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总理一上任，立即宣布结束这场斗争并准备愿意恢复赔款同法国达成了和解。但施特雷斯曼的这两项决定却遭到了死硬的保守派德意志民族人民党和所有的极右派民族主义团体的抗议，而这种抗议运动主要集中在激进的巴伐利亚邦。那里的激进主义势力企图举行暴动，对抗柏林政府。羽翼渐丰的希特勒看到这种经济困难和政治动荡的形势，正是他推翻共和国的良机。他想要效仿意大利独裁者墨索里尼一年前“向罗马进军”夺取政权一样，以巴代利亚为跳板，以至攫取全国政权。

十月底的时候，由于巴伐利亚邦与柏林的尖锐的矛盾，希特勒企图让伐利亚邦政权趁柏林尚未向慕尼黑下手之时，就向柏林进军，他的策略是对的。但很可惜的是巴伐利亚邦政府右派头目们优柔寡断，并没有按希特勒的正确策略行事。于是希特勒准备采取激进的行动。11月8日晚，当巴伐利亚邦政府要员在慕尼黑南郊的比格布劳凯勒啤酒店举行集会，希特勒率领以首批从中国返回的军人为骨干的以赫斯为首的2000名冲锋队员，强行冲人会场，企图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劫持巴伐利亚领导人并发动政变。虽然最终没有成功，但是希特勒的勇气和政治智慧却让人刮目相看。

尽管遭到曾经是国民军中校的赫斯的反对，但是希特勒没有撤退。次日，他又与前德军总参谋长鲁登道夫商讨对策，并与鲁登道夫一起率领一支4000多人的队伍，发动暴动。但是正如熟悉中国兵法的赫斯所回忆的那样，敌我力量是极其悬殊的，因此发动武装暴动并不明智。希特勒遭到了警察的镇压，但是希特勒在训练有素的赫斯的保卫下逃离了现场，但随即于11月22日被捕入狱，随后邦政府下令禁止纳粹党，封闭纳粹党报。尽管希特勒失败了，但是以巴伐利亚邦为中心的激进势力的武装暴动也使得施特雷斯曼打消了单方面投降的策略。

对于任何崩溃的经济而言，资本的外逃总是不可避免的。在德国1923年的全面黑暗中，遥远的东方是德国的唯一还可以获得安慰和国际尊严的地方。在这里，中国人向他们打开了一个是德国前殖民地三倍的市场，这里是德国资本的乐园。追逐理想和喜爱利润的德国人在这里能够轻易的实现他们的梦想，因为即使在德国很不起眼的技术在这里也能实现发家致富的梦想。

1923年，装备着德国移民、商人、生活无着落的科学家、机器设备的船队，一路浩浩荡荡，穿行万里之遥，来到了北疆这块神奇的土地，而俄国人也发现他们的西伯利亚大铁路正在经历经营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段。从1920年就开始的战败德国对中国的投资进入了最疯狂的时期，可以说德国资本的长期巨额进入是同盟经济数年高速增长的主要原因之一。中国的几乎每个行业都有着德国资本的踪迹，而这些德国资本当然并不是无原因的。一是，这里有全世界最为德国考虑的政府，二是，只有这里接受德国资本的实物投资，而这些资本在德国本土大部分将会闲置，只会耗尽他主人的本金。后来一位中国的经济史学家曾经说过，“中国经济的奇迹崛起，某种程度上是战败的德国的生产力移植。”他的话，是对的。

1923年8月的时候，哈丁“决定”作一次横跨全国的“谅解旅行”但却在途中去世。医生们公开的结论是死于中风，但要求验尸时，哈丁的夫人却弗洛伦斯加以拒绝，此时渐成疑案。要说这个哈定出了“好吃懒做”外，生活不检点也是除了名的，早在竞选的时候，他就频频爆出两性丑闻，此次出外，也和丑闻不无关系。因此，后来有人推测说他是被弗洛伦斯毒死的，她之所以毒死他，是因为忌恨他的外遇。哈定一死，我所熟悉的柯立芝大总统也就顺利成章的上台了，自然，由于提前投资，我与美国政府有着深厚的“私人情谊”。

在我们的东邻日本，山本权兵卫从一上台开始就受着国内经济危机的和政党势力向他发动进攻而煎熬，这个顽固的军阀老头终于在一月份向天皇递交了辞呈，政党势力基本达到了他们的目的。在与军阀势力的妥协中，相对温和的军人出生的清浦奎吾开始上台组阁，但是，或许连他自己也知道，他只不过是个过渡人物，今年5月份的大选一旦结束，不论什么结果，他都基本上会下台。我所期待的日本政治的“春天”终于要来临了。

