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造福桑梓科

“补偿？”

王着喃喃地重复着这个词，心中有些疑惑。 皇帝决定更改税制，且不说主要是调整税率结构，就算是直接加税，在战事渐息杂项捐纳逐步废弃的当今，那也算不得什么，以当今皇帝的威势，也不会有哪家大族敢于正面相抗，却又何谈补偿一事？

另外，从增加赋税到补偿，这种递进关系很容易让人想起卖官鬻爵。就像当初江南国主李弘冀和清源军节度使陈洪进为了筹集给朝廷的贡奉，都曾经在各自的领地做过这种事情，靠着向富户商贾卖官鬻爵很是筹集了不少钱帛珠玉。不过，虽然这种做法来钱快是比较快的，但是后遗症相当的大，一则是相应的官爵泛滥贬值，有伤官府的体面；二则是买了官爵的富户商贾肯定不会满足于拿着官爵当玩具，他们一定会想着靠这个官爵把钱再赚回来，这样一来无疑会助长官场的贪腐气。

这样的前景显然是王着大为不喜的。大周目前吏治尚算清明，国势蒸蒸日上，王着不希望因为朝廷增收那么一点钱帛，就让满身铜臭之辈混入了官场，毁坏了当下的大好局面。

郭炜看着王着点了点头，面带微笑地说道：“成象所料不差，朕会给那些承担朝廷税赋较多的民户以一定的补偿，而且想来那样的补偿可以让大多数民户满意。”

“不知陛下打算以何种方式补偿那些承担高税率的民户？”

皇帝还没有明言卖官鬻爵，王着自然也就无从进谏，此刻只能平平常常地问道。

“朕知道，自中唐以来地方失序，镇守官不仅擅自任免令、簿，而且随意增加捐税，截留羡余，民政、军权、财权操于一柄，朝廷无力可制，地方士民更是难以相抗。如今大周方兴，地方积弊渐次清理，通判、令、簿任免权柄已经尽归朝廷；戍军也自有禁军更戍之法，不为守将所私；税赋也多为转运使通过知州、通判所掌，已能按时足量运往京师。只是地方羡余仍操于守、令之手，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者固然有，中饱私囊者却也有之，随心所欲乱用者更多，而朝廷无暇一一详查，且此等款项终是地方所有，朝廷也不好查之过苛。”

郭炜首先回顾了一下百年来中央和地方权力分割的变迁，然后着眼收权的效果为后面的话打基础。

这个收权的进程其实从后梁建立起就开始了，只不过几十年间政权更迭的速度太快了，地方叛乱不断，整个进程也就几经反复。不过正如郭炜说的那样，从大周建立开始，因为连续三代皇帝的政策连续性，以及中央政权的日益稳固，禁军对方镇的军事优势日益显着，这个进程也就越来越顺利，越来越快速。

到了现在，除了一些重要的边镇因为离不开武将镇守，所以依然任命有节度使，而且有些节度使的权力还相当广泛之外，大多数地方都已经是文官出任知州、知县或者县令了，尽管有些州还有州刺史、节度使，但是要么属于遥领的荣衔，要么就是权力大为压缩了的。

即使是边镇的节度使，因为他们还要承担边防重任，军权依然很大，但是民政也基本上交给了知府、知州，财权只剩下了正常划拨用作守备军费的那一部分，军权也需要和驻屯禁军分理，只有碰上大战才会由节度使统一指挥境内军队。

不过郭炜并不以此为满足。

州县地方收取的税赋，在理论上而言，大部分都是要交给转运使转送东京的，然后再有东京统一调拨。不过因为社会发展水平和通讯运输技术的限制，光是从行政效率和成本上考虑，就不可能把这些实物税赋从各地全部集中到东京，再从东京向外调派，其实多数粮食布帛都只存入了当地的官仓，只有收到的缗钱是实打实地运往了京师的。

存入了官仓的粮食布帛，由转运使代管、驻屯禁军守卫，理论上已经是朝廷的东西了，地方上要用，还需要地方申请朝廷拨付。

只是地方上为什么需要这些东西、需要多少、朝廷拨付之后他们又是怎么使用的，光靠转运使、通判等少量官员，哪怕是再加上临时的巡检、巡按，那都很难监督得一一到位。

郭炜现在动的脑筋就是怎么利用补偿纳税户这件事情，既让被增税的那些富户心理平衡，又可以实现其他的目的。

“如今朕这里就正好有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既可以补偿那些承担朝廷税赋较多的民户，且无寻常的卖官鬻爵之弊，又可以监督地方用度，使百姓的税赋能够用于养护百姓，杜绝地方贪渎。”

