对于什么是箱，历来说法不一。有人说堂东西侧序外还建有一道墙，形成个狭窄的空间，当中隔开，北半部(与房为一墙之隔)叫东夹西夹，南半部叫东堂西堂，也叫东箱西箱(《仪礼》郑玄注)。有人说“正寝(君王办公的地方，等于说正室)之东西室皆曰箱，言似箱箧之形”(《汉书》颜师古注)。“殿东西次为箱”(《东京赋》薛综注)。而凤雏村出土的遗址中堂边根本没有小堂，庭院之东西反有廊庑，近似后代的厢房(厢同箱)。考察上边所引的《汉书》的几个例子，从《周昌传》看，应是东西序旁的小堂，从《晁错传》、《东方朔传》看，应是庭东西两侧的房屋。对这个问题我们暂时可以不去深究，只要知道不是庭院中的主要处所，距离堂室不远就可以了。至于像《南齐书&ａｍp；#8226；东昏侯传》上说的“乾和殿西厢火”，恐怕就与现在所说的厢房无别了。
现在说说廊庑。上边已经提到，廊庑即庭院两侧建的房子(庭院南边有门，北边有堂，所以只剩下东西两侧)。廊与庑为同义词，古代都解为“堂下周(四周的)屋”。《史记&ａｍp；#8226；魏其武安侯列传》：“乃拜[灌]婴为大将军，赐金千斤……所赐金，[婴]陈之廊庑下，军吏过，辄令财(裁)取为用。”因为古代君王的前堂(前殿)也叫庙，所以廊庙连称以指朝廷。如《史记&ａｍp；#8226；货殖列传》：“由此观之，贤人深谋于廊庙，论议朝廷；守信死节隐居岩穴之士设为名高者安归乎?”
6．室内
室有四角，古称角为隅。《礼记&ａｍp；#8226；檀弓上》：“曾子寝疾，病(病重了)。乐正子春(曾子的弟子)坐于床下，曾元、曾参(曾子的儿子)坐于足，童子隅坐而执烛。”童子不能与成*人并坐，所以坐在角落里。《论语&ａｍp；#8226；述而》：“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意思是给他讲室的一角而对方不能联想类推另三个角，就不再重复指点了：这个人的智力和学习的积极性有问题。室角必须九十度，所以“廉隅”连言表示正直不阿。
室内四角都有专名。《尔雅&ａｍp；#8226；释宫》：“西南隅谓之奥，西北隅谓之屋漏，东北隅谓之宧(y&#237；，夷)，东南隅谓之窔(y&#224；o，要)。”奥与窔都有幽深、黑暗的意思。阳光自户、牖入室，室内自然是北边亮南边暗，所以南边两角以奥、窒为名。对屋漏与宦这两个名字的来源历来说法很多，大多附会礼制，难以自圆其说。估计与原始社会的住室情况有关，还有待于研究。
四隅中以奧为最尊。所以《礼记&ａｍp；#8226；曲礼上》说：“夫为人子者(即父母还在的男人)居不主奥。”奥是室内的主要祭祀之所。古人迷信，又是泛神论，单说居室中所要祭的神就有户、霤、门、灶等。在奥祭就是总祭上述诸神。《论语&ａｍp；#8226；八佾》：“王孙贾(卫大夫)问曰：‘“与其媚于奥，宁媚于灶”，何谓也?’子曰：‘不然。获罪于天，无所祷矣。’”王孙贾所引的大概是当时的俗语，其意思是在奥对神集体总祭，可是却没有奥神，祭的对象是抽象的；灶有灶神，在灶前祭则是具体的，可以致人祸福，因此应该祭此舍彼。这话颇有点“县官不如现管”的味道?因此被拘执于礼义原则的孔子所否定。
灶一般在屋子的中央，这样既便于使室内四面的温度均匀，同时进火口对着户、牖可以保证烧火所需的自然气流，而进入室内的冷空气也立即得到加热。在照明困难的时代，灶火也是夜晚光亮的主要来源。《韩非子&ａｍp；#8226；内储说上》：“夫灶，一人炀(y&#224；ng，样。烤火)焉，则后人(后面的人)无从见矣。”这是因为炀者挡住了火亮。《列子&ａｍp；#8226；黄帝》：“其(指杨朱)往也，舍(客舍主人)迎将家，公(男主人)执席，妻执巾栉(Zh&#236；，至。梳子)，舍者(同住的人)避席，炀者避灶。其反也，舍者与之争灶、席矣。”避灶是因为有新客人到来需要亮光，也需要取取暖。
