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卅风潮是一个比五四风潮还要大的多的非暴力抵抗运动，据估计在其**时期，有一亿左右的人口参与其中。在运动中，很多学生有组织的下乡，他们像普通的农民和各种乡村职业者宣传“事实的真相”，叙述了“英人的野蛮”，呼吁“弃用西货、改用国货”。学生的这种运动的经济效果也是十分明显的，中国的商品经过多年的发展本来就已经和进口商品没什么大的分别，甚至在很多方面超过进口商品，这种文化运动显然有助于人们树立对国货的偏好。
正因为如此，各种工商业组织都捐款支持这种运动，使得这种“下乡运动”并没有因为整个运动的停止而终结。据后世的文化史专家的评述，西方文明在普通中国人的印象从文明转向野蛮的最初转折点就是这场运动。但是，从后世的解密资料看，英国人好像愿望的不得了，因为一句话，他们被日本人耍了。事件最初的起因是日本人不满于和中国工会达成的现有协议，他们企图制造事端，但是日本人鉴于中国的反日情绪又不敢明火执仗，于是可怜的英国人就被日本人拉上了战车。
策划此次事件的幕后主使就是徐州战争期间表现出色的日本驻上海领事馆武官冈村宁次，他向英国人危言耸听的宣称中国的工会不但威胁了日本人的利益，也威胁到了英国的利益，而事实上，英国人的竞争力确实和日本人有些相似。于是，日本人开始防火，而英国人则在一旁明火执仗的吹风。当然，最后的结果不言而喻，日本人一看情势不对就马上后退，而英国人则向唐吉诃德似的为了已经没有任何实际价值的面子问题付出了重大的代价。
南方的内战在民国党的有意引导下并没有走向全国的战乱，由于吴佩孚的审时度势，同盟和他的军事合作也并没有中止，唯一的变化或许是，由于日本的“良好表现”，同盟和日本的关系似乎改善了不少，政治上甚至有媒体称为“蜜月”关系。在美国人的斡旋下，中外双方很快在7月底达成了协议，由中、美、英、日、法五国组成联合调查组调查暴力事件的起因。
与此同时，鉴于俄国人在1925年初的中俄条约中宣布放弃了在整个中国范围内的领事裁判权，在我和北京外交部的努力下，中外各方同意就修改领事裁判权问题进行谈判，自此，闹得满城风雨的五卅惨案也总算有了一个体面的总结。由于大部分国人对此满意，为了避免孤立的局面，在劳联-产联在7月底宣布停止罢工威胁后，八月初**也宣布工联停止针对外国的罢工威胁。
在1925年看来，日本是所有外国列强在中国的最大受益者，他们似乎实现了币原外交的目的，日本人在中国的形象得到了改变。由于日本人的狡猾，英国人的市场份额很多被产业结构十分相似的日本获得，因此五卅中，日本的对华出口反而有所增加，这一点成了币原外交有益于日本利益的最有力的证据。与此同时，由于同盟与日本关系的突然改善，日本人的能源、粮食安全似乎也获得了更大的保障。
而英国人则在一场莫名其妙的斗争中遭受了巨大的损失，据估计，在6月中旬到七月中旬，英国人的损失超过5亿人民币，这个数额足够英国人建造20艘的战列舰了。据英国首相的回忆录声称，他对远东帝国当局的愚蠢行为感到羞辱，对日本人的狡诈简直是咬牙切齿。针对运动后的东方局势，英国人终于在八月开始采取补救措施，一方面利用事件的后续处理过程，在尽可能的范围内改善自己在中国的形象，另一方面又继续对广州政府采取敌视政策。
南方的内战也改变了中国的整个局势，如果说以前由于南方政府内部的隐患的存在，他还不能全力对外的话，那么内战后，他们由于在革命基础上的重新统一，这种全力对外的局面就出现了。随着南方与日本的逐渐接近，直系的背侧受到严重威胁，如此局面下，直系同同盟的关系就显得尤为重要了，这大概就是吴佩孚竭力敦促英国人改善与中国特别是同盟的关系的原因。不过在我看来，至少在短期内，这种威胁还不会成为现实。
