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说蒋总统见锦州已响起解放军的大炮，连忙乘飞机来到沈阳，同卫立煌一道，重新审视了辽沈地区的敌我态势，作出新的部署。二人一直商量到深夜才各自歇息。第二天，蒋总统打算到锦州前线视察，突接夫人来电，要他到上海去一趟，并说夫人已动身前往。总统有些生气，但他知道，任何人他都能得罪，唯独夫人得罪不起。因为这个国家，这个中央政府，夫人当了半个家。总统在飞往上海前，对卫立煌又勉励了一番，又吩咐杜聿明：“廖兵团有二十个师，是一个特大型的重兵集团，如锦州不守，你立即指挥廖兵团入关。”然后辞别卫、杜二人，飞往上海去了。
看官，你道蒋总统被夫人急匆匆地请到上海，究竟是为了何事？原来，总统之子经国受行政院长翁文灏的委派，前往上海整顿金融秩序。经国到上海后，大刀阔斧，一阵猛扫，上海的金融秩序有了好转，物价也稳定了下来。正当经国将运动引向深入时，有一人奋起反抗，经国大怒，命令将此人逮捕入狱。这一下捅了蚂蜂窝。因此，夫人请总统赴沪弹压，要知原委，事情还得从头说起。
抗战胜利后，国内的政治形势一派大好，经济形势也有好转。国库出现了盈余。当时的行政院长宋子文对蒋主席说：“现财政出现盈余，库存外汇已达到九亿元，黄金的储备也达到了六百万两。另外，接收日本的财产共折款美元为一百六十亿。现在的关键问题是如何平抑物价。”蒋主席对他说：“你是经济专家，与翁部长商量一下，将国民经济搞上去。”宋子文说：“只要不打仗，国内的经济形势会一天天好起来的。”蒋主席说：“谁又愿意打仗呢？抗战打了八年，国家的财力几乎损失殆尽，再打仗，国力就更疲弱了。现国内有两大军事集团，也就是两大政治集团，一个是以你我为首的国民政府，另一个是以毛泽东为首的共产份子。抗战中，毛泽东的八路军和新四军还是在打日本人，现在要按《双十协定》所框定的原则进行，国共两党溶为一体，共同建设美好的国家，这仗就不会打了。”宋子文说：“但愿如此吧。”哪里料道蒋宋二人说这话还不到半年，也就是政治协商会议后，国共两党的军队就兵戎相见。毛泽东的军队实行供给制，将士都没有薪水，而国军则不然，不打仗，开支少一些。战端一开，国内的经济便到了捉襟见肘的地步。
到了一九四八年间，国内物价飞涨。这天，蒋总统正考虑东北的战事，行政院代理院长翁文灏走了进来，对他说：“总统，现物价飞涨，宜改革币制，方能解此危机。”蒋总统对他说：“翁兄乃经济专家，治国之策必出自你手。”翁文灏说：“我与财政部长王云五商量，决定派经国到上海蹲点。如果在上海行得通，再在全国推广。”总统说：“张岳军辞去行政院长职务后，翁兄全权主持行政院，你与王部长大胆地干吧，我支持你们。至于经国到上海，我看让他以协理员的身份去吧。推行币制改革，你们要雷厉风行，对于囤积居奇者、私藏黄金者、哄抬物价者，无论何人，按通匪论处。”翁文灏说：“既然总统如此说，翁某就放心大胆地去做了。”
这年的八月十九日，季已交秋，火城南京气温久高不下，蒋总统经反复考虑后，采纳了行政院长翁文灏、财政部长王云五的建议，按币制改革推行新的币制，并以总统的名义颁布了《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下令进行币制改革。其文如下：
一、从即日起，以全金融卷为本位卷。十足准备发行金融卷。改制的兑换发行之法及东北流通卷。
二、限期收兑人民所有黄金、白银及外国币卷，愈期任何人不得持有。
三、限期登记管理本国人民存放国外之外汇资产，违者予以制裁。
四、整顿财政并加强管制经济，以稳定物价，平衡国家总预算及国际开支。
为保障货币改革之顺利进行，特制定《金融卷发行办法》、《人民所有金银币处理办法》、《中华民国存入国外资产登记管理办法》、《整顿财政及加强管制办法》、《整顿财政及加强管制经济办法》，予以执行。