二、陈设和起居
1．室内陈设
南北朝以前没有桌椅凳，而是坐在地上。坐时在地上铺张席子，所以说“席地而坐”。睡觉也在席子上面，所以又有“寝不安席”、“择席之病”的说法。稍讲究一点的，坐时在大席子上再铺一张小席，谓之重席。《左传&ａｍp；#8226；襄公二十三年》：“季氏饮大夫酒，臧纥为客(上宾)。既献(主敬客酒)，臧孙命北面(面向北的位置)重席．新樽絮(洁)之；召悼子(季氏将立为嫡子者)，降(下堂)逆之，大夫皆起。”此处为悼子设重席，就是要为他设特别的坐位，突出他的重要。对于君侯贵族来说只铺一张席子就算俭朴的了。《左传&ａｍp；#8226；哀公元年》：“昔阖庐食不二味，居不重席。”《世说新语&ａｍp；#8226；德行》：“王恭从会稽还，王大(名忱)看之，见其坐六尺簟(di&#224；n，电。竹席)，因语恭：‘卿东来，故应有此物，可以一领及我。’恭无言，大去后，即举所坐者送之。既无余席，便坐荐(草垫子)上。”但是贫苦人，包括下级士卒却是没有席子的。《史记&ａｍp；#8226；孙子列传》：“起之为将，与士卒最下者同衣食，卧不设席，行不骑乘，亲裹赢粮，与士卒分劳苦。”不设席是同甘苦的内容之一，可见士卒之最下者行军打仗就睡在地上。
竹席最初叫箦(z&#233；，责)。《礼记&ａｍp；#8226；檀弓上》写曾子病重，“童子曰：‘华而睕(wǎn，晚。上漆)，大夫之箦与?’”意思是曾子临死睡这样华美的竹席是违背礼的。《史记&ａｍp；#8226；范睢列传》：“睢佯死，即卷以箦，置厕中。”这和后代以席裹卷尸体草草埋葬是一样的。
《晏子春秋&ａｍp；#8226；内篇谏下》有这样一个故事：“[齐]景公猎，休，坐地而食。晏子后至，左右灭葭而席(拨倒芦苇权且当席)。公不说，曰：‘寡人不席而坐地，二三子(指随行的大臣)莫席，而子独搴草而坐之．何也?’晏子对曰：‘臣闻介胄坐陈(阵)不席，狱讼不席，尸在堂上不席(尸：代表死者受祭的人。这句是说在丧事期间不席)。三者皆忧也。故不敢以忧侍坐。’”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对于贵族们说来，铺席才是正常的，该铺席而不铺则是非礼的。
下面就是晏婴所说的“不席”的几种情况。
《左传&ａｍp；#8226；文公十二年》：“秦军掩晋上军，赵穿追之不及，反，怒曰；‘裹粮坐甲，固敌是求。敌至不击，将何俟焉!”坐甲，即把甲放在地上坐。这是“坐陈不席”。《左传&ａｍp；#8226；襄公十年》：“王叔陈生与伯舆(二人是周王卿士)争政……王叔之宰(家臣)与伯舆之大夫瑕禽坐狱(打官司)于王庭，士匄(晋大夫)听之。”坐于周王庭中，也是没有席的。这是“狱讼不席”。《公羊传&ａｍp；#8226；昭公二十五年》：“昭公于是曒(ji&#224；o叫。哭的声音)然而哭，诸大夫皆哭。既哭，以人为菑(墙垣)，以幦(ｍ&#236；，密。车轼上的覆盖物)为席，以鞍为几，以遇礼(诸侯相遇之礼)相见。”鲁昭公此时被逐流亡到齐，虽非“尸在堂”，但也是“忧”事。所以不设席；但诸侯相见于路不应直接坐在地上。于是以带为席。办法折中，两全其美。
