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炜对着李彝殷和折德?之间的事大发了一通议论之后，转头继续学习政务，接手又是一篇大文章。

“显德二年春，正月，乙未，诏：

‘应自前及今后有逃户庄田，许人请射承佃，供纳租税。如三周年内本户来归业者，其桑土不以荒熟，并庄田，交还一半；如五周年内归业者，三分交还一分。应以上承佃户，如是自出力别盖造到屋舍及栽种到树木园圃，并不在交还之限。如五周年外归业者，其庄田除本户坟茔外，不在交付之限……’

‘一，近北诸州，自契丹离乱，乡村人户多被番军打虏向北。近来多有百姓自番界回来，其庄田已被别户请射，无处归化。今后如有五周年内，其本主还来识认，不以桑土荒熟，并庄园，三分内交还二分；十周年内来者，交还一半；十五周年来者，三分交还一分；十五周年外来者，不在交还之限。’

‘一，应有坐家破逃走人户……’

‘一，诸州应有冒佃逃户物业，不纳租税者……’

…………”

这就是召集流亡农民回归、鼓励地方耕垦以恢复生产的措施了，而且对于一般迫于前朝地方苛敛而流亡的人家、因为获罪而流亡的人家、被契丹裹挟的人家，诏书也作了明确的政策区分。其中固然有束缚和镇压农民反抗的成分，但是“获罪”也不光是被压迫农民的无奈反抗，况且这份诏书的主旨显然是招诱流亡恢复生产，而且对被契丹掳去后逃归的人家还有特别优待，无疑是相当切合实际的将生产力和生产资料迅速结合起来的举措，也能激发陷虏汉人的反抗精神和他们对中原的向心力。

自然，郭炜不能用这么时髦的政治经济学词汇来写心得，好在他平常的自学以及最近几个月卢亿、王著、吕端等人的灌输效果不错，于是运用儒经词汇概念，从“足食足兵”、“民有恒产”和天子行王道的角度大大发扬了一通。至于相关政策并未涉及地权调整，也还未涉及均定田赋，就不是郭炜现在可以置喙的了。

接下来郭炜看到的，又是在葫芦河的李晏口筑垒建静安军之类的保境安民举措，没什么新奇特出，因此郭炜也就是草草地看过评论一番，只是多注意了下韩通和张藏英的名字在其中出没；礼部侍郎知贡举刘温叟因循滥进，没有其徇私的证据也不好严惩，只得从十六名进士中黜落十二个了事，对于这事，郭炜倒是提了几条建议，譬如试卷用糊名和专人誊录的方式以防舞弊、最终人选用殿试核准以防因循，想必能够给郭荣一些印象。

再看下来，翰林学士承旨徐台符以下二十余人的文章足足花费了郭炜几个下午的时间。这些皇帝近臣每人一篇《为君难为臣不易论》，把郭炜看得头都大了，幸好这些个都没留空，不需要郭炜写批语，估计是给郭炜的从政阅读参考教材了；不过另外的每人一篇《平边策》可就要命了，这二十多篇仍然是不需要郭炜写批语，但是要求郭炜看完之后写出自己的感想。

这考核皇子还带用隆中对的形式？虽然是参考文献很充足的开卷作文，也是很残酷的？不过人在屋檐下，说不得，郭炜也只好搜索枯肠绞尽脑汁地堆砌。

当然，二十多篇《平边策》里面的绝大多数都是老生常谈，无非就是“修文德来远人”之类的诵经，郭炜直接用大禹当年的“执干戚舞，有苗乃服”演绎为阅兵说，就轻松超越和秒杀他们了；陶谷、窦仪、杨昭俭等几人的稍有不同，还懂得去主张征伐南唐攻取江淮，在立意上基本能够符合郭荣混一天下的理想，但是具体战略完全不足观；这些人中最独出的就是刑部的比部郎中王朴了，在他的《平边策》中不光是立意高远，具体战略也搞出来一套。

王朴，后汉乾?年间的进士，曾经以校书郎地身份在杨?的府第从事，却以敏锐的嗅觉躲过了乾?之变。郭威登基后任命他做澶州节度使郭荣的掌书记，之后随着郭荣就任开封尹，王朴又做了右拾遗、开封府推官，直到郭荣登基后做到了比部郎中。