金融卷的总发行量为二十亿元，兑换率为金融卷一圆换法币三百圆，两百圆金融卷兑换一两黄金，三圆金融卷兑换白银一两，四元换一美元。为保证币制改革的顺利进行，规定任何人不得违反和隐瞒，同时冻结物价和工资。
总统令已发出去了，蒋总统仍放心不下，找来翁文灏和王云五，进行询问。王云五告诉他：“币制改革的关键是保证金融卷的币值。而保证币值的关键又是兑换率，严格控制物价。”蒋总统说：“币制改革由行政院直接处理，没有什么可怕的。”翁文灏说：“不怕总统笑话，翁某也确实担心发行之中出问题。”总统说：“你是行政院长，你都害怕起来，谁敢来执行？又有谁这么大胆？”翁文灏说：“翁某害怕有人从中作梗。”蒋总统问：“谁敢？”翁文灏说：“家贼难防。”蒋总统说：“你是指孔祥熙和子文。不会的。孔先生已到美国，子文又是中常委，现任广东省主席，虽然二人都是经济专家，我们也有特殊的关系，我给他们两个打声招呼，我想，他们对政府的举措还是会支持的。这样吧，先在行政院成立一个经济研究委员会，以俞鸿钧、张厉生、宋子文为上海、天津、广州三大经济区的经济督导员。以经国、王抚洲、霍宝树为协助督导员，你看如何？”王云五说：“上海最关键，我看，就由经国去吧。”
蒋经国接到赴上海的通知，便来与父亲辞行。总统对他说：“经国，你也看到了，国家正处于多难之秋，你到上海，要大张其鼓地推行币制改革，为党国分忧解愁，切莫以感情行事，以至币制改革功亏一篑。”经国说：“请父亲放心，孩儿到上海，必有所为。所担心的是舅舅和姨父两家人，他们在上海，都置有很大的资产，万一他们从中作梗，使孩儿的工作受到阻碍，不能完成父亲交给的任务。”总统说：“经国无忧，为父为你撑腰，望汝好自为之。为防万一，我预先给你舅舅、姨父、姨母打声招呼，想他们看在为父多年的面上，还不至于为难你。”
第二天，蒋经国与俞鸿钧商量赴沪事宜。俞鸿钧说：“经国，如今世事艰难，物价暴涨，再不进行改革，亡党亡国了。”蒋经国说：“我听父亲说，前年国库尚有盈余，何至于便到了这个地步。”俞鸿钧说：“经国有所不知，民国二十二年（即一九三三年）的法币改革，确实是成功的。到抗战初期，一百法币可以买一头大耕牛，到了二十七（即一九三八年）年只能买一头小耕牛了。三十年（即一九四一年），买一头肥猪尚且不够。三十二年（即一九四三年）时，只能买一只鸡，抗战胜利时只能买一条鱼。去年的一百法币，只能买一盒火柴了。这物价的飞涨啊，何时才能平抑下来。今年的一月，每担米的价格为一百五十万元，七月为三千八百万。一月份，法币十六万换一美元，到了七月则要四百八十万元了。如今战争年代，社会动乱，共匪十分猖獗，前线需要钱粮，物资又十分紧张，这物价又如何能一下子平抑下来。”蒋经国说：“如此，将何以处之？”俞鸿钧说：“正如翁院长所说，平抑物价，增加税收。”蒋经国问：“这些年的税收有好转吗？”俞鸿钧翻了翻夹子里的资料，说：“民国三十五年（即一九四六年），我国的税收为二十二万亿元，而财政赤字为四十八万亿元。三十六年（即一九四七年）为三十万亿元，支出为七十万亿元。今年以来，收入虽也提高，但赤字更大。”蒋经国问：“那军费呢？”俞鸿钧说：“军费开支奇大。”经国说：“能否举一两个实例。”俞鸿钧说：“抗战时，军费开支最高时为整个财政收入的百分之四十五，最少时也在百分之二十二以上。抗战结束的第二年，一个整编师一个月的开支为十二亿，以全国两百个师计算，一年约为三万亿。这只能是和平时期。现在戡乱，支付就更大了。”蒋经国说：“如此，只能进行币制改革，才能脱此危难。”俞鸿钧说：“理想是这样的。”经国又问：“如何才能平抑物价呢？”俞鸿钧说：“经国，你年富力强，这件事说难也难，说简单也简单。只要惩治不法奸商，坚决地打击囤积居奇，物资得到基本的满足，物价就会得到稳定。”蒋经国说：“先生乃经济战线上的奇人，还望先生多出谋划策，为党国立功。