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京内城南部的州桥，又被称为汴桥，以南北走向横跨于汴河之上，乃是大唐建中年间的汴州节度使李勉所建，以其正当节度使府衙的南门而得名。大唐的最后一任汴州节度使朱全忠篡唐建立后梁，以汴州大梁城为东京，将节度使府衙作为皇宫大内，从皇宫南门（元化门，现在的宣德门）到东京城南门尉氏门（现在的东京内城薰风门）的中轴大道也就成为了御街，而州桥就因此成了御桥。
不过在东京百姓的嘴里，州桥始终还是叫做州桥。
不同于汴河东角门子等处为了行船方便而建起来的虹桥，还有西角门子那边以船只搭建而成的浮桥，州桥因为正当御街的要冲，其中车马行人往来非常频繁，桥梁就只能选取石材建成低平的形状，桥下密布着石质桥墩，以此来保证御驾和军旅的通行安全。
只是车马行人固然是方便了，穿梭于汴河之上的漕船却都是苦了。
因为州桥过于低平而且桥下密布着桥墩，自东南而来的大型漕船就难以通过桥下继续向西航行，而州桥以西尚有许多的军料库和官仓需要漕船接济，所以开封府不得不在州桥的东面不远处建起了转运码头，并且将汴河上的船只分作了东河船与西河船这样两种船型。
所谓的东河船，也就是畅行于漕路上的大型漕船，其载重量大而吃水较深，是长途漕运的专用船只。从州桥以东的汴河出城，经汴水于泗州进入淮水，再于楚州进入新近疏浚的漕渠，东京漕路可以直达扬州，吴越、南唐的贡奉和淮南的赋税从这条漕路就能够直抵京师。
西河船则是平船，船身小巧而吃水较浅，可以通过低矮的州桥由东河进入西河，州桥西边汴河两岸的仓储补充就靠它们了。东河船自淮南运来的各种物资，除了补充州桥以东汴河沿岸的仓储以外，就需要在转运码头换装上西河船方能继续西运。
州桥附近如此独特的交通条件，使得东京以南水陆两途进京的行旅几乎全部汇集于此，造就了州桥周边出类拔萃的商业环境。
从陆路过来的荆襄陈蔡等地的士子商旅，还有南平、楚地过来的使者商旅，在通过薰风门进入东京内城之后，都会到州桥附近歇一歇脚；从水路过来的淮南徐宋等地的士子商旅，还有吴越、南唐过来的使者商旅，也会在转运码头那里下船歇息；再加上日日忙碌在转运码头的那些力役，州桥周边是三教九流人员辐辏，勾栏瓦舍、馆驿旅店、茶楼酒肆在州桥附近是特别的拥挤。
周家酒楼就位于州桥边的汴河北岸，正处在州桥和转运码头之间的这一段河岸上，位置极为便利，用后世的话来说就是占据着商业黄金地段。
酒楼的门面非常宽敞，楼宇更是高达三层，酒旗从楼顶伸出去挑得高高的，无论是通过州桥往返的客人还是汴河漕船上的行旅，一打眼就看得到，所以除了冬季汴河封冻漕运暂停的那一段时间以外，酒楼就没有过冷清的时候。
在这一段的河岸上，像周家酒楼这样的高楼还有十一间，正好把州桥到转运码头这一段距离给塞得满满的。只是这些楼宇分别设有旅馆、茶楼和南北百货买卖等诸多营生，唯独再没有第二间酒楼了，就连其他的营生也基本上是不重样的，由此造成的结果就是每一家楼店都是顾客盈门。
这一日正值中秋，虽然这个节日主要是一个民俗节庆，皇帝和官府并没有特别的过节仪式，不过为了官民同庆，这个节照常是有三天假期的。有假期的节日，东京士民就会去自找乐子，中秋又不是一个出城赏景的好时机，于是城里面的瓦舍酒楼就分外地热闹起来。
更何况，今年的节日有着特殊的意义。
年初官家率禁军亲征北疆，不过数月即取得大捷，从天福元年起就丧失了的幽州要地转眼重归中国，实在是自唐末丧乱以来数得着的武勋。虽然官家在凯旋的那天并没有搞什么盛大的入城式和庆祝仪式，但是趁着这个中秋，官家还是颁布了大赦天下的诏令，另外朝廷上下各有封赏不说，就是东京的百姓也能分得天子恩泽——每户人家都可以得到一些钱帛赏赐，东京城内的七旬老人还获得邀请，前往宣德门去赴皇帝的晚宴。