在《平边策》中，王朴同样说了一通“修文德、争民心、应天意、战胜于朝廷”的大道理――这个其实是在任何时代都必须的，除了大道理的出处会有所不同。

不过王朴随后就提出了他的混一天下具体方略，主张先下江南，再收岭南，其次取巴蜀，再次才是北伐幽燕，而最后才及于河东。

至于具体的过程，王朴认为征伐南唐会是最关键的却又是最容易的，所以沿袭了隋高?的平陈故智而略加发挥；而对岭南和巴蜀，王朴则认为取了江南之后自然传檄可定，即便对方不归附，四面并进也可以席卷；这以后幽燕就能够望风而至了；河东的刘承钧（刘崇在太原围城之后不久就病死了，其子刘承钧继位）一方面属于世仇，不会投降也最难啃，却在高平一战之后丧失了进攻能力，对中原的威胁不大，所以可以放在最后找机会削平。

对于王朴的这种战略构思，对历史有更多理解的郭炜当然是不敢恭维的，虽然郭炜很佩服王朴的才华和政治能力，但是并非每个优秀的政治家都是杰出的战略家，诸葛亮不是什么人都能当的。

当然，郭炜在提笔写下自己的《平边策》时，先肯定了王朴等人的主旨，而且对王朴文章最后关于后勤准备和军事动员的论述大加赞赏，什么“兵力精练，器用具备，群下知法，诸将用命”啊，什么“此岁夏秋，便可于沿边贮纳”啊，都赞为用兵的基础。

随后郭炜就开始了自己的战略论述。

河东的刘承钧放在最后没有什么问题。河东表里山河，形势险要，从中原进攻河东都需要仰攻，无论是走太行山的东麓还是南麓，后勤补给都相当困难，而从关中进攻的话则要跨越大河，况且关中本身已经破败，军资根本不足以支持大规模的进攻行动。而且朝廷攻打河东，契丹必定会增援，我军等于是要在客地同时对付两支力量。相反，高平一战后河东民力竭尽军力微薄，刘承钧仅仅能够依靠险地自保而已，潞州、晋州和土门等地只靠州兵就足以遏制其妄动，即使朝廷大军攻击幽燕，刘承钧也是无力援助契丹的。

攻打河东等于同时要对付北汉与契丹，而攻打幽燕则只会是周军与契丹军的两军会战，孰优孰劣不言自明。这种时候所谓的“先易后难”就是扯，朝廷对河东是攻难守易，而幽燕则是朝廷与契丹双方必争的，并且幽燕还是契丹增援河东的重要出发地，打下幽燕之地以后等于剪短了契丹援助北汉的重要一肢。

郭炜没法说的是，后来朱元璋首先主攻陈友谅而不是张士诚，正是优秀的战略选择。

郭炜能说的则是：失去幽燕的河北防守态势，与拥有幽燕的河北防守态势，那是决然不同的。中原自从失去幽燕之地，契丹骚扰河北如入无人之境，契丹在幽燕的存在犹如芒刺在背，旦夕之间亟待拔去。其实若是条件允许的话，首先进攻幽燕才对――契丹占据幽燕之地时间还不长，后晋给的岁币断绝之后，契丹还在幽燕之地大肆搜刮金帛子女以充贵人所需，民心因此也不附契丹；若是因为扫平南方和北汉以致迁延时日，在契丹统治下出生的人成长起来，民心就会渐渐远离中国了。幽燕之地，是急攻易而缓图难。

郭炜同样没法说的是，后世还会有些蠢货出钱替契丹人收买幽燕之地民心，并且以此自得――北宋澶渊之盟用岁币向契丹“赎买”郭荣早就收复的关南，因此契丹贵族不必搜刮幽燕之地的百姓就坐享金帛，而且还免了南下打草谷的生命风险。结果有些人还以为用金钱买和平很合算很合算，他们光是算了自己出的岁币少于军费，却没算契丹少了军费之外还多了岁币，更没算这些岁币可以用来替换幽燕之地以前承担的重税。

当然，首先进攻幽燕的条件是不具备的，朝廷实际掌握的土地还太狭小，朝廷实际控制的人口还太少，所以国力军力都不够支持与契丹的大战，更别说后蜀还占据着秦、凤、阶、成四州可以作为进攻关中的出发地，南唐则在淮泗随时窥伺中原。因此，目前征蜀取四州是必须的，这样可以打掉孟昶伸出来的头，让他再不敢骚扰中原；随后进攻南唐也是必须的，目标则可以限制在取得江北并且兵临大江而让李?丧胆。江淮是重要的财赋之地，还是南唐基本的产盐地，控制了那里就基本控制了南唐的命脉，在后顾无忧而又财用充足以后，就应该乘着胜兵的锐气北向战胜强敌，克复幽燕。

等到幽燕之地到手，对契丹的防线伸展到燕山长城一线，幽燕之地就根本不需要比现在陈兵河北更大的军力，防御契丹的进攻就已经足够。在这样的战略优势地位下，已经被打残的后蜀南唐才真正是传檄可定，其余楚地岭南之类更是席卷，北汉也就是龟缩在河东的孤雏罢了，随时可取。</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