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 北齐史学家名列三才太学博士――魏收
作者:魏义芳      更新:2017-12-19 12:26      字数:5405

北朝齐历史学家、文学家。字伯起,小字佛助。下曲阳(今河北晋县西)人。魏收机警善文,与温子升、邢子才号称“北地三才”。他15岁已能属文,显露才华。入仕后,曾任太学博士等职。26岁迁散骑侍郎,典起居注,并修国史,兼中书侍郎。在东魏,官至秘书监,兼著作郎,定州大中正。入北齐,任中书令,兼著作郎。天保二年至五年(551~554),奉命编成《魏书》130卷,《魏书》记载了鲜卑拓跋部早期至公元550年东魏被北齐取代这一阶段的历史。历来为人所诟病处在于其矫饰之过,但作为研究北魏历史的重要著作,仍有其不容忽视的价值。《魏书》列为现今的二十四史之一。此后历任要职,加开府仪同三司,累迁尚书右仆射。追赠司空尚书左仆射。

魏收(507~572)北朝齐历史学家、文学家。字伯起,小字佛助,北齐钜鹿下曲阳(今河北晋县西)人。在魏、齐之际,魏收是最有名气的学者。初以父功,仟北魏太学博士。与温子升、邢子才,人称“北地三才”。东魏时任中书侍郎,转秘书监。后北齐,官至尚书右仆射。齐文宣帝天保二年(551年),以中书侍郎的身份奉命著《魏书》,齐武成帝时,任开府中书监。

在我国文学史上,北朝的文学是黯然失色,远逊于蓬勃而有活气的南朝文学。但是,到了北朝后期,随着文网的的放宽,汉文学的复苏,南朝文学的输入北土,这时,在北朝文坛上,有了初步的繁荣景象,涌现了一批较有影响的诗赋文人,其中魏收就是一个代表。

据《北齐书》记载,他15岁时就能属文,显露才华。魏收少年时的志向并不属意于舞文弄墨。他是北魏骠骑大将军魏子建子,少时,他随父亲到边防,很喜欢骑马射箭,留恋于马上功夫。当时,有一位长辈郑伯和他开玩笑说:“魏郎弄戟几何?”有道是说者无心,听者有意。从这句也许是不经意的玩笑话,他却品咂出了取笑他的意味:舞枪弄戟,你能摆弄几个回合?他很感惭愧,从此逐鞍马,藏弓箭,一心一意苦读诗书。就是炎热的夏天,白天到树凉下吟诵,晚上仍在月下坐板床攻读。史传说:“积年,板床为之锐减,而精力不辍。”功夫不负有心人,他终于成为文章大手笔。后来明人张溥说起这一段往事,还感慨地说:“魏伯起少时惭于弄戟,终至免于逐兔,成为文章大手,是被一句调笑话激成的,郑伯实在有功啊。”可也是,一句玩笑话,少了一个挽弓撵兔子的人,多了一位文章高手,也算一段文坛佳话。

魏收机警善文,北魏中兴元年(531)曾以散骑侍郎典起居注,并修国史。东魏时期一直参与修国史。北齐受魏禅后,魏收任中书令,仍兼著作郎。天保二年(551)受诏撰魏史。四年任魏尹,但不理郡事,专力于魏史的修撰。五年三月奏上本纪、列传,十一月奏上十志。自北魏末经东魏到北齐,魏收参与修史达二十余年。前后协助其修史的,有房延?、辛元植、刁柔、裴昂之、高孝干、綦毋怀文、眭仲让等,“博总斟酌”,所援引的房、辛等多非史才,只用三年多的时间,撰成《魏书》一百三十篇:帝纪十四篇,列传九十六篇,志二十篇。魏收自认为是“勒成一代大典”的盛事。

魏收从天保四年专任史职,到次年奏上全部《魏书》,不过年余,这是因为北魏修国史和起居注的工作,自魏道武帝拓跋?以来始终未断。从开国到孝明帝末年部分,魏收都有所凭借,沿用旧史。只有北魏末和东魏共约二十年间的事迹,需重新搜集编写。至于东晋和十六国各传,是利用了崔鸿《十六国春秋》、孙盛《晋阳秋》、檀道鸾《续晋阳秋》等。沈约《宋书》和萧子显《南齐书》,魏收都可能得见,但宋齐时代相去不远,事实易于稽考,他又蔑视南朝文人,所以岛夷刘裕、萧道成传完全看不见袭用南朝沈、萧著作的痕迹。