因此，宣德门前的御街早早地就布置停当，宣德楼前也竖起了盖天旗，无数城中闲汉和外地爱赶热闹的人都跑去了宣德门，只为了围观皇帝和大赦仪式。
这一天东京城最热闹的地方注定是宣德门前的御街，不过周家酒楼附近的人潮却也没有稍减。寻常百姓平日里可是很少能够见到皇帝的，今天却可以站着去围观皇帝——虽然皇帝是在宣德楼上面，他们当然都是兴高采烈地跑去围观了，不过东京城自然也有平常见多了皇帝的达官贵人，现在难得有了公休假，他们显然是更愿意与家人或者二三好友觥筹交错的，除开家中，周家酒楼这种华贵气派的地方肯定是首选。
只是在满楼的私宴之中，二楼的两个房间却是稍有不同。
这两个房间恰好位于酒楼二层南面的东西两端，房内的客人既能够凭窗观赏汴河水景，又可以避免互相之间的打扰。在东端那个房间里面坐着的，正是左补阙代居方和两浙进奏使钱弘信，而在西端那个房间里面坐着的，却正是引进副使郭承迁和江南进奏使陆匡符、唐国告哀使李从嘉，称得上累世为敌的吴越和唐国的使者自然是以不直接碰面为好——虽然他们互相都知道对方在东京，甚至知道对方就在这个酒楼当中，但是只要没有直接碰面，那就可以故作不知。
代居方和郭承迁两人在公休假日里面还在从事公务，却看不出有丝毫的不快，两个人正与各自的客人喝得酒酣耳热的，一则是因为朝官中的值班制度正好轮到他们，二则这一回上酒楼来，他们其实是公款吃喝。
这各自一桌的酒席，代居方和郭承迁从郭炜的内帑中各领了十万钱出来作为预算，只要在席上点菜不是太过奢侈，即使是在周家酒楼这样的豪华场所消遣，十万钱也是尽够了的，两个人最后恐怕都还能有不少钱财可以落袋。
这点子事情，郭炜心中自然是门清的，只不过要差人办事，算计得太精明是不行的，既然遍赏东京百姓和宣德门前与民同乐已经要花上不少钱，倒也不会再缺了这两百贯。
其实真的论起来，这些开支应该说都是出自北伐的预算。因为整个战争过程非常的顺利，作战时间比预期的要短上许多，最后不光是河北诸州积攒的粮秣军资节省了很多，征调的民夫日役也有所削减，另外由于军队、民夫的伤亡都比较小，在赏赐抚恤方面也省了很多钱帛。
省了这么多钱，要是换个抠门一点的皇帝，那可能就要把这些钱放进仓库里去，一直等到串钱的绳子烂掉，以此来显示国家的富裕，给史书留下盛世的证据。不过郭炜肯定是不会这样做的，钱，只有花出去才有价值，是治国明君还是奢侈昏君，并不是看怎么省钱，端的是看把钱花在哪里了。
不能把钱遍洒天下，仅仅是东京一城却还是可以顾及到的，花上一点钱显示天子恩泽，顺便还能刺激一下消费，郭炜觉得很值。至于让天下人都能够体会到天子的仁德，那就只好用大赦天下这一招了。
至于宴请两浙和江南的进奏使，那其实是郭炜对李从嘉的一点补偿。
在回京的路上，郭炜不经意的问话吓坏了这个江南亲王，当时李从嘉就没口子地澄清自己毫无离开中朝返乡之意，让郭炜再一次感慨操着生杀大权的人真不能够随意说话。
本来要是想安李从嘉的心，直接放他回金陵就是了，可是郭炜回京之后需要处理的政务太多，暂时腾不出手派人去江南吊祭李景，李从嘉的归期也就定不下来。
退而求其次，遣人陪伴李从嘉他们宴饮也是安抚之策，而江南进奏使的待遇当然也是两浙进奏使应该享有的，于是两百贯的公款吃喝项目就出台了。当然，这是郭炜个人的恩典，那就是郭炜自己出血而不应该是国家财政开支，这账就必须走内帑而不是三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