古代还在堂上室内设帷幕。帷与幕有别。《说文》：“在旁曰帷”，“帷在上曰幕”。上文提到《左传&ａｍp；#8226；宣公七年》所载齐顷公“帷妇人”以观郤克事，即于房室中张帷。堂上也可以张帷，但最初一般是丧礼的需要。《仪礼&ａｍp；#8226；士丧礼》：“奠脯、醢、醴、酒，升自阼阶，奠于尸东，帷堂。”这是对士刚刚死去时的规定．这时死者尚未穿衣(寿衣)，用帷遮住，准备迎接宾客的吊唁。《左传&ａｍp；#8226；文公十五年》：“[鲁大夫公孙敖卒]声己(公孙敖之妻)不视，帷堂而哭。”《礼记&ａｍp；#8226；檀弓下》说到这件事时说：“帷殡(停柩)，非古也，自敬姜(即声己)之哭穆伯始也。”据说声己怨恨丈夫抛掉自己而与莒国之女结合，因此穆伯已经人敛应该撤帷了，声己还隔帷而哭，意思是不想看到穆伯。在实际生活中其实并非全按“礼”行事，如果需要，堂上也随时可以施帷。《吕氏春秋&ａｍp；#8226；首时》：“伍子胥欲见吴王而不得，客有言之于王子光者，见之，而恶其貌．不听其说而辞之。客请之王子光，王子光曰：‘其貌适吾所甚恶也。’客以闻伍子胥，伍子胥曰：‘此易故(事)也。愿令王子居于堂上，重帷见其衣若(与)手，请因说之。’王子许。伍子胥说之半，王子光举帷搏(拍)其手而与之坐。”《史记&ａｍp；#8226；范睢列传》：“[须贾]乃肉袒膝行，因门下人谢罪。于是范睢盛帷帐，侍者甚众，见之。”范睢帷帐也应该是设在堂上的。
古代室内设几。几为长方形，不高，类似现在北方的炕桌或小茶几。但作用却与炕桌等不同，主要是为坐时凭倚以稍休息。《诗经&ａｍp；#8226；大雅&ａｍp；#8226；公列》：“俾筵俾几，既登乃依。”意思是让人给宾客铺设好席、几，客人们登上了筵席，靠在几上。
古人在一般情况下是不倚几的。《左传&ａｍp；#8226；昭公五年》：“[圣王]设机(同几)而不倚，爵盈而不饮。”这本是说诸侯间相聘问时应该“正襟危坐”，否则就不“礼”。其实平时亲友相见也是一样的，对客坐而倚几，是一种不严肃、懒散的表现，因而也为礼所不许。《孟子&ａｍp；#8226；公孙丑下》：“孟子去齐，宿于昼。有欲为王(齐宣王)留行者，坐而言，不应，隐(倚)几而卧。客不悦，曰：‘弟子齐宿(恭敬)而后敢言，夫子卧而不听，请勿复敢见矣。’”《庄子&ａｍp；#8226；齐物论》：“南郭子綦隐机而坐，仰天而嘘，答焉(身体像散了架子)似丧其耦(同偶)。颜成子游立侍乎前，曰：‘何居乎?形固可使如槁木，而心固可使如死灰乎?’”南郭子綦此时是把主客观都忘掉了，而其形体与懒散无异，所以隐几。对于上了年纪的人来说隐几则是理所当然的。《礼记&ａｍp；#8226；曲礼上》：“谋于长者，必操几杖以从之。”帝王赐人以几则表示敬老。《陈书&ａｍp；#8226；王冲传》：“文帝即位，益加尊重[王冲]。[冲]尝从文帝幸司空徐度宅，宴筵之上赐以几。其见重如此。”但从三国时代起，桌案之类开始多起来，几已不多见。《三国志&ａｍp；#8226；毛蚧传》：“初，太祖(曹操)平聊城，班(同颁，分赏)所获品物，特以素屏风、素冯(倚)几赐蚧，曰：‘君有古人之风，故赐君古人之服。’”即称古，说明非当时通行之物。
古代室内有床，但与现代的床不同，较矮，较小，主要是供人坐的。《史记&ａｍp；#8226；郦生列传》：“郦生至。人谒，沛公方倨床使两女子洗足而见郦生：”但床偶尔也当卧具，特别是不在房子里住宿时。《左传&ａｍp；#8226；宣公十五年》：“宋人惧，使华元(宋大夫)夜人楚师，登子反(楚帅)之床，起之。”既是“起之”，可知原先是卧于床的。大约到南北朝时期床即已是坐卧两用了。《世说新语&ａｍp；#8226；德行》：“晋简文为抚军时，所坐床上尘不见拂，见鼠行迹，视以为佳。”这是“坐床”。又：“[王]祥尝在别床眠，母自往阍(同暗)斫之。”这是“卧床”。《南齐书&ａｍp；#8226；褚渊传》：“有一伧父(等于说穷老头)冷病积年，重茵累褥，床下设炉火，犹不差(指冷觉稍缓)。”上有褥，下有火，可见也是卧具。又《王玄载传》：“世祖时在大床寝，[王]瞻谓豫章王曰：‘帐中物(指齐世祖)亦复随人起兴。’世祖衔(心中恼恨)之，未尝形色。”床而大，并支帐，这已经是寝卧专用的床了。