魏晋以后,佛教逐渐兴盛,影响深入到中国社会、思想、文化之中。道教也在政治、社会方面起相当作用,都应在史书中有所反映。但魏收之前的裴松之注《三国志》,以佛家事附于东夷传。沈约《宋书》附于蛮夷传。《魏书》中始设释老志,不能不目为卓识创举。北魏时鲜卑部族蕃衍,太和以后又有改鲜卑姓为汉姓之举。魏收师汉人氏族谱牒之意,结合北方民族部落族姓的风习,设官氏志,于百官之外兼志氏族,是适应时代特征的处理方法,为后人研究北魏历史提供了极大方便。《魏书》本纪、列传相连,而志列在最后,符合刘知几《史通》所谓:“本纪所书,资传乃显,表志异体,不必相涉。”列传的类列和次第,也都各有其意义。书中收录的诏令奏议,大都关系政治,其他文章,也足供考察作者身世和为人。而当时流行的轻浮诗文,所取极少。这些都是《魏书》的显著优点。

《魏书》记载了鲜卑拓跋部早期至公元550年东魏被北齐取代这一阶段的历史。共一百二十四卷,本纪十二卷,列传九十二卷,志二十卷,因有些纪、列传和志篇幅过长,又分为上、下、或上、中、下三卷,实共一百三十卷。举凡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情况,书中都有较详尽的交待。其二十卷志尤有价值,从东汉初班固修《汉书》到唐初修《五代史志》近六百年间,《魏书》以外的各纪传体史书中或根本没有书志部分,或虽有书志,但缺少刑法、食货等重要内容,《魏书》弥补了这方面的不足,《官氏志》针对北魏政权的特殊情况记录北魏官制,兼及拓跋部所属各部原有姓氏与所改的汉姓。《刑罚志》记载北魏政权司法制度,对于北魏各族人民对统治者的反抗斗争做了如实报导,据不完全统计,见于《魏书》的各族人民起义达一百三十馀次之多。《食货志》对于北魏的均田制有详细记述,为后人研究北魏的土地制度,提供了可贵的材料。《释老志》是《魏书》首创,记载了佛道两教在中原地区的传播及其变革,对于佛教发展的记述尤详,可看作是一部中国佛教简史。《魏书》历来为人所诟病处在于其矫饰之过,但作为研究北魏历史的重要著作,仍有其不容忽视的价值。

魏收在北齐时修魏史,北齐继承东魏,不得不以东魏为正统,因有不少挂漏,对高欢也多溢美。例如地形志以文书散佚为理由,不依据北魏最盛的宣武帝延昌年间版图,反而采用偏安的东魏武定之世为标准,给后代研究北魏历史造成很大困难。魏收为人恃才傲物,利用修史凌侮别人,“迁怒所至,毁及高曾”。因而申诉其不公平者百有余人,称其书为“秽史”。实际上,作为封建史家,在政治上的荦荦大端,魏收的观点和当时统治阶级公认的看法是相一致的。例如传说他因受金而为尔朱荣作佳传,但《魏书》尔朱传中对他的专横残暴以及给魏朝统治带来的祸害,都有充分的描述和足够的谴责。“秽史”之说,只是一些门阀士族斤斤于自己祖先在书中的反映,并不完全符合事实。

《魏书》记述北朝拓跋氏所建立的北魏及东魏历史的纪传体史书。北齐魏收撰,含本纪十二卷,列传九十二卷,志二十卷,共一百二十四卷。原分为一百三十一卷,北宋时,例目一卷和纪传志中的二十九卷已亡佚。今本卷三太宗纪和天象志的三、四两卷,是宋人分别用隋魏澹《魏书》和唐张太素《魏书》所补。其余各卷乃用《北史》、高峻《小史》(亦称《高氏小史》)、《修文殿御览》所补。另有二十九卷中也还有缺文。中华书局1974年出版有点校本。

北齐时,国事诏命、军国文诰皆为他所做。史载:“收为檄,五十余纸,不日而就。”“初夜执笔,三更便成,文过七纸。”故文襄王善赞其文:“在朝今有魏收,便是国之光彩。”北齐武平三年(公元572年)魏收去世,赠司空尚书左仆射,谥曰文贞。

魏收的操守人品多遭人诟病。他虽以文才显,然品性褊狭,每当在路上碰见权贵,就以言色取悦。在洛阳的时候,行动轻薄,人号为“惊蛱蝴”。曾出使梁地,与部下各买婢置馆中,遍行奸秽。史称魏收撰《魏书》时挟私妄为,前后颠倒,贿赂成书。但魏收处于王朝政权变更之际,由东魏入北齐,其所处的人际关系十分复杂。而且此书并非仅出自魏收一人之手,合作者中有几个不但史才史识不能与魏收相比,甚且连起码的编辑水平也欠缺。直接影响了《魏书》的质量。