只是先生，我们到上海，首先要抓的是哪几件事？”俞鸿钧说：“经国，你绝非等闲之辈，这些事恐怕早就成局在胸了。”经国说：“先生差也，经国年青，世事不懂，还请先生多多出谋划策。先生在币制改革中，必有高见，望先生教我。”俞鸿钧说：“经国客气了。但我想，我们首先要向上海人民宣传币制改革的重要意义，争取得到人民的支持。同时，要摸清不法奸商的底细，该抓的要抓，该杀的要杀。我觉得只有大张其鼓地干几件事，上海人民才能相信我们在为他们办事，民众才会倒向我们这一边。”蒋经国说：“先生说得很对，我们到上海，理直气壮地号召人民协助我们‘打经济上的老虎’，并严格按照中央的文件办事。明日我们到上海，与吴国桢市长一道，组织一些武装力量，让他们作我们的后盾，对不法份子进行坚决的斗争。另外，我们还要举行多次的记者招待会，公开打出我们的旗帜，向社会响亮地提出：‘只打老虎，不拍苍蝇’的口号，将大大小小吃人的老虎打个精光。”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后期的大上海，是当时中国经济的中心，在这现代化的大都市里面，西方列强向中国兜售的货物，源源不断地运往祖国的内地。当时，上海又是西方“冒险家的乐园”，又称为“十里洋场”。而这里的物资又完全掌握在经济大享的手里，他们除了利用战时的物资奇缺囤积居奇外，还利用国家的经济政策，大钻国家的空子。再加上官商一家，无恶不作。为了应付物价的一日数涨，官商们大量地收购黄金、白银、银元和美元，法币严重贬值。
蒋经国到了上海后，在官方媒介的大力宣传下，不少的人虽不愿意，仍将部份黄金、白银、美元等交了出来，其中典型的，当然就有上海市长吴国桢、中常委吴中信、吴铁城了。但商家们仍持观望状态，特别是黑市交易所，黄金、白银、美元的挤兑仍居高不下。那蒋经国又是弱者？俞鸿钧也更非凡人。在金融卷的挤兑过程中，蒋、俞二人的眼睛早就盯上了棉霸、纱霸和纸霸等大享身上。而这些大商家们更是唯利是图，拒不按规定的价格出售商品，又不将手中的金银拿出来兑换。蒋经国开动宣传机器大肆宣传，他们哪里会去响应。十几天过去了，蒋经国见时机已到，便对俞鸿钧说：“从这几天的情况看，我们兜售的金融卷还不到十分之一，而黑市里的金银价又在猛涨。从我们掌握的各方面的数据看，我们的对手不仅没有向我们认输，而且还指挥一大批不法奸商明里暗里与我们作对。现在的办法是按我们摸清的情况，关一批、杀一批不法份子。否则，不仅上海人民不信任我们，我们自己也难以向行政院交差，这样，我们在上海也立不了足了。”俞鸿钧说：“明日上午，我们在上海证卷大厦前再次召开记者招待会，严厉地声明政府的立场和我们的坚决态度。记者会结束后，就按我们的既定方针，将一批不法份子抓起来。”蒋经国说：“先生说得很对，不管他是谁，只要证据确凿，就严惩不贷。”
第二天，蒋经国指挥三个警察局的上千名警察，再加上黄金管理局的人员，全部地搜查了市场、商店、公司、仓库、车站和码头等。突击检查后，又召开了记者招待会。在会上，经国立场坚定地对记者们说：“凡违背中央财经法令政策者，商店吊销执照，负责人送法庭，货物全部没收。”
由于蒋经国有着特殊的背景，更由于在大上海的大公无私，所逮捕的人中，就有杜月笙的次子杜维屏、女婿荣鸿元以及上海巨商万墨林、张超等人。
两天后，蒋经国正式宣布所逮捕的不法奸商中，就有“棉纱大王”荣鸿元，“纸老虎”詹沛霖，“棉布巨头”吴锡龄，“烟霸”黄以聪等十七个商家大享。
逮捕上述人员后，经国命令军警宪查封仓库，查抄家产，所有黄金白银一律上交国库。仓库内的一切货物按国家调节价予以处理。经过这一整顿，上海的物价一天天地降下来了。这天上午，经国住在上海的家里，正准备出门，俞鸿钧打来电话，告诉他，杜月笙的证卷公司又在进行黑市交易。经国不禁大怒：“币制改革，泄密的是他；币制改革前又大量抛售股票，现又暗中操纵上海市场，与政府对抗，也是他。我看他今天飞上天去。”他指挥上千名警察，将杜月笙的儿子杜维屏抓了起来，投入了监狱。