从东汉末年起出现了一种“胡床”，大约是北方游牧民族为迁徙方便而创制的，中原地区在民族交往中引进，因为跟中原所习用的床有同有异，所以加胡字以示区别。胡床的床面系用绳带交叉贯穿而成，可以折起，类似今天的马扎，所以又称绳床、校(交)椅。《世说新语&ａｍp；#8226；容止》：“俄而[庾亮]率左右十许人步来，诸贤欲起避之，公徐云：‘诸君少住，老子于此处(指咏诗)兴复不浅。’因便据胡床与诸人咏谑。”因为胡床轻巧便于搬动，所以常常移至室外使用。后来的木质交椅、今之折叠椅、凳，即由胡床发展而来。
古书上还常提到榻。榻跟床差不多，可坐，可卧。《三国志&ａｍp；#8226；管宁传》注引《高士传》：“管宁自越海及归，常坐一木榻，积五十余年未尝箕股(即箕踞。详下)，其榻上当膝处皆穿。”这是“坐榻”。由此也可知在床或榻上坐时与席地而坐一样，还是“跪坐”。《三国志&ａｍp；#8226；简雍传》：“[简雍)性简傲跌宕。在先主(刘备)坐席犹箕踞(一种不严肃的坐法，详下)倾倚，威仪不肃，自纵适。自诸葛亮已下，则独擅一榻，项枕卧语，无所为屈。”这是以榻为卧具。
2．起居习惯
我们曾经多次谈到古人是席地而坐的。坐的姿势又是怎样的呢?
古人坐时两膝着地，两脚的脚背朝下，臀部落在脚踵上。现在朝鲜、日本还保留着这种坐法。因膝盖着地(或坐具)，所以管宁的木榻“当膝处皆穿”。如果将臀部抬起，上身挺直，就叫长跪，又叫跽(j&#236；，记)。这是将要站起身的准备姿势，也是对别人尊敬的表示。《史记&ａｍp；#8226；项羽本纪》：“[樊]哙遂人，披帷西乡(向)立，瞋目视项王，头发上指，目眦(z&#236；，字。眼眶)尽裂。项王按剑而跽，曰：‘客何为者?’”樊哙突然闯进而又怒容满面，使得项羽一惊，“按剑”与“跽”是同时产生的下意识准备起身自卫的动作。又《范睢列传》：“秦王屏左右，宫中虚无人。秦王跽而请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又《孟尝君列传》：“秦王跽而问之(冯獾)曰：‘何以使秦无为雌而可?’”这都是为要请教对方、对对方表示敬意而跽。跽之所以又叫长跪，是因为上身耸起，身子便长了。《史记&ａｍp；#8226；留侯世家》：“良尝闲从容步游下邳圯(y&#237；，夷。桥)上，有一老父，衣褐，至良所，直堕其履圯下，顾谓良曰：‘孺子，下取履!’良鄂(同愕)然，欲殴之。为其老，强忍，下取履。父曰：‘履我!’良业(已经)为取履，因长跪履之。”张良的表现是好的，不仅“履之”，而且“长跪”，所以老人说“孺子可教”，并把《太公兵书》传给他。古乐府《饮马长城窟行》：“长跪读素书，书中竟何如?”这个长跪，则是妻子怀念久征在外的丈夫，一旦丈夫来信，不禁惊喜得直起了身。有时，古书中并没有明言怎么坐着，但从人物的动作中还是可以体会得出他的姿势的。例如《论语&ａｍp；#8226；先进》写孔子向弟子们询问其各自的志向，当问到曾皙(字点)时，“鼓瑟希(稀)，铿尔，舍瑟而作”。要鼓瑟，必须“坐”；瑟本来倚在大腿上(如朝鲜弹奏古琴犹如是)，舍瑟，瑟落，所以“铿尔”有声；舍瑟是为了“作”，作即起，也就是长跪，这是学生回答老师的问题时所必须的。