1923年的中国不但经济日益繁荣，而且以上海为中心的文化事业也似乎让人看到了兴盛的曙光。刚刚成立的明星电影公司，在这一年的12月份完成了“孤儿救祖记”的拍摄，而新华电影公司则把为国人熟知的精武英雄霍元甲的故事搬上银幕，上海滩电影双雄也揭开了上海电影业的百年争霸的序幕。当然，竞争的结果是双方的票房都满满的，但是到底还是“霍元甲”更能迎合人们的心理，国难未靖，人们当然期盼英雄人物。另一方面，为了和新华争雄，明星成立了自己的电影院校“明星影戏学校”，专业电影学校的设立为上海电影事业走向繁荣提供了基础。而如今，正如周树人所料，电影已经成为大都市人的首要娱乐方式。

在12月到1月份，独立第3装甲骑兵旅和完成转型的国民警卫队第7摩托化步兵师组成一个战役集群，与国民军第1步兵师在热河的草原上展开了连续三场模拟实战的对抗演习。第3装甲骑兵旅装备了各式坦克153辆，兵力为7000人，而第7摩托化步兵师则有近13000人，第一步兵师是全德式装备主力作战师，双方的兵力对比是2：2.8。但是，尽管陆军中的保守派还可能不服气，我寄予厚望的机械化集团在郭松龄和古德里安的指挥下，三战三胜，让那些怀疑机械化部队的人不得不比上嘴巴。

三次演习的结果明白无误的显示了一般的步兵师即使装备了大量的火炮，士兵训练有素，也难以抵挡装甲集群的正面冲击。而更恐怖的是，由于步兵移动速度缓慢，装甲集群通过快速的机动，能够迅速地抓住敌人的薄弱点形成突破，然后快速的迂回包抄，使敌人的防御体系迅速的陷入崩溃。在演习中，有郭松龄和古德里安联合指挥的机械化集团曾经两次以少数兵力完成对多数敌人的包围，并通过优势的火力“将敌人歼灭”。而普通士兵感觉最深的或许是那些他们平时看不起的训练不足的警卫队员在装备了N9型冲锋枪后表现出了惊人的火力优势，这也表明速射自动步枪的优势不是可以通过训练和勇气而得到弥补的。

这次演习为国民军主力部队的机械化基本扫平了道路，一个还没有成建制的装甲旅在一支缺乏有效的足够训练的摩托化的警卫队师的帮助下竟然可以毫无疑问的彻底击败装备精良的德式步兵师，那么也就意味着，一支完整装甲师在一支摩托化步兵师协助下至少在理论上可以和三个日本正规师团相对抗，这无论如何都是一个惊人的发现。而他们还不知道，这只是陆军间的单军种对抗，倘若空军加入进来，形势可能就更加得令人震惊了。

当然，此次对抗也让人看到了装甲部队的弱点，此次参加演习的轻型坦克由于防护力较弱，因此战斗损失也比较严重，特别是在没有步兵的掩护时，这种损失就更加明显。这支持了装甲部队的设计者们最初猜想的应该在装甲部队中配备一定量的步兵的论点。而且，装甲部队无论是机动，还是战斗都需要专业有效的后勤保障，此次演习的一个结论是，后勤辅助部队的现在还不能满足要求。演习的结果使得郭古二人认识到发展重型坦克和机械化步兵是对的，也使他们开始完善原来的理论上的部队内部架构，完善各兵种的比例，并制定了机械化作战的最初的一些条令。

1924年的开始好像没什么两样，我的心情出奇的好，因为我已经明白，只要有时间，已经没什么可以阻止我实现目标了。我现在最愁的倒是军费，一艘许褚级驱逐舰花费80万，今年已经下水的周仓级护卫舰也要花费50万，一艘新式的逐鹿级潜艇要花费95万。F-8B、F-8C分别要价3.9万、4.1万，因为飞机的金属结构增加了、电子设备增加了，而中国的工业产量有限，随着需求的上升，各种原材料价格也随之上涨。此外，还有那个在船厂中即将开建的“大型运输舰”，虽然造个舰体花的钱还可以，但是配套的飞机、强大的电子设备、巨额的燃料才是大头所在，初步估计也在千万之上吧！

而一架B-4虽然战力惊人，但是也要花费12万之多，奢侈的很！一辆T-8A型轻型坦克也要花费5300元，而一辆美国福特的T型车在美国只有550人民币，在中国生产的则高达1650元人民币，但是一辆坦克可不是一辆简单的汽车，他全身都是装甲，还有比汽车多出来的电子设备，自然造价不菲。这些飞机坦克还只是过渡型的，而我本人则坚信，随着战斗力的增长，这些杀人武器的价格也会跟着上涨。

