隆科多他是康熙帝孝懿皇后的弟弟，一等公佟国维之子，康熙末年官至步军统领、理藩院尚书，雍正初年袭爵一等公，授吏部尚书，加太保。隆科多和年羹尧一样，都是雍正的重臣，没有他们二人，雍正很难登上皇位。

雍正的江山坐稳了，就要除掉知道秘密的人，年羹尧已除，隆科多也必须死去。雍正五年十月，隆科多因为私藏玉牒罪付审，诸王大臣合议劾隆科多犯有四十一条大罪，得旨永远圈禁，家产追补赃银，他的二子也受到处分。次年隆科多死于禁所。

而与隆科多案有关的查嗣庭案，结束在隆科多治罪前的几个月。查嗣庭字润木，号横浦，浙江海宁人，康熙四十五年的进士，选入翰林，经隆科多保奏授内阁大学士大夫，后来又经左都御史蔡王廷保奏授礼部左侍郎。雍正五年五月，案件结束，查嗣庭戮尸、枭首，亲族或斩或流放，牵连的江西官员统统革职。

不仅如此，由于汪景祺、查嗣庭都是浙江人，雍正进而迁怒于浙江士人。查嗣庭下狱的次月，即雍正四年十月，清廷特设浙江观风整俗使，专职监视士人，整顿士风。十一月又下诏停止浙江士人乡试、会试。吏部侍郎沈近思上疏拥护，说汪景祺、查嗣庭等人使越水增羞，吴山蒙耻，条陈整顿风俗、约束士子的十条建议，雍正批转浙江巡抚和观风整俗使议行。雍正六年八月，经浙江总督李卫请求，雍正才解除停止乡会试的诏令，两年后撤消观风整俗使。

其后又有谢济世案、陆生楠案，两案都源自于李绂、田文镜的互相参奏事件。田文镜是监生出身，从州县小吏历练而上，雍正二年擢受河南巡抚。他的政令严苛，嫌科甲出身的官员办事懦弱缓慢，接连劾罢三四员州县官，其中有信旭知州黄振国，系左都御史蔡王廷所推荐。

雍正四年，新授直隶总督的李绂上任取道河南，田文镜循例迎送。科甲出身的李绂忍不住指责田文镜，说他不应该有意蹂躏读书人。于是田文镜上密疏参劾李绂因与黄振国等人科举同年，所以有意袒护，言下之意是说李绂等人私结朋党。

不久李绂入京觐见，陈述田文镜贪虐及黄振国等人冤抑情状。雍正稍加调查，就怀疑李绂等科甲出身的人在搞朋党。浙江道监察御史谢济世上疏参劾田文镜十罪。雍正把奏疏退还，而谢济世坚持要上疏。雍正一怒之下把谢济世革职逮捕，大学士、九卿、科道会审拟斩。

由于谢济世所劾与李绂所劾内容完全一致，都是为黄振国鸣冤，黄振国是蔡王廷所推荐，蔡王廷与李绂关系亲密，雍正于是认定这几个人在搞朋党，将谢济世减死发配新疆阿尔泰；蔡王廷降为奉天府尹；李绂降为工部侍郎，不久革职。

陆生楠，举人出身，以军功迁授吴县知县。引见时雍正见他应对滞讷，举动乖张，便把他扣下来留京学习办事，后来改除工部主事。再引见时，雍正见他傲慢不恭，所呈奏折又写有五经四书中如惠迪吉、从逆凶，何以异于佛老等句，觉得是在讽刺自己。雍正想到他是广西人，与谢济世是同乡，而李绂原先做过广西巡抚，平日必有与李绂、谢济世结为朋党的地方。于是命令把陆生楠革职，也发配阿尔泰。

陆生楠在阿尔泰着有《通鉴论》十七篇，竟成了陆生楠通鉴论案的祸源。雍正七年五月，驻守阿尔泰的振武将军、顺承郡王锡保疏劾陆生楠《通鉴论》十七篇，文中抗愤不平之语甚多，论封建之利，言辞更是狂悖，显然是排议时政，《通鉴论》随本缴进。

雍正得奏，对《通鉴论》中的狂悖议论逐条加以批驳。批驳完，雍正提议将罪大恶极，情无可逭的陆生楠就地正法，命令九卿、翰詹、科道定拟陆生楠应治之罪。从官当然遵旨行事，这年的年底，陆生楠在阿尔泰军中处以死刑。

锡保在疏劾陆生楠的同时，对谢济世也参了一本，说谢济世所著《古本大学注》毁谤程朱，书随本缴上，即谢济世注大学案。雍正读过后颂谕内阁，认为谢济世不仅毁谤程朱，而且对时政恣意毁谤。

雍正咄咄逼问：“试问谢济世，数年以来你为国家陈述何事？为朕进谏何言？朕所拒何谏言？所掩饰何过失？除了处分谢济世党同伐异、诬陷良臣之外，尚能指出一二事可否？”

然后命令朝臣议论谢济世应治之罪。众臣拟谢济世与陆生楠一同处死，雍正心血来潮，玩的就是心跳游戏，密谕锡保在杀陆生楠时把谢济世一同绑赴刑场，最后却当场宣布谢济世免死，不知当时两人是何感受。

雍正六年九月，陕西西安的一条大街上，川陕总督岳钟琪正乘轿回署，突然有人拦轿投书。这就是曾静、吕留良之狱。案结处置，吕留良、吕葆中父子开棺戮尸，枭首示众；吕毅中斩立决；吕留良诸孙发遣宁古塔给披甲人为奴；家产悉数没收。