古人还有一种“不规矩”的坐法，叫箕踞，或单称箕或踞。其姿势为两腿平伸，上身与腿成直角，形似簸箕。有他人在而箕踞是对对方的极不尊重。《田叔列传》：“赵王张敖自持案进食，礼恭甚，高祖箕踞骂之。”荆轲先被秦王(即秦始皇)“断其左股”而“废”(站不起来)，然后又身“被八创”，“箕踞”是他就势而坐的结果，而其效果则是对对方的轻蔑。刘邦经常箕踞骂人，却是有意如此。《礼记&ａｍp；#8226；曲礼上》规定：“坐毋箕。”这是符合当时社会的风俗和习惯的。《韩诗外传》卷九：“孟子妻独居，踞。孟子入户视之，白其母曰：‘妇无礼，去之(等于说休了她)。’母曰：‘何也?’曰：‘踞。’”由这个故事可以看出坐的姿势正确与否的严重性。但是如果不是有意凌人傲物，那么箕踞就是不拘小节的表现。《世说新语&ａｍp；#8226；任诞》：“卫君长(卫永)为温公(名峤)长史，温公甚善之。每率尔提酒脯就卫，箕踞相对弥日。卫往温许(处)亦尔。”在礼教甚严的时代，这二人的行为实际上带有一点反抗性，在一定的场合还会受到称赞。
坐在席上也还有些讲究。《礼记&ａｍp；#8226；曲礼上》：“为人子者……坐不中席。”据说一张席子，独坐时以中为尊，既为人子，即使独坐也只能靠边。又：“群居五人则长者必异席。”一张席子只能坐四人，四人中的尊者应居席端(合坐以端为上)，多了一个人，不能尊卑挤在一起，于是请其中的尊者到另一张席上去独坐(当然，坐时要居中)。
已经坐在席上，如果有尊者进来或离席走到跟前来，就用“避席”的办法自表谦卑，而且要伏地。《史记&ａｍp；#8226；魏其武安侯列传》：“饮酒酣，武安起为寿，坐皆避席伏。已，魏其侯为寿，独故人避席耳，余半膝席。”避席伏即离开席子在地面上伏，膝席则原地不动以膝着地，也就是长跪，虽然也是表示敬重，但其程度差多了，所以引得魏其侯的好友灌夫恼怒。避席又叫违席。《晏子春秋&ａｍp；#8226；内篇杂上》：“[齐]景公有爱女，请嫁于晏子……晏子违席而对曰：‘……君虽有赐，可以使婴倍(同背)其托(指其妻托身于晏婴)乎?’再拜而辞。”
席子在室堂中要放正，即席的四边要与室堂的边、壁平行。《论语&ａｍp；#8226；乡党》：“席不正，不坐。”《晏子春秋&ａｍp；#8226；内篇杂上》：“燕之游士有泯子午者，南见晏子于齐……客退，晏子直席而坐，废朝移时。”直席也就是正席，表示心情的郑重严肃。
尊者在堂则卑者在庭。宾客是受尊重的，所以凡以宾主之礼相待的上堂，而宾客的从者也须站在庭中。《韩诗外传》卷五：“楚成王读书于殿上，而轮扁在下。”轮扁是匠人，自然不得升堂。《左传&ａｍp；#8226；宣公二年》：“晋侯(晋灵公)饮赵盾酒，伏甲将攻之。其右提弥明知之，趋登，曰：‘臣侍君宴，过三爵，非礼也。’遂扶以下。”提弥明“登”而后扶走赵盾，因为开始他是按礼的要求站在堂下的；他“趋”而登，是合乎礼的(参见第四编)；搀走赵盾的借口也是臣侍君宴的礼。提弥明在这一瞬间的活动，只有擅自登堂不合乎礼，但这是应付突然事变的需要。又《成公三年》：“晋侯享齐侯。齐侯视韩厥(晋大夫)，韩厥曰：‘君知(指认识)厥也乎?’齐侯曰：‘服改矣。’韩厥登，举爵曰：‘臣之不敢爱死，为两君之在此堂也。’”既言“登”，则本在下。无君命而登，这是越礼的。这是因为在前一年的鞌之战中韩厥差点亲手俘虏了齐侯，他在这里说的话已是胜利者的姿态，是有意对齐侯不敬。前面曾经提到毛遂跟着赵国公子平原君赴楚签订纵约的事，在毛遂“按剑历阶而上”后，楚王曾叱道：“胡(何)不下!吾乃与而(你)君言，汝何为者也!”这也是因为毛遂不该登堂。即使不是君臣、上下的关系，在堂上与堂下也是有很大区别的。