九月二十一日，经国对扰乱金融市场，对抗经济管理的王春哲予以公开的枪决。陪同王春哲下地狱的还有：泄露经济情报的财政部秘书陶启明，警备司令部稽查大队长戚再玉，经济科长张亚民。
由于白天超负荷的工作，年青力壮的蒋经国也感到十分疲倦。这天，他十分舒服地睡了两个小时的午觉，一直到下午三点钟才被秘书叫醒。他睁开眼，看看表，很不情愿地起了床。秘书告诉他：“俞鸿钧先生来过这里，见你睡着，没有叫醒您，他说过一会再来。”说完，便递给他一叠资料。经国见上面写有：截至九月二十日止，上海仓库内的食糖如果按配量供应，足可支持一年，植物油类可以供应半年，库存棉布有六百五十万匹，棉纱有九万疋，如按限量供给，也可支持半年，生活必需品仓库内积缵……看到这里，蒋经国说：“看来，政治力量是解决经济混乱的最好办法，我等也只有用这种强硬的手段来维持这混乱的经济局面了。”
正当蒋经国准备向纵深发展时，突然接到一份密报：“扬子江建业集团有限公司的仓库里囤积积着大量的违禁品，并囤积着市场上最缺俏的大量物资。”接到这一消息，经国不禁恼怒：“谁的公司这么大胆？”时俞鸿钧在座，笑着说：“经国，我们在上海整顿金融秩序，已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我看，这扬子江建业集团有限公司的事就算了吧。”经国大怒：“我来上海，是行政院的委派，总统又专门嘱咐，岂能为一扬子江公司而半途退让。俞先生乃党国要人，怎么能说出这些无原则的话来。难道先生与扬子江公司有旧或沾亲，甚至有一份股权？”俞鸿钧说：“倒是有旧或沾亲，甚至有一份股还好说。经国有所不知，扬子江建业有限公司的来头大得很哩。”经国说：“我才不管它有多大呢，‘专打老虎，不拍苍蝇’。这是我等喊出的口号，如今老虎就在眼前，不打何以平民愤？”俞鸿钧无奈，只好说：“经国，扬子江建业有限集团公司的总经理是你的姨兄孔立侃。经国呀，诺大一个上海城，这么大一个中国，又何必与扬子江公司过不去呢？所报的消息如属实，我等退避三舍。消息如不属实，我等动手，岂不投鼠忌器。在下认为，还是稳妥一点为好。”经国说：“如先生所言，我等先暗中查证，再动手也不迟。可立即传稽查大队长来，布置对扬子江建业集团公司全天候监视的事。”
警备司令部稽查大队长原为戚再玉，由于对荣鸿元的投机倒把进行敲诈勒索，被侦知后，受到枪决的严惩，现任大队长由原副大队长顶替，前车之鉴，哪里敢胡来。接到命令后，立即展开调查，证实了扬子江建业集团有限公司仓库内有近两百辆汽车和三千多箱各色呢子布料以及西药等违禁物品。
既已查明，经国决定对扬子江公司动手，俞鸿钧苦劝，经国哪里听得进去。但这一下，确实捅了蚂蜂窝。
孔令侃是孔祥熙的儿子，他做梦也没有料道经国竟如此的不认亲情，但孔氏的儿子的鬼心眼也确实多，虽然被抓，但他并没有把这件事放在心上。
孔祥熙在国民政府中属于老资格了，自一九二五年进入民国政府决策班子后，他出任过一年的财政厅长，两年的工商部长，四年的实业部长，四年的财政部长，后又代理行政院长。这期间，他还兼任中央银行总裁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董事长。一九三九年，他以行政院副院长的身份主持行政院工作。这位经济学大师利用当时国民政府的改革和经济的调整之机，开办了“庆记纱号”、“强华公司”、“大元公司”、“中国实业公司”、“华福烟草公司”。开初开办时，资金仅为一千二百万，但到了一九三三年便达十亿，为大后方最大公司之一。抗战胜利后，孔又成立了“扬子江建业股份有限公司”和“长江公司”等。这位中国经济大师对中国经济极为了解，并且有特殊背景又掌握了中国财经的经济专家于一九四五年离开政治舞台后，已不再在政府中任公职，他带着懊恼的心理，专门从事其庞大的资本经营。