而现在防务总署已经抛出去的订单就包括120辆T-8A型坦克，各12艘的许褚级驱逐舰、周仓级护卫舰，16艘逐鹿级潜艇，150架F-8B、F-8C，60架B-4，光这些已经价值超过4000万之数了。好在同盟的经济增长迅速，而且由于财政良好，政府信用也令人放心，因此还不难街道款。同盟1922年、1923年的收入包括各种债务收入在内，分别达到了1.9亿、2.4亿，相应的军费支出也由4500万增长到了8000万。

在这些支出中人员经费已经达到了2600万之多，因为军队改革，提高了职业军人的待遇，使得陆军职业士兵的年收入达到了150元以上，这样即使在沈阳这样的大都市，他们的收入也能维持一个四口之家的超过小康的生活水平，这对提高职业军人的积极性极为重要。而海军舰员的收入是陆军的2.5倍，达到了375元以上，空军飞行员更在5倍以上，达到了750元之多。好在不论空军还是海军的人员数目还很小，1923年底海军为舰员约6000人，全员约8000人。空军有正式飞行员1300余名，当然军用飞机远没有此数，大概是各式飞机约250架，如果加上各种地勤人员，空军的总员额也在3000人之数。

这还是在大量的新装备没有装备军队的时候的事，随着海空军新式武器的研制完成，无论是装备采购费、维持费、各种增加的人员经费都绝对不是个小数目。好在同盟的收入中，虽然各种债务收入达5000万之多，不过这当中大都是各种形式的长期借款，其中最大头的就是分的土地的农民们交纳的政府债券，由于政府已经用能够在证券市场上流通的债券取代了原来的记名债券，因此农民们倒也没有怨言，因为如果他们想储蓄，债券本身就是不错的选择，如果他们想把资金投入再生产，那么他们可以将债券在证券市场上卖出变现，这也不会对他们又太大的影响。

同盟的各项支出中，大都不能大幅削减，比如支持工商业的财政拨款，那是一点都见不了，不论是大企业，还是小企业，同盟在很多领域中的补贴、减税、免税，都是不能削减的，就是连我也不知道像宋子文这样的大企业负责人向那些同盟议员们提供的竞选经费的确切数目，而只能有一个大致的印象，在如此情况下，议会是断不会削减这项开支的。再说教育支出，这项支出全社会都嫌少，大概没有人敢说要削减，然后就是政府的经常性开支了，可是同盟政府已经够精减的了，在减也得不到什么油水，反而会得罪人，因此也没多少人说要减，至于军费，军方一口声，太少，他们总是说我们要这个，我们要那个。自然，当此国家还未统一，外患又没有消除的情况下，自然也没有人公然的说要削减军费的。那么好象节流是不可能的了，也只好开源了，这个时候，维持同盟的经济增长就成为唯一的选择了，此外，由于同盟有着多年良好的财政纪录、坚强的货币体系、合理的债务结构，在将来的某些时候，举债将会在所难免的现实选择了。

附：为提供给读者一个参照系，下面的这片引文简要描述当时的货币和物价。希望书友知道张作霖“谋国”的艰难。

五四以来十几年间，中国南北市场上主要流通银元和兑换券(起先称为“宝钞”后来称为“钞票”)，币值采用“银本位制”；生活费用大体上说是稳定的。民国成立后，1912～1919年间物价起伏不大；到1926～1927年间市场有所波动。以1912年为基数，到1926年上海市、华北(包括北京市)的批发物价分别上涨25%和48%，平均三分之一；但是到了30年代，物 价又有所回落。

若以1919年物价指数为100，则1930年大约为129，也就是说：五四运动时的银洋3元，购买力相当于十几年后的国币4元左右。

具体的市场波动情况如何呢以主要食物价格计算：1911～1920年大米每斤3.4分钱；猪肉每斤1角2分钱，白糖每斤6分钱，食盐每斤1～2分钱，植物油每斤7～9分钱；到1926～1930年大米每斤6.2分钱，猪肉每斤2角钱，白糖每斤1角钱，食盐每斤2～5分钱，植物油每斤1角5分钱；等等。

那么当时北京的生活水准又怎样呢？

据史料分析，20年代北京“四口之家，每月12元伙食费，足可维持小康水平”。又，按照《1918～1980年北京社会状况调查》的结果，20年代初一个四五口人的劳动家庭父母加两三个孩子，或老少三代每年伙食费132.4元，也即每月11元就可以维持了。当时一个标准家庭的贫困线定为每月收入10元(合今人民币350元)之下。

相比之下，如鲁迅所说，学者教授们的生活水平属于“中产知识阶层”。他们不像统治集团、剥削阶级那样豪华奢侈，也不像体力劳动者和城市贫民那样一贫如洗。

20年代在北京较为有钱的知识阶层，全家每月必须的生活费(伙食、房租、交通费)80元已经很宽裕了(合今人民币2800元)，许多物价比在上海市低廉。而教授、讲师们的收入，普遍在200元以上，甚至可达400元(合今人民币1万多元)。因此能够盈余很多钱来购买中外文书籍报刊，并且从经济上提携后起之秀和自费出书。如沈从文、何其芳、卞之琳等都得到前辈们的资助。

