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志们，如今抗战已经到了极其危急的地步，西北领导的华北抗战已然失败，山东的情况也极度危险，南京中央党部命令我们，一定要发动各地抗战的力量，真正组建抗日的敌后政权和军事力量。”虽然南京与西北有过关于划分抗战负责区的协议，然而南京也绝不肯轻易的将华北交给西北，因此在平津、保定等大中城市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第一处、第二处依然活跃，现而今山东C.C.党部更是明目张胆的奉命在日占区内组织属于南京指导的武装和政权。

“特派员，按说道理我们都懂，现在已经到了国家存亡之秋了嘛，作为党员，我们责无旁贷。但是特派员，建立敌后抗日政府的经费从哪来，建立敌后武装的枪支弹药从哪里来，没有这些东西，咱们光在大街上喊上两声又有什么用。”

韩复榘为了发泄对南京中央政府的不满，曾于1932年前后将国民党山东省党务负责人加以逮捕，并在1935年山东黄河发生水灾时趁机将全省73万元党务费用移作赈灾款项，同时在日本人的支持下明令停止各县国民党党务活动。因此在抗战爆发之前，南京中央所委派的山东省党部和地方各县统统被迫转入地下，其在地方上的影响力异常的薄弱，而且缺乏必要的活动经费，更勿论军火什么的了。

“钱，我是没有的，中央现在也急需大量的钱款支付抗战所需，中央还希望我们能提供一部分财物支持呢。枪弹我也没有，韩复榘迫害了我们多年，一两支手枪也许还有可能，但鲁北那么多县无论如何是没有办法为大家齐备的。”特派员沉着的回答着。“但是我可以给大家名义，有了中央的名义，大家可以用此来招兵买马。”特派员好像看出了下面这些人的心思。“你们不要小看这些名义，有了名义，你们就可以接受县政府，将县政府的经费用来维持敌后抗日政府的存在。有了名义，你们就可以任命区长、乡长，还可以任命中校、少校。”

听着特派员讲话的各县党部的干事、书记长大都盘算开了，上峰的意思是可以提供空白的委任状，那一张委任状可以换多少钱呢？也别怪他们一门心思钻到钱眼里去，自从1928年清党之后，C.C.在地方的组织机构完全遭到破坏，充斥其中的大多数是土豪劣绅，因此一心捞钱的自然不在少数。当然也有人是有理想有抱负的真正的三民主义信徒，他们也许利用这些好的条件投身民族解放的洪流，然而这些人毕竟是太少了，仅仅向一潭死水中砸入一块石头又能激荡多久的微澜呢？

“除了建立真正的抗日政府和抗日军队以外，你们还要对以下的敌人进行提防。第一，当然是日本人。第二，就是日本人支持的伪政权。第三，是西北方面或是韩复榘以山东省政府名义僭越组织的所谓抗日政权。第四，就是C.P.分子打着抗日旗号，以抗日为名发展C.P.赤区的活动。”看着下面人听进了自己的话，特派员有些高兴，于是他趁热打铁着。“前两个敌人是明面上的敌人，很好辨认，但后两者，鱼目混珠，很能吸引那些不辨是非的老百姓，因此你们一定要严防死守，一旦发现就应该以汉奸等视之。”

“特派员，这不太好吧，”当即有人有不同意见。“毕竟他们也是提倡抗日的，若是咱们同室操戈，岂不是仇者快亲者痛嘛？再说了，若是连省政府的名义都不听，省方会不会认为咱们才是形同叛乱呢？”

“是真抗日，还是假抗日，其实很容易分得清。西北军阀玩弄借刀杀人的伎俩消灭异己，这种人会真心抗日吗？韩复榘拥兵自重，跟日本人眉来眼去，不战自退，坐视鲁北沦陷，这个省政府的命令还能听嘛。赤色分子呢，每一次口号喊得很响，但是除了撤中央的后退，他们还干过什么利于抗战的事。不过赤军大部被歼灭了，赤党的地下组织也十不存一了，因此你们只要小心提防，不要让他们死灰复燃就可以了。但是对于西北军阀和韩复榘派遣的所谓敌后抗日力量，你们绝对不能掉以轻心。”特派员长篇大论的说了一通，同时鼓励着这些不知所措的地方党部骨干们。“不用担心很他们发生冲突，如果你们和这些不是真心实意进行抗战的冒牌抗日政权、冒牌抗日军队发生冲突的话，中央会站在你们这一边的，有中央的支持，你们还担心什么？”