币制改革前后，蒋孔二人的矛盾进一步加深，到蒋经国来上海“打虎”时，蒋孔两个家族便正式分道扬镳，各不理睬。孔家主商，蒋家主政。蒋不为孔雄厚的经济资产所动，孔也不为蒋的赫赫权威所感，这两家有的只是互相攻讦，无丝毫捧场的现象。蒋孔两家相见时亲热无比，实则是貌合神离，又哪来情投意合。
按照当时的国家政策，任何人都可以经商。孔家已非政府要员，当然更能大势经营自己的庞大公司。问题就在于是正当经营还是利用其特殊背景牟取暴利。如果为前者，那他就不是孔家的大公子了。孔令伟是孔家的二小姐，这位在经济上善于经营的巾帼英雄丝毫不亚于须眉男子。三公子孔令杰更是刁钻古怪。在十里洋场里，他兄妹三人纵横驰骋，一路势如破竹，很多的大公司都败在了他们的脚下。北京、天津、南京也布满了兄妹三人的劣迹。
兄妹三人的行为，早引起一位与之年青，更有作为的又一英雄严重的不满。谁，这人当然就是蒋经国。经国早就想消除自己胸中的愤闷，以息平民之口，但苦于没有机会。再加上继母对小姨们的护坦，他，年青有为的经国只能是敢怒而不敢言了。
蒋经国在上海的公开亮相，又提出了“专打老虎，不拍苍蝇”的口号，孔令侃根本就不屑一顾，仍趾高气扬地我行我素，他哪里会把政府的法令放在眼里。更何况比自己大五岁的表哥蒋经国了。那蒋经国并非玩枪走火，也不是歪打正着，接到举报后，他明查暗访。孔令侃，这位孔氏大公子难逃牢狱之灾。
可惜，经国这次又想错了。首先，继母宋美龄喜爱孔氏兄妹，而对经国却有厌恶之情，孔令侃被投入大牢后，美龄岂可袖手旁观？其次，经国也低估了这些表弟妹们的能耐和势力。换句话说，孔公子的社会手腕就比你蒋经国娴熟。
孔令侃被抓，孔氏家族立即兵分几路，采取补救活动。一路是在物资被查处之初，以在美国父亲的名义，把上海市长吴国桢请到孔公馆，托吴市长从中斡旋。哪知吴市长不见孔部长出面，自觉被嘲弄，不禁大怒，拂袖而去。
吴国桢回到办公室，十分气愤，对副市长陈良说：“可恶。那孔三公子因扬子江公司被查一事，，以孔部长的名义请我说情，荒谬绝伦。”陈良说：“刚才总统打电话给我，他问你，因你不在，搁下电话去了，可能一会还有总统的电话来。”吴国桢说：“此消息这么快，就惊动了总统。”正说间，电话铃声大响，陈良接着，话筒里是总统的声音：“国桢在吗？”陈良答：“吴市长在。”吴国桢接过电话，只听总统说：“国桢，经国在上海，承蒙你们的关照，很是感激。现经国将孔令侃关押，你劝一劝他，如果事情不大，就放了他吧。这件事，夫人很关心。”见总统已搁下话筒，吴国桢很不满地说：“孔家大公子是扬子江建业集团公司的总经理，市政府不便插手，更不能帮助扬子江公司说话。”陈良心里明白，他吴市长要坐山观虎斗了。
在蒋、宋、孔这三大家族中，人们称蒋家二位公子为二虎。宋子文只有三个女儿，人称三朵金花，孔祥熙是二女二子，当然深得父母的溺爱。蒋夫人美龄对宋家之女看得很重，但对蒋家的二虎则有很多的不满。这天，蒋总统在北平主持军务，夫人在南京举办宴会，招待社会名流和外国使节。送走赴宴客人，便接到上海警备司令部的一匿名电话，称孔大公子被抓，已关在狱中。夫人有些不信，连忙打电话到警备司令部宣铁吾处去问。宣铁吾不敢隐瞒，实情相告。夫人大惊，急电正在北平指挥战事的总统赴沪，以制止这“大义灭亲”之举。
得知总统即将飞沪的消息后，夫人也于十月一日飞往上海，召回经国，痛斥经国捉孔之事，并下令他立即释放。经国感到十分委屈，说：“母亲要孩儿放出表哥，其实也不难，但究其经国所为，实为党国为政府推行币制改革。而表哥公司仓库违禁物品极多，且又将日用品囤积居奇，又严重地阻挠了孩儿执行公务。表兄在上海的名声极坏。如不严加追究，恐怕会辜负父亲的期望而使政府各项措施流产，还望母亲三思。”美龄大怒：“政府的事我管不了那么多，但令侃必须放出。其它的事情让汝父到沪后处理。”经国说：“既然母亲坚决要孩儿放出表哥，孩儿只得照办。只是希望表哥勿离沪，以免造成不利的影响。”夫人应允。