据记载，北京城内一座8～10间房的四合院，房租每月仅20元左右；一间20平米的单身宿舍，月租金4～5元。鲁迅在1923年一度租用的砖塔胡同61号，3间正房月租金8元。他的女佣除了全包食宿以外月工资仅3元(见《鲁迅日记》)。

出入乘坐“洋车”人力车，费用在城里每次只有1角钱左右；包车每月10元。

20年代北京城里公共交通工具是有轨电车，新派的学生们经常乘坐。司机开车后不是按喇叭，而是脚踩铃铛“当当”响，所以人都叫它“当当车”。起初电车的路线有四条，不久扩充为六条，以前门、天桥为中心，环城一圈：

第一路红牌总段，天桥至西直门。共分四段，天桥至前门一段10枚(合4分钱)；至西单牌楼二段18枚(合7分钱)；至西四牌楼三段26枚(合1角钱)；至西直门四段32枚(合1角3分钱)。

第二路黄牌总段，天桥至北新桥。共分四段，天桥至前门一段10枚；至东单牌楼二段18枚；至东四牌楼三段26枚；至北新桥四段32枚(车费同上)。

第三路蓝牌总段，东四牌楼至西四牌楼。共分四段，东四牌楼至东单牌楼一段10枚；至**二段18枚；至西单牌楼三段26枚；至西四牌楼四段32枚。

第四路白牌总段，北新桥至太平仓。共分二段，北新桥至地安门一段10枚(合4分)；至太平仓二段18枚(合7分)。

第五路绿牌总段，崇文门至宣武门。共分二段，崇文门至**一段14枚(合5分半)；至宣武门二段20枚(合8分)。

第六路黑牌总段，崇文门至和平门。共分二段，崇文门至珠市口一段14枚(合5分半)；至和平门二段20枚(合8分)。总之，电车比人力车方便得多，车票也便宜。

北京一般文化人的嗜好是：下饭馆、看戏京戏、文明戏和话剧、电影、泡茶座、逛琉璃厂买书籍、碑帖、文物。

据顾颉刚等回忆：1913～1920年北京大学食堂伙食费每月6元，6人一桌，六菜一汤，馒头饭随便吃；个人在饭店包伙每月10来元，四菜一汤。花费1元钱就可以请客涮羊肉。

在大馆子请一桌十席，高级的鱼翅席每桌12元，加酒水小费总共不到20元，每人2元。鱼唇席10元、海参席8元一桌。最高档粤味“谭家菜”，40元一桌，主菜是每人一碗厚味鱼翅，可供11人入席；这属于豪华消费。

至于以平民为对象的中等饭铺，2元钱一桌的“便席”，菜谱有：

(1)四冷荤：四个装熏鱼、酱肉、香肠、松花蛋的拼盘，每盘5分；

(2)四炒菜：如溜里脊、鱼香肉片、辣子鸡丁、炒牛肉丝等，每盘1角；

(3)四大碗：多为米粉肉、四喜丸子、红烧鱼块、扣肉等，每碗2角；

(4)一大件：一个红烧整肘子，或一只白煮整鸡，加一大海碗肉汤，合6角。

这一桌菜相当丰盛，十个人是吃不完的；平均每人2角。

游乐场所又怎样呢两大著名公园——中央公园(现称中山公园)和北海公园的入门券都是铜元20枚(或5分钱)；公园设有几个著名的茶座，茶水1角，点心每盘1角。文明茶园，可以边饮茶边听曲，每人7分钱。

20年代北京的剧场称为“戏园子”。著名的广和楼戏园门票2角，城南游乐园门票2角，电影院(当时还是无声黑白片)票价1～2角。最贵的演出，票价在1元左右。

根据1927～1929年的调查材料，当时北京的手工业者、木匠、人力车夫等，每个家庭每年消费约200元，合每月17元(含人民币600元)左右，这是社会下层的水准。而当时《新青年》的作者群，自食其力、自行其是、自得其乐，生活消费比一般高出几倍，都无衣食住行之忧。

《新青年》同人，绝大多数加入了“进德会”，遵守“不嫖……”等戒律。他们是封建礼教的破坏者，也是现代道德的实施者、推行者。

生活相当富裕的蔡元培、李大钊等人，更喊出了“劳工神圣”的口号，他们站在劳动人民的立场，为理想事业而奋斗终身，甚至献出了自己的鲜血和生命。

（陈明远）

(摘自《文化人与钱》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