客观地说,魏收修撰的《魏书》,在南北朝诸史中,总的讲来,还是比较好的一部史书。隋朝是从西魏、北周继承下来的,因此,隋文帝开皇年间,命著作郎魏澹(魏收的族弟)等,以西魏为正统,重修《魏书》。魏澹成书92卷,无志。但这部新修成的《魏书》,还不如魏收所撰写的《魏书》,以后也没有流传下来。隋末唐初还曾两次重修过魏史,也都未成功。结果还是魏收的《魏书》保存下来,列为现今的二十四史之一,成为研究魏史的最原始的著作。

《魏书》不仅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而且在编撰体例方面也有可取之处。唐初史学家李百药、李延寿等人对《魏书》的评价,基本上都是肯定的。李延寿所撰《北史》,其中北魏部分基本上是《魏书》的节录。这就表明了《魏书》的史学价值。

《魏书》共130卷,有本纪12卷,列传98卷,志20卷,记载了北魏(包括东魏)王朝的兴亡及其典章制度。

《魏书》帝纪的首卷是《序纪》,叙述了道武帝拓跋?建立魏国以前的情况。从黄帝少子昌意受封北土,一直写到拓跋?的祖父什翼键,从中可以大致窥见鲜卑拓跋部发展的源流,提供了由氏族、部落到国家发展过程的史料。这样,既写出了拓跋氏的先祖,又与帝纪有所区别,是一种较好的处理方法,这在史书帝纪的体例上是一种创新。

魏收在帝纪的分卷上也有所侧重,把北魏诸帝中两个杰出、有作为的皇帝太武帝拓跋焘和孝文帝元宏分为上下两卷,不惜笔墨,详细叙述他们的业迹。把东魏的皇帝元善见列为帝纪的最后一卷。因为魏收是北齐人,视东魏为正统,而把西魏文帝元宝炬排斥在帝纪之外,只附见在列传中,记载也非常简略,以表示不承认西魏政权,可谓用心良苦。

《魏书》的列传共98卷,有些列传是一种家谱式的史传,价值不大。有些列传如《李安世传》载有请均田疏,《张普惠传》载有论长尺大斗和赋税疏等,颇有史料价值。有些列传所载文章诗赋,为后人搜集北魏诗文提供了资料。关于国内少数民族和外国的列传,大都根据当时使节和商贩的口传写成,其中虽然有一些侮辱性的记述和传闻失实之处,但对当时东北和西北地区少数民族与中原地区的联系,对中外经济和文化的交流情况,还是提供了不少历史资料,有助于后世的历史研究工作。

《魏书》的志也有自己的特色,其中的《释老志》不仅前史所无,而且后代的史志中也再未列这个志目。它是魏收根据北魏的历史特点新创的一个独特的志目。佛教和道教在北魏时进一步发展,社会影响很大,两教之间的斗争也很尖锐复杂。《释老志》详细记载了佛教和道教的源流和发展变化,以及佛经的翻译、佛寺的营建、佛像的塑造等,对研究中国宗教发展史具有重要价值。志中还反映了世俗地主经济和寺院地主经济的矛盾,尤其是反映了寺院占有的奴仆和依附的人口所遭受的地租、高利贷的剥削情况,是了解当时社会制度的重要资料。《官氏志》,在别的史书中称《职官志》或(百官志》,魏收却别具匠心改名《官氏志》。志中记载了官制,省略了官府部门和官吏职司,突出了拓跋氏的变化,从氏族姓氏和元宏所改汉姓的变化,反映了当时汉族和少数民族融合的情况。《食货志》详细记载了北魏太和九年(公元485年)的均田令和与此相关的三长制、租调制,是后世研究均田制的重要原始材料。关于货币的记载也有助于了解北魏所辖地域的社会经济情况。其他各志也有可取之处,如《灵征志》记载了北魏建国以来150年间各地所发生的地震,是很宝贵的资料。

魏收的文学才能也值得肯定。在我国文学史上,南北朝时期,北朝的文学是黯然失色的,远逊于蓬勃而有活气的南朝文学。但是,到了北朝后期,随着文网的的放宽,汉文学的复苏,南朝文学的输入北土,这时,在北朝文坛上,有了初步的繁荣景象,涌现了一批较有影响的诗赋文人,其中魏收就是一个代表。魏收的诗作今存13首,其中不乏对仗工整、巧构形似、清新可读之作。

值得一提的是,巨鹿下曲阳(今晋州市西)魏氏家族中,出了魏收、魏澹、魏征三位史学家,其中以魏征名气最大,他们三人系同族。同族三人在北齐、隋、唐三个朝代都从事修史,也不失为中国史学史上的一段佳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