内战的损失往往比外战还要大，这话一点也不假。两广的军队在内战中遭受惨重，由战前的八个师近十万人变成了七个师不足七万五千人，更重要的是多年积蓄的财力和囤积的军火都在这场内战中消耗或被陈炯明的大火焚毁。在湖南，几个月的鏖战使得素来人烟稠密的湘江沿岸地区的无数村庄化为焦土，湘西土匪在几乎整个湖南境内造成了巨大的破坏，当然，这种影响对同盟未必就是坏事，因为湖南来北方的首批大规模移民就是这次内战的产物。
内战消灭了南方的军阀，当却使得革命的力量急剧增长，特别是在湖南，为了对抗赵恒剔而组建的军队占到了新军队的三分之二。但是，这种倾向造成了国民党内某些人士的担心。随着内战的结束，谭延恺以不堪重负、缩减军费为借口，开始重新整编军队。军队由战时的六个师缩减到四个师，新军四个师被缩编为两个师，贺龙、陈赓为师长。谭延恺还以剿灭土匪为借口，把这些军队调离长沙中心地区，前往常德、邵阳一带的剿匪前线。
8月份，内战结束后的南方在广州召开了立宪都督府会议，有孙中山的遗嘱为护身符汪精卫顺利的继任为正式的都督，由于国民党主流派和劳动党的要求，汪精卫决定亲自调查廖仲恺、邓铿被刺事件的真相。到了9月份，事情很快真相大白，那就是国民党的某些右派分子制造了这件事件。由于这些人有些跟国民党大佬胡汉民联系密切，有些是现任总参谋长许崇智的旧部下，事情变得顿是有些棘手了。
但是，正如我所料，汪精卫不可能不把此事用作自己进一步确立地位的良机。经过一番内部争论，在汪精卫的主导下，涉案的右派分子被开除出党，胡汉民被迫“引咎辞职”，由于没有满足主流派把胡汉民开除出党的要求，汪这一手实际上是两面讨好的策略。对于许崇智的问题，汪精卫以许不知事情经过、没有参与为由，企图大事化小。但是，他的行为引起了某些人的反对，这个人实际上就是蒋介石。
按照蒋介石的设想，如果许崇智受到牵连，那么身为副总参谋长他很自然的就会继任为下任总参谋长了。但是，汪精卫显然也考虑到了这一点，蒋身为前任黄埔军校校长在黄埔军官中有着很好的威望，但是正是这种威望让汪精卫感到不安，而许崇智则不同，他是老资格的军人，但是与军队的关系有比较单纯，让人心安了不少。而蒋介石在内战结束后的恃功而骄更让汪精卫担心不已，很多人特别是戴季陶对蒋介石歌功颂德，让汪精卫怎么也顺眼。
很显然，如果蒋介石是最大的功劳者，那么他这个钦定的接班人向什么地方放呢？因此，汪精卫是不可能让蒋介石进一步得志的，孙中山预防军人，把权力向文职官员集中的倾向不可能不影响他。如果蒋介石就此忍气吞声也就罢了，但是下面发生的事情却让他受了无妄之灾。当时，黄埔生中的右派激进分子不堪忍受汪精卫的政策，带人包围了许崇智的住所。汪精卫随即以这些人企图叛乱为由将他们逮捕，接着以孙中山的遗命将这些人降职的降职、开除的开除，蒋介石也被牵连被迫前往国外进行考察。据说，蒋介石当时气得对汪精卫破口大骂，但是大势所趋，他也无可奈何。
关于调查事件的真相，实际上并没有那么冠冕堂皇，各方只不过是编造使得所有人都有些面子得事实而已。一直到12月份，所谓的事实才向人们公布。据称，当时由于日资企业与工人缺乏沟通而造成了误会，随后租界当局为了维护治安“好意采取了相关措施”，但是由于巡警的“枉为”造成了新的流血事件，结果误会进一步扩大，因此所有的事情是个误会，当然这种解释只有他们自己相信了。
