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认识虽然得到了普遍认可，成为了当今红学研究的基础和背景，但它不是没有漏洞，不是无懈可击。要知道，它在最基本的事实方面漏洞就很大，甚至根本站不住脚，比如曹雪芹的年龄和他的经历。如果说他是在四十岁去世，如敦诚所说“四十年华付杳冥”，那么他的出生就应该是在1722年，因为他的卒年，根据脂批的说法，是在“壬午除夕”，也就是1762年和1763年相交的时候。这样一来，问题也就出来了，曹家昔日的繁华是在1722年之前，也就是康熙在位的时候。1722年康熙去世，雍正上台，曹家接连遭遇了抄家、罢官、押送进京法办等一系列变故，昔日的繁华一去不复返。也就是说，曹雪芹尚在襁褓之中，就已经失去了大家公子的地位和条件，曹家的鼎盛时期他根本没有经历过，主人公的温柔富贵生活离他相去甚远，他如何能描绘出一幅涵盖一个大家族政治和生活方方面面的全景图来，而且里面的内容又是那样的生动，人物又是那样的逼真，构思又是那样的巧妙，场面又是那样的奢华气派。没有这样经历的人，却能写出这样的文章，这个事实放在谁的身上都有些不可思议。更何况，他还是在写自己，这就更不可思议了，即便他有穿越的能力，恐怕都很难做到这一点。这不能不说是这个理论的致命弱点，它甚至有可能彻底推翻这个理论，让它无立足之地。

不仅如此，令人怀疑的还有：敦诚和敦敏兄弟与曹雪芹如此亲密，他们的交往非一年两年，为什么他们对曹的创作只字不提呢？如此浩大的工程，如此漫长的岁月，如此繁复的工作，难道他们一点都不知道吗？这显然说不过去。如果说敦诚、敦敏的诗稿对此有所反映的话，现在我们也不至于如此茫然，如此被动，连一些最基本的事实都搞不清楚。

不管怎么说，有一个事实不可否认，这就是知道和熟悉曹雪芹的基本都是宗室子弟，最起码从现在掌握的情况看是这样。这个现象值得深思，值得研究，它至少说明了作为文学大家的“曹雪芹”只在这个圈子里活动，所以他的生，他的死，他的经历只有这个圈子里的人知道，别人并不知晓。如果是这样的话，要想跳出这个圈子去寻找他的历史踪迹，可以说基本不可能。

根据考证派的观点，曹雪芹并不是宗室成员，只是一个落魄的书生而已。由于其家道中落，不得不寄居在“黄叶村”，以写字绘画为生，与贾雨村发家前的处境颇为相似。这难道是一种巧合？贾雨村从没落走向兴盛，曹雪芹从兴盛走向没落；贾雨村从寂寞走向风光，曹雪芹从风光走向寂寞。他们之间有没有因果关系呢？有没有可能一方的兴盛必然带来另一方的衰败，就象甄士隐和贾雨村一样。如果是这样的话，曹雪芹就不是一个现实的“人”，而是“真事”的象征。雪芹即“雪情”，它代表作者昭雪的愿望，也代表纯洁美好的事物，与我们所理解的曹雪芹完全是两码事。正因为如此，他的生，他的死都只是一种象征意义，没有任何实际的意义。如果我们总是在这个问题纠缠的话，恐怕永远都纠缠不清，也永远不会有结果。

总之，我们必须明白一个道理，这就是：关于书的创作过程，答案并不在书外，而是在书内，并不在江宁织造府曹家身上，而是在脂砚斋身上。也就是说，想从江宁织造府和曹雪芹身上去寻找答案，永远不都不会有答案。作者早就把这方面的信息埋在了书中，埋在了我们的眼皮底下。我们要做的只有一件事，就是把它发掘出来，让它成为无可辩驳，无懈可击的事实。

这些信息是怎样传递出来的呢？前面已经说过，诗社是作者与读者进行交流和沟通的平台，《红楼梦》的创作背景、创作目的、创作过程和创作形式，都是通过这个平台传递出来的。它就像是作者的代言人，具有绝对的权威性和真实性。所以，我们一定要把诗社看作是作者辛勤耕耘的一方沃土，把里面的活动看作是《红楼梦》创作过程的再现，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得到我们想要的东西。

诗社的诞生正是针对秦可卿所托付的贾家后事所采取的具体行动，是作者为生产精神食粮建立的一个“世业”基地，由“稻香老农”掌坛就充分体现了这一点。诗社以“海棠”命名，说明结社的目的很明确，是冲着历史而来，冲着天香楼而来，冲着元春而来，因为“海棠”既是天香楼的标志，也是元春的象征。这就是为什么史湘云接替秦可卿，成为了海棠的代言者，让“史”成为了诗社的主角的原因。史湘云醉卧红香圃的场景，与天香楼的《海棠春睡图》的画面如出一辙，在视觉上形成了前后呼应的效果，让“天香楼”的主题一目了然。脂批说：

看湘云醉卧青石，满身花影，宛如百十名姝抱云笙月鼓而簇拥太真者。

这个批语把史湘云直接比作杨贵妃，目的就是要强调诗社和天香楼之间的必然联系，强调史与秦之间的必然联系。正因为如此，史湘云在诗社是一个不可或缺的人物，第一社由她出面做东也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所以，诗社的活动就成了我们寻找书的创作过程的唯一线索和途径。围绕诗社笔者作了以下几个方面探索，从中我们可以得到一些十分难得的第一手资料。（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