几天后，总统来到上海，也不赞成经国的行为。经国一肚子委曲，又向哪里去说。
哪知，全国的经济形势一天天的严重，物价平抑和金融秩序的整顿实在难以维持下去了，除了上海还能继续维持短暂的稳定外，其它城市的物价疯狂上涨，并且上涨的程度如烈火燃烧，越燃越烈，不可阻挡。更有甚者，在广东的宋子文竟称：“这短命的经济政策不符合经济发展的规律，如何去抑制？就让它自生自灭吧。。”你看那宋子文不仅不予以采取抑制政策，反而心生一计：“你要打虎，我偏要让你遭虎咬。”他以省政府的名义，指使财团，嘴里高喊改革币制，实则暗中进行破坏。这位经济大师怪招百出，给国民政府平抑物价政策的实施，无疑是雪上加霜。那蒋经国即使有冲天之志和报国之情，也难以扭转这极度混乱的经济世界，他只好痛苦地回到南京。
鉴于国内的政治和军事形势，行政院平抑物价、整顿金融秩序的政策已无法施行，只好宣布解除禁令，容许私人持黄金、白银等，并容许在市场上兑换、流通。同时，金融卷与法币也一同进入市场。在这个紧张的当口，民国中央政府又宣布废止只印价值二十亿元金融卷的承诺。至此，物价一再暴涨，有时一天要暴涨几次。可怜啊，民国政府如一幢摇摇欲坠的大厦，即使无战事，恐怕也维持不了多久就会“忽喇喇”地倒下来。何况，国共两大军事集团已开始进行生死大决战。这局势就更难以维持了。
真是“祸不单行，福不双降”。经济形势的严重恶化使民国政府辖区的城市工商业大量的破产、倒闭。在农村，抗丁、抗税、抗捐又层出不穷。抢米、吃大户的事件也越来越多。不少人揭竿而起，扛上武器，拉起杆子上山。农村如此，城市更糟。工人罢工，教师罢教、学生罢课的事件屡见不鲜。民国政府疲于对付。镇压不行，不镇压也不行。你看那国统区，到处是腥风血雨，哪里来的宁日。而中共的地下党人则利用这一时机，策动声势浩大的反饥饿、反压迫等示威游行。在南京的蒋经国，见国事如此，长叹一声：“国府亡无日了。”一股辛酸的泪水从眼眶里流出。可怜七十多天的打老虎，反而被狠狠地咬了一口。哀叹声中，他将泪水强咽在胆子里。
不言蒋经国在南京哀叹国事，却说解放军东北野战军总司令林彪、政委罗荣桓命程子华、莫文骅指挥四纵、十一纵和三个独立师及一个炮旅到达塔山、高桥一线后，林彪对罗荣桓说：“政委，我军攻锦的时间放在十月十四日，而塔山的侯镜如的九个师与程子华打响应在明晨。也就是说，程子华和侯镜如在塔山一线要激战五天，攻城与守塔都不能有丝毫的失误。因此，我把李天佑的一纵置于塔山与锦州之间，作为两边的机动，此部不到万不得已时不能动。”罗荣桓说：“林总用兵胆大心细，我相信攻城部队和守塔部队都能成功。”林彪说：“按理应该是这样。”
就在林罗交谈的同时，侯镜如的国军第十七兵团已摆好了阵势。天刚拂晓，侯镜如便指挥海军巡洋舰靠近塔山，从海上向塔山解放军阵地进攻，那激烈的炮火铺天盖地而来，塔山的解放军阵地一片火海。炮火延伸后，国军空军一茬茬地飞来，一阵狂轰滥炸后，紧接着，国军的第一次大型的集团性冲锋开始了。你看那国军的进攻阵势犹如排山倒海，一压就压了过来，这一压，使守塔山的解放军四纵司令员吴克华从军大半生，还是第一次见到这如此猛烈的火力和气势。见飞机飞走，他连忙掀开身上的泥土，钻出掩体，命令炮旅开炮还击。解放军的炮火也非常厉害，国军的三个师被滞留在原地。战斗一开始，两军便成了胶着状态。侯镜如见国军进攻受阻，立即组织力量，再次向塔山阵地猛扑过来。主阵地塔山堡成为两军争夺的焦点。攻守双方都十分勇敢顽强，并且都是以硬拼硬，短短的四个小时的拼杀，塔山阵地上，国共两军的尸体到处都摆着，其损失的程度，使阵前的两军统帅都感到吃惊。