虽然在座的人消息闭塞，但是上海丢了这么大的消息还是尽人皆知的，上海丢了，南京守不守得住还是问题，这个时候省党部的特派员却对他们说什么南京支持不支持，岂不是贻笑大方嘛？当然在特派员的面前，所有人是不会如此直白的质询的，至于日后怎么做，等眼前的特派员走了，一切都不是自己说了算嘛？

“但没有省方的命令，县政府未必会承认咱们呢。”清醒的人还是有的，若是不能从县政府夺权，也就不会有钱，若是没有钱，那还谈给屁啊。“而且现在各县已经大多落入日本人之手，县政府的钱不是被县长裹挟而走，就是落到了日本人支持的维持会手里，这，这。”

“这更好，”特派员显然早就胸有成竹了。“没有了县政府，你们就可以直接拉旗号建一个，虽说日本人已经占领了鲁北的各县，但是各区、各乡、各村他们总不见得也都一一渗透下去了吧。”这是肯定的，短短几个月的时间，日本人绝对不会没有这么快的完成对乡村的统制。“你们就以县政府和县党部的名义发动民众，募集钱款，招募军队，轰轰烈烈的干一场。至于还有尚存的县政府嘛，要立足于合作，劝说他们支持党部的救亡工作，若是不听，那就另起炉灶，我就不信，真抗日的会搞不过假抗日的。”

特派员自信满满，但县党部的这些骨干们却低头不语，虽然有了名义，虽然特派员的大饼画的很好，但C.C.在山东地方上的组织薄弱，人手尚且不足，平均一个县里党员人数也不过十来个，其中不乏是投机的，没有人去发动，再好的局面也出现不了啊。

“南京等着咱们的好消息。”特派员说到这，脸色一板，下达了正式的指标。“现在每个人可以从我这获得三张南京中央政府签发的空白委任状，但是所有人领取以后，一个月内，一定要建立起各县的抗日政府，拉出一支不下五百人的抗日队伍，若是做不到的，或是拿着委任状倒卖的，到时候一律会有党纪处分！”

正当这边C.C.的骨干们垂头丧气的接受着南京的指令的同时，在平津、在河北、在山东原本遭到严重破坏的C.P.组织，随着一批批党员陆续从赤俄返回，破坏的组织正在重建着。与此同时，C.P.跟南京的谈判结果也得到了落实，就在上海撤退令下达的同一天，南京通过了授予南方赤色游击队新四军的番号，一批C.P.党人立刻返回南方各游击区联络部队，C.P.武装死灰复燃了。

当然，南京最终选择同C.P.重新合作，一方面是基于全国抗战的大局，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制衡强大的西北，但更加重要的是因为赤俄提出以巨额的军火贷款作为诱惑。淞沪开战以来，南京的外汇枯竭，弹药储备大量消耗，山炮弹几乎全部用完，高射炮弹十不余一，火炮、战车大量损毁和遗弃在战场之上，可用作战飞机也只剩下三、四十架。而这个时候英美法秉承中立政策，拒绝向中方进一步出售武器，德国虽然愿意出售武器，但仍然需要通过丹麦等中立国转运，在此情况下，南京势必不能拒绝赤俄伸过来的橄榄枝。

以此为契机，不但大批的C.P.骨干纷纷归国，中俄双方也开始了关于《中俄互不侵犯条约》的谈判工作。经过多日的谈判，1937年12月16日，中国政府外交部长王宠惠和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分别代表本国政府签订了中苏《互不侵犯条约》。条约规定，缔约双方“斥责以战争为解决国际纠纷之方法”、“约定不得单独或联合其他一国或多数国对于彼此为任何侵略”。该条约还规定，“倘两缔约国之一方受一个或数个第三国侵略时，被缔约国约定，在冲突全部期间内，对于该第三国不得直接或间接予以任何帮助，并不得为任何行动，或签订任何协定，致该侵略国得用以施行不利于受侵略之缔约国。

《中俄互不侵犯条约》既然签订，双方关于军火援助和军火贷款的谈判随即展开，早在1937年11月14日，双方关于《中俄互不侵犯条约》以及关于C.P.在抗战时期国内地位的谈判尚在进行之时，蒋中正就以C.C.中央执行委员张冲的其名义向鲍格莫洛夫递交军火供应协议的草案：希望俄方向中国提供350架飞机、200辆坦克和236门大炮，并且上述军火应在协定签订之日起一个月内提供，同时还要向中国派遣苏联飞行员、航空技师、炮兵和坦克手，以训练中**事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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