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沿海地区民族工业大规模内迁。这些厂家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惨淡经营，支援抗战，为大后方的军需民用和经济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1939年国民政府确立“国营为中心”的战时经济体制后，民族工商业饱受重税、征购、限价、管制、高利贷等的盘剥压迫，加上物价飞涨、货币贬值、投机囤积猖獗等原因，濒于崩溃边缘；孔、宋等权贵资本凭藉政治特权，肆意摧残吞并民营企业。
当时那一代民营企业家，多是为“实业救国”理想奋斗的有识之士。他们先后组织了迁川工厂联合会、全国工业协会、国货厂商联合会、西南实业协会、战时生产促进会等五个工业团体，为争取民族工业生存和发展，亟谋自救之道。
我的父亲章乃器曾是一位银行家，第一家华商信用调查机构——中国征信所。1939年以后，他在重庆经营实业，是迁川工厂联合会的执行委员和常务理事，也是重庆商圈“星五聚餐会”的活跃人物。他和吴蕴初、胡厥文等工业家都认为，民族工商业的困境，不仅关系到工业界本身，而且关系到整个国民经济和中国工业化的前途。章乃器提出：民族工业现有基础必须保存，必须发展，否则战后欲图重振旗鼓，更非易事。……为了挽救民族工业的危亡，工业界自己应该设立一个研究所，为民族工业从事调查研究，宣传呼吁，仗义执言，指出阻挠民族工业发展的反动势力和错误政策，减轻工业界所受的压力。
这一倡议得到工商界、经济学界人士的响应和支持。第五届会员大会通过了“筹备中国工业经济研究所”提案；第一年度研究计划，选举了董事会。吴蕴初、章乃器、胡厥文、吴羹梅、胡西园、张肖梅、林继庸、刘攻芸、庄茂如等21人任常务董事，公推吴蕴初为董事长，章乃器为所长。经过半年多的筹备，中国工业经济研究正式成立，聘请周有光、毕相辉为副所长，延揽沈经农、伍丹戈、王寅生、王易今、韩明漠、胡式如等工业经济专家担任研究工作。该所董事及正副所长每周聚会一次，讨论并决定研究方针和研究项目。“聘请研究人员力求精干，办事力求俭约，编写报告、出版发行，力求切实有效。研究课题的选择、规划，调研工作的安排，大都从工业界和工业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重大问题着手。”（何萼梅、王易今：《一个为民族工业服务的研究机构》）
研究所经常举办各种重要经济专题座谈会，如黄金问题座谈会、物价与工业问题座谈会、工业问题座谈会等，对民族工业面临的一系列迫切问题进行探讨，并将研究成果编制成学术报告。研究所还编印出版不定期的工业问题丛刊、工业经济参考资料、专题研究报告、专题座谈会纪要和各种文集。自1943年11月起，研究所开始发行物价旬报，将物价指数、外汇行市、各重要城市利息行市、国家岁出岁入预决算、外人在华投资等数据随时汇集成刊，分送工业界人士参考。章乃器还主持编纂了60万字的《工商手册》，内容包括各种工商事业的组织、管理、会计、法令、税收等所有有关专题，附有详尽的数据、公式、文簿程式等，成为工商界案头必备的小型百科全书。
中国工业经济研究所很快成为民族工业界的智库和代言人。吴蕴初、章乃器、吴羹梅在第二届全国生产会议上，联名提出《工矿业固定资产增值转作资本的建议》。章乃器、潘序伦、吴羹梅、徐崇林等还参加了中国工业协会的税制研究小组，针对工业税收过重的情况，提出改进稽征办法的建议书，要求在国家预算中规定所得税的合理数额，各地各业各单位的税额应通过市商会协议合理分派。
1944年底，研究所为解决民营冶炼、机器工业滞销的危机，将各方初步意见汇编为《工业界当前之困难》、《工业界当前困难解决办法》；经进一步搜集意见和反复论证，拟订出《换救冶炼机器两工业目前危机办法草案》及《动员冶炼机器两业大量制造农业相具以挽救工业危机提高农业生产方案》，提请当局铺设四川省内轻便铁道、修理长江区损毁轮船，并且大量制造农业机具，提高农业生产效率，使工农两业同时受益。两案经迁川工厂联合会等五工业团体联合向国民政府提出，受到社会舆论的普遍同情和支持，认为不仅可救当前工业的燃眉之急，且能为战后工业的发展打下良好基础。章乃器还倡议国家银行和社会共同投资，由银行承受股票，将所得资金用于投资联合企业。
章乃器提倡“有职业的人的政治运动“，民间智库的活动，唤起了民族工商业家的自为意识。他们不仅争取经济民主，还积极与闻国是，参与大后方的宪政运动，并在战后组成了自己的政治团体——民主建国会。
1952年（章乃器）出任国家首任粮食部长。作为一位杰出的理财家，他参与制定粮食*统*购*统*销*的重大政策，首创*粮*票*制*度*，基本解决了六亿人口的吃饭问题。——章乃器纪念馆（维护人：章立凡）
《*统*购*统*销*的历史回顾》作者：杨继绳
饿着肚子把粮食卖给国家，农民当然不乐意。因此，为了完成过高的统购任务，必须施以政治压力。有些地方，对没有完成任务的农民随便扣上种种“帽子”进行斗争。封门、搜查、捆绑、吊打的情况在不少地方均有发生。
有关文献记载：“广东省新会县莲溪乡D支部在县委负责同志指示下捆绑农民，全乡捆绑了**个人，乡干部拿着秤挨家挨户收粮食，不卖的当场绑起来。将一名用粮食喂鸭子的中农进行斗争。甚至没收了不卖余粮的农民的土地证。高要县第九区在购粮中捆打了53人、搜屋36户。湖南全省因购粮问题被迫自杀者111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委员会办公厅：《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上卷，第291－293页)
据粮食部统计，1954年统购中死亡710人，其中自杀566人，自杀未遂35人，送粮而死的74人。主要是被迫自杀。其中湖北150人，河北130人，河南108人。显然，这个数字是不完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粮食部：《关于统购统销的报告》，195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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