古人在室内很讲究坐次。因为奧在四隅中最尊，所以在室内以坐西向东的位置为最尊，其次是坐北向南，再次是坐南向北，坐东向西的位置最卑。《礼记&ａｍp；#8226；曲礼上》：“席南乡(向)北乡，以西方为上；东乡西乡。以南方为上。”这是就几个人同一张席上而言的，但与上述的室内摆席的尊卑次第相合。《史记&ａｍp；#8226；项羽本纪》中“鸿门宴”的坐法就是一幅完整的清清楚楚的位次图：“项王即日因留沛公与饮。项王、项伯东乡坐。亚父南乡坐——亚父者，范增也，张良西乡侍。”这个宴会是在军帐中举行的，其排列方法一如室内。项羽自坐东向，是其自尊自大的表现；范增虽是谋士，却号称亚父，因此南向，司马迁偏偏在这里加上对“亚父”一词的注解，也有说明他何以南向坐的意思；刘邦北向，说明项羽根本没把他当成客人平等地对待，其地位还不如项羽手下的谋士；张良的地位更低，当然只能西向，而且要加一“侍”字。樊哙后来进入帷帐，因为他只是个车右，所以连个座位也没有，只能随着张良在最卑的位置，而且站着，给他酒，也只能“立而饮之”。在这个席面上项伯最不好安排。他是项羽的叔叔，在家里他尊，在军中则侄儿尊，只好稍加权变，与项羽同坐东向。按照上述的“席东乡西乡南方为上”的原则，此时项羽应该坐在那张席的右端，也就是奥之所在，项伯坐在左端，也就是靠近范增的位置。
我们试按照“鸿门宴”的位次去验之文献，都是相符的。例如《史记&ａｍp；#8226；魏其武安侯列传》：“[武安侯]尝召客饮，坐其兄盖侯南乡，自坐东乡，以为汉相尊，不可以兄故(缘故)桡(曲，指不守规矩)。”看来田蚡对其兄长的胸怀还不如项羽。又《南越列传》：“[南越]王、王太后亦恐[吕]嘉(南越国相)等先事发(指叛乱)，乃置酒，介汉使者权谋诛嘉等。使者皆东向，太后南乡，王北向，相嘉、大臣皆西向侍，坐饮。”这是把最尊的位置给了汉使，让一向独持国柄的吕嘉坐在卑位，多少带点羞辱的意思。又《淮阴侯列阵》：“于是有缚广武君而致戏(同麾)下者，[韩]信乃解其缚，东乡坐，西乡对，师事之。”与此相反，《绛侯周勃列传》：“勃不好文学，每召诸生说士(游说之士)，东乡坐而责之：‘趣(同促。等于说快点)为我语!’”则周勃是以长者、尊者、教训者自居了。
古人所立的一些规矩，一经被儒家吸收并被写进经典，便都神秘化了。其实如果联系古人生活的环境、条件来考察，其中不少都是生活中的必然现象，是合理的。例《礼记&ａｍp；#8226；曲礼上》规定：“将上堂，声必扬；户外有二屦，言闻则入，言不闻则不入。”“侍坐于长者，屦不上于堂。”上堂之前必先扬声者，是让室内的人有所准备，如果有人在私语，可以不被碰见。户外有二屦言闻乃人，道理是一样的，听得到室内的谈话声，说明室内二人没有谈机密事，便可以进去，否则便有窃听之嫌，弄得双方尴尬。屦不上堂也是对的。孔颖达正义：“长者在堂而侍者屦贱，故脱于阶下，不著上堂；若长者在室则侍者得著屦上堂，而不得入室。”其实屦不上堂、人室，并不在于鞋的高贵与卑贱。鞋上带着泥土，会使堂室地面不洁，人们席地而坐，衣服也会弄脏；再说堂上室内坐着许多人，身边放着一堆鞋，总是不雅。正因为如此，所以在起居条件没有彻底改变时，这个规矩一直被严格遵守。在第一编中我们曾经提到《史记&ａｍp；#8226；萧相国世家》所记载的刘邦特准萧何“带剑、履上殿”事，这也说明在通常情况下是不能穿鞋上殿堂的。这种特赐的条例为后代帝王所沿用，如《资治通鉴》一八五：“春，丁未朔，隋恭帝诏唐王剑履上殿，赞拜不名(向皇帝行礼时不自称名)。”这同样也说明直至隋唐大臣上殿还是要脱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