程子华接到吴克华伤亡一千多将士的报告，电告吴克华重新调整防守，予敌以最大程度的杀伤。哪知第二天下午，吴克华用嘶哑的声音报告：“打渔山岛失守了。”
听到打渔山岛失守，程子华不禁冷汗直流，他立即电告吴克华：“立即组织力量夺回打渔山岛。否则，林总的脾气你是知道的，你我二人脑袋恐怕要搬家哩。”命令下达后，程子华连忙将情况报告给林罗二首长。罗荣桓用极为严厉的口吻告诉程子华：“命令吴克华，一定要夺回打渔山岛。”听到这一命令，吴克华满脸是汗，他站在指挥部里，命令加强团全体出动。这时，林彪也打电话给加强团团长：“夺不回打渔山岛，我非枪毙你不可。”
打渔山岛并不大，但国军如占领打渔山岛，援军便不会从塔山而直接从海上直抵锦州城下。要是那样，解放军攻锦部队将两面受敌，处境将危险万分。加强团近两千名将士趁着退潮之势，登上打渔山岛。两军展开肉搏。解放军全力拼杀，团长政委亲自带头拼刺刀，国军守岛部队不支，逐渐退入海中，混战到天晚，海潮上涨，退入海中的国军被海水吞没。
这天，是一九四八年的十月十日，吴克华打退了侯镜如的第八次进攻，四纵的损失已十分惨重。程子华见四纵危急，急调十一纵的一个师前往增援。
那国军侯镜如也非庸才辈，见吴克华部善于防守，连攻三天不下，便调来独立第九十五师。独立第九十五师又名赵子龙师，悍勇非常。该师由华北督战主任罗奇率领。也是一个加强师。吴克华接到这个消息，连忙告诉程子华。程子华在电话中告诉他：“独立九十五师的确凶猛异常。该师每一个士兵都挎的是青一色的冲锋枪。但该部最怕白刃战。你命令部队上好刺刀，一俟敌九十五师靠近，你就指挥部队拼刺刀，准能打败他。”
程子华虽然给吴克华打气，但他对国军九十五师也很忌惮，他命令炮旅：“明日敌九十五师会猛攻四纵阵地，你用密集的炮火予以阻击。”
第二天，罗奇对九十五师的将士们说：“弟兄们，我们是英雄的赵子龙师。我们攻无不克，我们战无不胜。打日本人我们是英雄，打共匪我们也要当英雄。现在，我们同大家一道，攻下塔山。弟兄们，为党国立功的时候到了，让我们攻下塔山，再喝庆功酒吧。”那国军九十五师确实非同寻常，在解放军强大的炮火中，虽然死伤累累，上阵冲锋时却无一人后退。你看他们手提冲锋枪，一阵猛扫，便冲到了解放军阵地前。吴克华见国军来势极为凶猛，命令吹起冲锋号，端枪前进，准备肉搏。两军纠缠在一起，撕杀起来。这一战，确实叫做难解难分。塔山阵地上，两军将士只顾寻对方撕杀，那惨状与古战场的真刀实枪其实也没有两样。然而，更残酷的一幕也开始了。那九十五师的后续部队见前锋与解放军搅缠无法分开，便端起冲锋枪，一排排地一阵横扫，霎时，国共两军将士一起倒在血泊之中。趁解放军后续部队还未到来之际，国军一涌上前，占领了塔山堡。
吴克华一股冷汗流出，亲自指挥一个师共一万七千人拼命冲了上来，与国军九十五师展开一场生死大搏斗。两军混战，国军九十五师对拼刺刀则显得相对不足，见解放军明晃晃的刺刀左右翻飞，横刺竖剁，连忙后撤，吴克华的四纵守住了塔山阵地。
独立九十五师后退仅两个小时，再度发起进攻。这次，九十五师一进攻便成葡訇之势。他们把战友的尸体垒成掩体。你看，每一个人前面都有一个尸体挡住，任你解放军子弹多么密集，他那里的进攻一点也不放慢。很快，国军九十五师将士在同伴尸体的上下左右横飞的掩护下，又冲到了解放军的阵地前。你看那九十五师将士，迅速去掉同伴的尸体，“腾”地一跃，顺势将倒挎的冲锋枪一顺，瞬间，一梭子子弹便从枪膛里滑了出来。国军在一阵横扫中，解放军倒下了一大片。吴克华见此，不禁勃然大怒，命令独立一师：“全数上好刺刀，团长、政委站在前面，待炮火停止，听我号声冲锋。”他的话刚落，极为密集的炮弹落在国军九十五师人群里爆炸。吴克华见时机已到，命令吹响冲锋号，又是上万人的大部队冲上前去，这一阵肉搏，比前番更为激烈。
