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我方必然承认满洲国的存在；第二，我方必须切断于赤色分子及其他反日分子之间的联系并协助日方消灭坚决反日的西北独立势力；第三，我方应明确废除与赤俄方面的相关条约；第四，承认华北和蒙疆地区自治；第五，不在淞沪和江浙驻军；第六，赔偿日军军费；第七，日本应该在中国拥有排他性的广泛的商业特权；第八，中国接受日本顾问或其他指导者，第九，若是国民政府承诺上述条件，日军将从宁沪杭地区撤军，待消灭了西北反日势力之后，日军也将从华北以外的地区撤军。”

在南京失陷不久后的1938年1月16日，日本首相近卫文磨曾经发表声明称：“帝国政府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而期待与帝国合作的中国新政权的建立和发展，并将与此新政权调整两国邦交，协助建立复兴的新中国”。这就是日本军国主义旨在灭亡中国，宣布“彻底撇开”中国蒋系国民政府政府，决意炮制傀儡政权的宣言书－－《近卫声明》。

然而此后的中国战局却出现了南缓北急的势态，鉴于华北中**队的殊死抵抗，鉴于日本国内也面临着财力支绌、兵力短缺等诸多困难。日本高层不得不决定：应放弃以军事力量解决中国事变，而以政略、谋略为主加以解决。也就是说，军部决定实行对蒋系国民政府政治诱降为主、对抗战意志更加坚定的西北国防政府实行武力进攻的双轨方针来解决已经初现泥塘征兆的“中国事变”。

几乎同时，对中国“事变”持有强硬立场的日本近卫内阁也实行了改组，将对华政策调整为“和平”的方针。这因为日本政府发表“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声明后受到国内特别是议会各政党的诘难，抨击该声明为“非常之失败”的缘故。同时，首相近卫认为，陆相杉山元跋扈专横，以“统帅权独立”为由，重大军事决策不让内阁与闻，“自己被牵着鼻子走”，因而萌生了辞意。经元老西园寺公望的规劝，近卫虽然接受了西园寺的劝解，但决意改组内阁。为了抑制陆军滥用“统帅权”，近卫拟邀请“陆军前辈”宇垣一成大将入阁，担任外相。宇垣向近卫提出了四项入阁条件，即：(一)加强内阁统一；(二)外交一元化；(三)对中国开始和平交涉；(四)不拘泥于“不以蒋介石政权为对手”之声明。四项条件的核心是同中国议和，解决事变。近卫欣然答应，说：“那很好，我赞成四项条件。入阁吧!”

就这样，在4月17日，近卫对内阁进行改组。次日，首相、外相、藏相三相会议决定：在1938年底解决“中国事变”。这样，军部和内阁都作出了以“和平交涉”即政治诱降为政略、尽早解决“中国事变”的决定，这就是南京失陷后中日“和平谈判”的缘起。

蒋中正对日本近卫内阁的改组十分关注，并特别关注宇垣一成出任内阁外相后的对华政策走向。1938年4月22日，他在日记中写道：“是日，敌内阁改组，外相广田、藏相贺屋、文相木户等辞职，分由宇垣、池田、荒木继任。”

4月第八次会议上分析了近卫内阁改组的目的。随后他在4月27日的日记中写道：“倭外务省发言人称：一月十六日所发表‘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之意义不过不与往来，并非不承认国民政府之意。此或欲求转寰，以为谋和之余地乎？”

其实蒋中正对于北方军事力量的几次获胜也是看在眼里急在心中的，在他看来未来的西北政权必定是与蒋系C.C.政权争夺国家最高权力的第一大对手，然而此时蒋系中央军因为受到重大损失根本无法对抗西北方面的军事实力，同时日军的步步紧逼也让他无法轻易妥协。不过，既然近来日本的军政方面都出现了缓和的征兆，这个机会并非不可以利用，即便将来和议不成，那至少有了一段让蒋系中央军恢复元气的时间。

于是在郎有意妾有情的情况下，双方一拍即合。

4月31日，南京国民政府国防最高会议秘书长张群，通过驻日使馆参事杨云竹、日本外务省东亚局局长石射猪太郎的渠道，以个人名义向宇垣新外相发出“贺电”。张群说：“此次阁下就任外务大臣，实为极其重要的大事。为东亚而欢欣鼓舞。过去多次就东亚问题交换意见。余确信此次阁下定能将一向抱负付诸实现。”

宇垣立即复电，申明：“日中两国陷入如此不幸之形势，实令人遗憾。余昔日谈及之想法意见，今后定当竭尽最大的努力予以实现。”这是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之后，中日两国政府高官首次直接的沟通。

张群抓住机会，向宇垣一成提议：“能让我们进行和平谈判吗?如有此意可由汪兆铭或者我本人出面接洽。”

宇垣答复说：“和平谈判，正是我们的期望。无论如何应立即进行对话。但先生与汪兆铭出面处于第一线，则须慎重考虑。在贵国人士心目中，一听到张群和汪兆铭，会当即认为是亲日派巨头。就日本人而言，同您和汪兆铭在交涉前列相对话，是很容易谈拢的。但是，好容易谈拢，贵国国民却会谴责是亲日派干的，他们卖国求荣，反而使交涉陷于不利。不如选定同日本关系不深的人士出任我们的谈判对手更为适宜。”

张群回电说：“阁下所见甚是。我们居于二线，派他人出面，我们在其后声援。阁下认为何人为适宜?”