根据所谓的事实真相，那些肇事的巡警被开除，英国驻上海领事也被以玩忽职守为名被调回国内，当然我知道，玩忽职守是对的，但是不是针对中国人，而是说这个领事上了日本人的当。与此同时，外方开始对相关的中国人进行补偿，随后中国和各国开始进行修改领事裁判权的谈判。事件的解决虽说不能令国人满意，但是也总算能够自圆其说，也大大的照顾了国人的面子，因此并没有引起太大的风波。
在币原的访问中，我向他述说了中日合作是一种双赢的结局，而他也大点其头，我的话中虽然充满了**汤，但是某种程度上这也是事实。1924年，由于徐州战争的影响，向同盟的移民达到了最后的一个**，有近五百万人迁入同盟境内。但是到了1925年，人口迁入速度的下降就十分明显了，但是随着南方内战的爆发，来自湖南的大量人口造成了迁移速度的不小回升，这一年迁入的人口达到了近四百万。此后好几年，迁入同盟的人口再没有超过三百万。
另一个重大的成果就是，我成功的隐藏了我的目的。在这一年年初的时候，陆海空三军都制定了完整的扩军计划。根据计划，海军将会装备三艘三万吨级的“新型战列舰”，六艘7000吨级的巡洋舰。空军将会装备2个联队新式战斗机联队、2个联队的新式A-4型攻击机联队、1个联队的B-10战术轰炸机联队、2个联队的B-4系列的战略轰炸机联队，新增作战飞机840架。按照这个已经大大缩减的雄心勃勃的扩军计划，到1927年，同盟空军的飞机架数将会超过1000架。
至于陆军，他们制定了主力部队的基本机械化的方案，根据这个方案，国民军的八个师将会改编为两个装甲师、三个机械化师、三个摩托化步兵师，相应的还要在国民警卫队中挑选五个精锐师改编为摩托化步兵师。机械化部队中的的装甲旅以T-4型系列主战坦克为主战装备，每个旅由两个重型装甲营、三个轻型装甲营组成，全军将共装备重型坦克五百余辆，如果加上轻型坦克，陆军装备的总坦克数将达近一千三百辆。此外为了加强机械化步兵的突击能力，陆军还将会装备超过一千辆的装甲车。
为了完成扩军计划，我向同盟提交的预算中除了包括通常的占财政支出40%的军费外，我还在正式的预算之外提交了一个预算案，让议会同意每年拨款5000万元，由我自由支配，用于“发展民主失业、维护防务安全、完成国家统一”。当然，纸是包不住火的，就算我隐蔽的再好，最多明年，各方对我的猛烈的扩军备战很快就会知道。因此，为了以防万一，我早就着手对重点地区特别是沿海的海军基地加强防备。
随着孙中山的逝世，我这个多年的民主、和平捍卫者的政治声望也开始继续不断上升，自然联邦建国的呼声也日益得到更多的人的支持。特别是五卅运动中的全国一致的行动导致列强屈服的事件表明，如果国家统一，那么就必将能够更好的维护国权的前景，很显然的，受了此次事件的刺激，国人在获得了巨大的民主后，日益转向通过合适的手段完成国家的统一。但是，我知道，这种统一的任何企图都是和日本的利益相矛盾的，因此现在的中日关系绝不可能长久维持。
由于孙中山有遗嘱希望他能够葬于南京紫荆山，在我的斡旋下，广州政府开始同江苏议会和省长李纯商议，希望能够满足他的要求。可以说，广州同直系的关系比较特殊，李纯在获得了广州短期内不再北伐并承认江苏为民主政体后，同意将孙中山葬于紫荆山。9月底，孙中山的遗体在南方海军和同盟海军舰队的护卫下驶抵南京下关江面，10月10日，孙中山遗体安葬于南京紫荆山，一代伟人、就此长眠。由于宋庆龄情绪十分低落，并且还要照顾只有两岁的儿子，在宋母的要求下，广州政府同意宋庆龄前来北方与家人团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