解放军东野四纵与国军九十五师拼命撕杀的消息传到了刘亚楼的耳朵里，他对林彪说：“林总，这是四纵报上来的伤亡情况，请过目。”哪知林彪竟铁青着脸，吼道：“我不看，告诉程子华，我不要伤亡的数字，我只要塔山。塔山不保，首先是程子华脱不了爪爪。”罗荣桓见林彪如此，知他已铁了心，此时已管不了代价的大小了，无奈之下，刘亚楼只好告诉程子华，要他千万小心防守。程子华大惊——虽然他也是东野副政委，又哪里敢大意，连忙重新部署，又从另外两个独立师中，抽出两个团支援塔山主阵地。
第二天阻击惨烈的程度与头几天相比，只高不低。国军九十五师频频地攻进解放军阵地，吴克华又组织力量将其杀退。这是第五天了，攻守双方都在拼命中过去了。到了第六天的十一时，从锦州方向传来了排山倒海的炮声。塔山阵地，解放军主帅程子华、国军西进兵团统帅侯镜如不禁一声惊叫。前者是惊喜，后者为惊慌。侯镜如在慌乱中迅速地平静下来，继而，他指挥大军拼命向解放军阵地进攻。这时，侯镜如的机要秘书送来一份电文，他展开一看，只见上面写有：“立即攻下塔山，否则，锦州不保。”落名是：“蒋中正。”
没有退路了，侯镜如命令罗奇：“独九师今天务必拿下塔山。全兵团的炮火集中塔山一线。”罗奇发誓：“誓死攻下塔山。”
塔山主阵地的炮火一阵比一阵紧，两军撕杀，也一阵比一阵骇人。其实，双方已杀红了眼。阵地上倒下的，不再是整排、整连，而是成建制的整营。这当然有国军，但也有解放军。战争啊，你是那样的残酷，又是那样的无情。在这里，多少冤魂在飘荡，又几多野鬼在哀嚎，而更大的战斗还是在锦州。
东北野战军总司令林彪于十月十四日十一时下令：“总攻开始”。你看那东野参谋长刘亚楼一声令下，攻锦的一千多门大炮的炮筒里，喷出一串串十分凶猛的火焰，直向锦州城泻去，那么多的大炮一起吐出炮弹，这在世界战争史上还是第一次。连续四个多钟头的轰击，锦州城内的防御工事被炸得粉碎。炮火刚一延伸，二十多万解放军如脱弦之箭，飞一般地冲进锦州城内，范汉杰虽然英勇，但哪里挡得住这强大的攻势。经过三十一个钟头的反复拼杀，国军不支，纷纷败退。面对解放军如潮水般地涌来，范汉杰哀叫一声：“完了！”他只好带着警卫化装逃走，路途被俘。
锦州被攻克的消息传到南京，蒋总统一阵昏眩，一口鲜血喷出，瘫痪在地。这一下，把一个侍卫长俞济时吓得半死，连忙叫来医生抢救。好一会，总统醒来，见众人忙乱，平静地说：“我没事。哎，我无能啊，五十多万大军啊何以归？党国之不幸，党国之大不幸啊！”
闻讯赶来的夫人见总统如此沮丧，抚慰说：“达令，想当初东征之时，兵只两千，将仅数员，尚能夺取全国的胜利。日本人侵我中华，大半国土沦陷，尚能一举收复。而今我们仍有数百万大军，仅丢失锦州一城，又何至于如此呢？何况胜败乃兵家之常事。为妻认为，只有振作精神，鼓足信心，方能再战。还请达令三思。”总统说：“夫人，尔乃巾帼英雄，中不及也。还望夫人协助我。剿除共匪，党国之大幸。”夫人说：“达令且放宽心，为妻与你一道，共赴国难。”总统称谢。
几天后，总统身体稍有好转，但看上去仍显苍老。但毕竟挺过来了。夫人对他说：“想当初罗斯福总统在时，与我国友好，今共匪猖獗，我打算以你的名义出访美国，劝说杜鲁门总统对华予以援助，不知达令以为如何？”总统有些失望，说：“夫人说得虽有理，但我等在杜鲁门与杜威的总统选举上，曾站在杜威的立场上，对杜鲁门曾进行诽谤。今杜鲁门会不记前嫌？夫人出访，恐受冷遇，夫人此行，中不安。”夫人说：“达令差也，竟选之事，毕竟没有未来先知之人，何况此一时彼一时呢？国军战败，对美国有百害而无一利。也许美国朋友从战略高度出发，重新给我军予以援助。”不因为这，有分教：只因一时错投注，哪知债主偏记仇；万般由来已无奈，无情事态更炎凉。未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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