郭炜心里面也知道“杜绝贪污”云云肯定是大话，但是该吹的时候就得吹：“朕打算在州郡设立谏议郎一职，可以有多人任官，专门劾纠州县的财税收支，有面责守令之权，有通奏政事堂之权，务使守令难以妄为。”

“谏议郎？归到左右谏议大夫之下么？是几品的常任官？”

薛居正一听到皇帝打算设立一个新官职，马上就履行起自己吏部尚书的职责来。

虽然这一套计划郭炜早就在暗中筹划估算了许久，但是这时候仍然稍微沉吟了一下，才对薛居正回道：“暂时归到谏议大夫之下吧，也可以分为左右谏议郎，就作为七品非常任官吧，像检校官那样可上可下比较灵活一些。人选可以由州县推举、朝廷允可，满五千户听举一人为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科，入右谏议郎；另设造福桑梓德行纯茂科，一州当中税率在前三档的民户得入选资格，再由该州年纳税百缗以上民户共同推举，入左谏议郎。为使此等人不至于尸位素餐，得五年一任，任满重选，任内有违法度者，朝廷也可随时废黜。”

没办法啊……郭炜在筹划土地累进税制的时候，早就想到了自己可能面临的阻力，或许靠着自身的威望强行通过南唐、北汉故地的试点并不难，难就难在试点之后的推广。如果不给那些豪门巨室足够的交换条件，让试点的结果只见朝廷的好处而不见富户们的好处，虽然朝中的纯粹官僚很可能会大力支持新税制的推广，但是那些大家族出身的朝官就难免会使绊子，甚至对新税制群起而攻之。

当然，如果郭炜只是满足于搞一套简单的双赢，让朝廷和富户在钱财上都有得赚，那就只能说明小民是立即就会吃亏的，那这个结果可与郭炜的初衷背道而驰了，说不定他原本打算推后甚至消弭于无形的民变转眼间就会爆发。

所以郭炜想来想去，最后才想到了眼下的这种办法。

朝廷得税赋增长的实利、土地兼并程度放缓的长远利益和给濒临赤贫的小民一点生存希望的安全利益，而那些富户要为此承担更高的赋税，以及继续扩大家产规模时可预见的财政压力，收获的则是中选出任七品官五年的希望，还有这种七品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干预地方财政的权力。

在这个时代，很多富户商贾为了个检校官的虚位都可以屁颠屁颠地送上钱帛，为了个从八品的奉礼郎和免除丁役的好处更是可以大量捐钱助贡，没道理会不在意七品官的尊崇和指斥守令攻讦地方政务的权力——虽然仅限于地方的财税收支，虽然只有应选的资格，选不选得中还得看家族的背景与乡里的人缘。

再一个，指不定有什么大家族会从中发现一些机巧，利用劾纠州县财税收支的那点权力从侧面为本家族谋利，那时候就更会对这种机会趋之若鹜了。

在这一套体制改变中付出代价的，就不是小民（或者说不是眼下的小民）而是地方官了，他们除了要受到朝廷的管辖监控之外，将来还得受到这些非常任的谏议郎的掣肘。

这一套体制在将来会发展成什么样子，郭炜管不着，也无力推演，但是就眼下而言，则是他需要付出的代价最小而获利最大的一套方案了。最重要的是，只给缴纳了高额赋税的民户以入选的资格而非直接授官，官位又只有监察进言之权而非亲民官，不利于其直接贪渎揽财，并且在上头打了一座“百姓推举”的牌坊，这就和历史上为人诟病的卖官鬻爵拉开了距离，想必郭炜不会因此而得到一个桓、灵之类的谥号。

薛居正听得都有些傻了：“陛下的这种办法……”

皇帝说的这套东西，他一时半会儿还消化不了，只是隐约地感觉到，说不定豪门巨室真不会反对皇帝提出来的这种交换条件，而且这个办法很像卖官鬻爵，又不能简单地指为卖官鬻爵。至于更深层次的利弊关系，他在这么短的时间里面肯定是理会不来的。

“朕知道此事关系重大，而且相关政策比较繁复，众卿一时计议不定也寻常得很。这样吧，政事堂回去和有司花上三五天把这事议一议，无论结果如何，朕都要在十天内得到明确的答复。比较秋征在即，试点的具体政策和执行人选都要及时地定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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