吕留良学生严鸿逵开棺戮尸，枭首示众，他的子孙发遣宁古塔给披甲人为奴；学生沈在宽斩立决；黄补庵的嫡属照议治罪；刊印、收藏吕留良著作的车鼎丰等四人判斩监候，另二人同妻子流放三千里外，还有十数人受杖责。

而曾静供词及忏悔录，集成《大义觉迷录》一书，刊后颁发全国所有学校，命令教官督促士子认真观览晓悉，玩弄忽略的人治罪。又命令刑部侍郎杭奕禄带领曾静到江浙一带等地宣讲，命令兵部尚书史贻直带领张熙到陕西各地宣讲。

可笑的是老子定案、儿子翻案，雍正曾经声明：“朕的子孙将来不得以诋毁朕，而追究翻案诛戮。”

然而雍正十三年乾隆帝继位，尚未改元就公开翻案，命令将曾静、张熙解押到京师，在十二月把二人凌迟处死，并列《大义觉迷录》为禁书。而汉奸岳钟琪也没有好下场，他后来因为讨伐准噶尔失利，被大学士鄂尔泰所弹劾，下狱判斩监候，到乾隆初年才获释放。

《大义觉迷录》在广东巡讲时，广东巡抚傅泰从张熙供称钦仰广东屈温山先生，想起本省著名学者屈大均号翁山，猜想温山是翁山的讹传。于是追查屈大均所著的《翁山文外》、《翁山诗外》诸书，果然发现其中多有悖逆之词，隐藏抑郁不平之气。这样又一宗思想悖逆案被揭发。

屈大均已经死了三十多年，他的儿子屈明洪自动到广州投案，缴出父亲的诗文著作和雕板。案情上报，刑部拟屈大均戮尸枭首；因为屈明洪自首，所以免死，仅将屈明洪及他的二子遣戍福建，屈大均诗文禁毁，这就是屈大均案。

然后又有裘琏戏笔之祸。裘琏是浙江慈溪人，年轻时曾戏作《拟张良招四皓书》，内有“欲定太子，莫若翼太子；欲翼太子，莫若贤太子”、“先生一出而太子可安，天下可定”等语句，当时颇为传诵。

康熙末年，七十岁的裘琏中进士，后来当官归乡。雍正七年，八十五岁的裘琏突然被捕，原来有人告发他那篇代张良写的招贤信是替废太子胤礽出谋划策。次年六月，裘琏死在京师狱中。少年戏笔，老年得祸，真所谓的人生识字忧患始。

翰林院庶吉士徐骏，是康熙朝刑部尚书徐干学的儿子，也是顾炎武的甥孙。雍正八年，徐骏在奏章里，把陛下的陛字错写成了狴字，雍正见了，马上把徐骏革职。后来再派人一查，在徐骏的诗集里找出了诗句“清风不识字，何事乱翻书”、“明月有情还顾我，清风无意不留人”，于是雍正认为这是存心诽谤，照大不敬律斩立决。

在雍正的残酷文化压迫下，中华文化得到了摧残，雍正政绩斐然。雍正十一年，雍正下诏征举士人，想学康熙重开博学鸿词科，谁知道响应者廖廖无几，只得作罢。人才凋零，文治废弛，一到如此，文字狱的消极影响的可峥。

到了所谓的圣主、十全老人乾隆帝的时候，文字狱则达到顶峰，共发生一百三十多案。其中四十七案的案犯被处以死刑，这意味着生者凌迟、死者戮尸、男性亲族十五岁以上者连坐立斩。而由牵强附会、望文生义、捕风捉影造出的文字狱，如脱缰野马不可控制。甚至一些疯子胡乱涂抹也被定为逆案，凌迟处死，荒唐到了极点。

乾隆帝刚即位时，还假惺惺地笼络人心，首先下令刑部将悬挂在菜市口枭示的汪景祺头骨取下来置竿掩埋，接着又降旨赦免了被发配的汪景祺及查嗣庭的亲属。为了避免再发生以文字罪人的冤狱，乾隆帝暂时听从山东道御史曹一士请宽容妖言禁止诬告，批准刑部的建议，今后凡告发旁人诗文书札等悖逆讥刺的，如查审无实迹，一律照诬告反坐；承审的法官以故意入人罪论。

虽然此时文人早被康熙、雍正两朝抽去脊梁，但仍然高兴万分，纷纷上表称颂乾隆上下无隐情、为政以宽缓，并大施感情编造民谣：“乾隆宝，增寿考；乾隆钱，万万年。”以对比雍正时的歌谣：“雍正钱，穷半年”。

然而乐极生悲，乾隆十六年，文字狱又死灰复燃，江西金溪生员刘震宇着《佐理万世治平新策》一书，阐述更易衣服制度的观点，到乾隆十八年，被乾隆帝发现，认为他大逆不道：“刘震宇自他的祖父以来，受本朝教养恩泽已经有一百多年，并非是无知的愚民，胆敢逞其的狂诞，妄訾国家的制度，居心实在是悖逆。”

刚开始查办时，湖南巡抚范时绶将他革去生员，杖打一百，永远禁锢，已经是故意入罪，判得很重了，可是乾隆帝还觉得判得太轻，将刘震宇即行处斩，书版销毁。并斥责范时绶：“仅将该犯轻判杖打，真的不知道什么是大义，着实交托部落严加议处。”

十年前，刘震宇曾经将《治平新策》献给江西巡抚塞楞额，塞楞额没有看出问题，还奖励了几句。此案发生时，塞楞额早已经死去，乾隆帝还大发雷霆，说什么：“塞楞额为封疆大吏，反而批示嘉奖，丧心已极。若此时尚在，必当治他党逆之罪，即正典刑。”真是丧心病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