宇垣答复：“您确定谁，那他就是贵国的使节。我们不能指定派遣何人。请贵方自行确定。但贵方既然特地征询人选，作为我个人的意见而言，派遣孔祥熙先生如何?”

宇垣一成之所以提名孔祥熙为日中议和谈判对手，出于两方面考虑：一是孔祥熙“与日本关系不深”；二是孔祥熙在日华事变爆发时适在伦敦逗留，闻讯立即回国。途中在新加坡对新闻记者说，“日本、中国打仗没有比这更蠢的事了!这是东方一件大不幸的事件。必需设法尽早缔结日中两国的和平。”

就这样，蒋日之间的“和平谈判”最终得以成行。其后，在汉口的蒋系国民政府方面派遣的使者乔辅三到达香港，日本方面派驻香港总领事中村丰一进行接洽，如今正是这位“和平使者”返回后向自己的主子报告双方初步接洽时的日方要价。

“关于委员长是否会因此下野的问题，日方是怎么答复的？”对于日方的漫天要价，孔祥熙早就有了心理准备，但是他最关心的并非是这些枝节，要是日方一定要求蒋中正下台的话，这个和谈实际上尚未正式开始便已经不存在实施的基础了。

“日方尚未提及这个问题。”乔辅三小心谨慎的回答着。“不过就我个人与中村领事的接触获得的观感来说，日方既然要求与我方协助消灭西北国防政府，那么势必就不可能要求蒋先生下台，否则中国将无人能负起这个责任。”

“这只是你个人的看法，而且中村不过是一介领事不能指引日方的军政方针。”其实孔祥熙对乔辅三的判断颇为的认同，但是他一怕日本人过河拆桥，二来他也担心日本军政之间的要价不同，那样结果就悲剧了。“这样你立刻再飞往香港，把我的意思明确的传达给日方。”

乔辅三恭恭敬敬的掏出纸笔记录着，当然他不会愚蠢的带着这张纸飞往香港，肯定熟读几遍之后予以焚毁的。

“第一，中日两国打下去，必将同归覆灭，必须早日转向日**存共荣的路线；希望两军能就地停战集中精力来解决这个问题；当然，对于日方在华北的行动，我们不做过多的干预。第二，随着国防政府的建立，委员长事实上是国家元首已经得到国人的确认，集全国之众望，因而承认日本要他辞职是困难的。果真蒋先生下野，将由谁同日本签订条约?又有何人具有履行条约的能力呢？因此至少在履行条约之前，蒋先生必须依然处在原有地位。第三，若是日方一定要有人承担责任的话，希望由行政院长孔祥熙对时局负全责而辞职。”

这句话一出，乔辅三的手就一抖，眼睛直愣愣的看着孔祥熙，也许在他的印象里对方并非是这样一个大公无私、舍己为人的角色。

“只要委员长能保存下来，你我的进退就无足轻重了。”孔祥熙解释着，乔辅三明了的点点头，继续着提笔记录着。“在条约上公开承认满洲的独立在我国国内很困难，只能悄悄地逐步实行。例如，首先设置领事。凡属经济问题，由领事之间解决。如果遇众多政治问题，领事处理不了，接下来再派公使或大使。现在大张旗鼓地写明承认满洲的独立，这确是很困难，希望日方理解我们的处境。另外，中国政府可以停止反日行为，但要求政府协同日方解决西北国防政府这不可能，希望日本为此自行努力。当然清算与**的关系，或签订加入防共协定以及废除与赤俄的相关条约以及剿灭赤党武装，我方必须再作研究。”孔祥熙开始逐条回应日方的要求。“政府可以承认内蒙自治。但决定华北为特殊地区非常困难，但是中国承认互惠平等的经济开发。至于非武装地带问题待日本提出具体要求后解决，中**队不驻防，希望由保安队维持治安。最后，中国现在非常荒芜而贫困，无支付赔偿能力。”

对于孔祥熙的答复，乔辅三不安的问道。“院长，这不是等于全盘否定了日方的要价嘛？日本人会答应吗？”

“许日本人漫天要价，就不许咱们就地还钱吗？”孔祥熙明白秘书的担忧，于是轻笑一声。“要是一下子都答应了，日本人岂不是要得寸进尺，而且委员长那以及全国民众那我也不好交代啊。”

“明白了。”乔辅三明确对方既要当婊子又要树牌坊的心理，便点点头回应到。“请院长放心，辅三一定会据理力争的。”

“好，你先下去吧，对了，让司机准备一下，这件事我还向委员长报告一下。”看着乔辅三的背影，孔祥熙脸色凝重的轻叹着。“要是能就这样谈下来简直是奇迹了，看起来还得立足于边打边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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