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丰七年之后，绿营新军制在大清各省顺畅推行，各省新炼獯营军力，一如天津光武新军旧制，这一方面是因为朝廷旨意全无半点折扣可打，各省畏惧皇威，不敢不为;另外一方面，从光武新军中走出的诸如胡小毛、林文察、朱洪章、鲍超、张运兰、刘铭传等人分散到各地，也起到了相当的作用。

但大清所属，只有一个台湾，游离于朝廷颁布的新军制之外，还是实行以绿营、团练共同组成台湾戍防的主力，其中自然是以绿营为主，后者为辅。他们的任务是稽查奸宄、护送行旅、传递公文、保卫住民。[..]

而团练则是民间招募的武力，类似乡兵组织，多由当地大族或者郊商出面组成，虽然在纪律要求上被讥为乌合之众，但因为可以弥补战时的兵力不足，所以亦相当重要——在康熙末年的朱一贵到乾隆后期的林爽文，再到道光初叶的张丙事件，在这三次较大的民间起义事件中，团练都立功匪浅。

在台湾的戍防中，海防是重中之重，清朝在台湾岛内外设置汛防166处，起到了保卫海疆的作用。而在陆上，情况则要坏得多。绿营的任务其中有一条是缉捕匪类，这是一项很危险的工作。当时被称为贼薮的地方主要集中在笨港附近的白沙墩、秀才庄、下加冬、斗六门、半线一带（都属于台南）。

除了工作压力大，台湾恶劣的水土环境所造就的值勤环境更让士兵弁员惧怕——当时全部台湾都属于瘴乡，不过中毒的症状也有轻重不同。以淡水为分界，南部的情况略轻，虽有嚎跳发狂、寒热不等之苦，但只要勤加休养尚可痊愈;中淡水以北之瘴，则药石罔效，中者不

这还不算，绿营军的兵纪愈坏！这是因为从郡治到鸡笼·沿途只有茅港尾和笨港两处公馆可以投宿，入清以来的旧例，文武衙门差遣往来，当地的保长、通事、汛塘要负责打点·久而久之，这些负责接待的人不堪其扰，于是想到开赌场作为供给之资。此时班兵的饷银也充作客头的赌金。国家的正规部曲，摇身一变，成为赌场的金主了。

台湾兵事败坏的另外一个缘故，就是咸丰皇帝对于这里的情况的不闻不问。曾国藩、翁同书、李鸿章三个人分别在军机大臣、两江总督、前后福建巡抚任上上书，请求朝廷派专人到台湾去·认真管束、整理台湾军制，他却一概不准！

一直到咸丰二十年之后，在台湾出了牡丹社事件，他才很不情愿的降旨李鸿章，让从福建造船厂调四艘兵舰，其中还有一艘是在越南海战中受伤的扬波号，交付台湾巡查道拨付澎台防卫之用。

这种情况到了咸丰二十的，一律发往黑龙江做苦役。而对于南洋海军和台湾所属海军中有人敢于徇私放纵的，不论是管带还是普通水手，一律处死！

上有朝廷的严刑峻法，下有李鹤年和罗炳坤的层层威逼，海军士兵不敢不尊，在海上的巡查也比往常认真了很多——这一次就逮的稻川垣等人，是近半年来所抓获的第十一批日本籍走私贩子了。总算他的船上的成员还不算很多，能够捡回一条性命，其他十艘船上的走私贩子，其中有六艘上的成员超过10人，都给押解到福州府城，呜嘟嘟几声号筒吹响，一刀斩讫，就这样稀里糊涂的做了异乡之鬼。

消息传到日本，引起本国人对清朝的极大不满！从咸丰八年中国和英法两国各自签署的《北京条约》起，中国人便收回了对外司法权，除外交使节受国际公法保护，有豁免权之外，其他各国的洋人在中国境内犯案，都要依照中国法律判决，等到日本和中国建立关系，这一条法规也因循下来的。

这本身并不能算错，但在日本人看来，只是为了走私，就要杀人，未免太过严苛了一点——只是走私，又不是杀人放火？中国人的这种做法，太粗暴，太野蛮了！而稻川垣及船员被押往黑龙江服五年苦役的判决，也再一次激起了日本国民的强烈不满！纟

</di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