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征（580－643）字玄成，巨鹿下曲阳（今河北晋县）人。魏征是我国初唐时期伟大的政治家、思想家和杰出的历史学家。魏征的直系先人曾祖魏钊、祖魏彦、父魏长贤，加上魏征，被后人誉为“千秋金鉴，三代遗直”。族兄魏收、魏澹，后人魏谟、魏玄同等都是鼎鼎大名的魏氏先人。魏征先为太子李建成东宫僚属，“玄武门事变”后，辅佐唐太宗17年，以“犯颜直谏”而闻名。开创了中国封建史上辉煌的一页――“贞观之治”。魏征文采飞扬，主持编纂了一部资政大典《群书治要》。主持编写《隋书》、《周书》、《梁书》、《陕书》、《齐书》（时称五代史）。魏征的一生无论为人还是为官都堪称楷模。

魏征（580－643）字玄成，巨鹿下曲阳（今河北晋县）人。生于北周大象2年(580年)，出身于河北钜鹿下曲阳的一个官宦之家。魏征的直系先人曾祖魏钊、祖魏彦、父魏长贤，加上魏征，被后人誉为“千秋金鉴，三代遗直”。族兄魏收、魏澹，后人魏谟、魏玄同等都是鼎鼎大名的魏氏先人。

魏征幼年丧父，家道中落。家庭的不幸遭遇并没有使他意志消沉，反而更加激发了他攻读儒家经典，锐意进取的决心。他潜心研究历史、洞察社会现实，等待时机大展宏图。正如史书所载：“魏征，少孤贫，落拓有大志，不事生业。好读书，多所通涉。”

隋末农民起义爆发后，魏征为躲战乱，出家当了道士，一段时间内，博览群书，颇有雄才大略。隋大业末年，魏征被隋武阳郡（治所在今河北大名东北）丞元宝藏任为书记。武阳郡丞元宝藏起兵归附瓦岗军，魏征也立即投笔从戎，参加了农民起义军瓦岗军。从此登上了隋末风云变幻的政治舞台。

魏征参加瓦岗农民起义以后，一直积极参与谋划，他上书向李密献策，提出“西取魏郡（今河北临漳），南会话将取黎阳仓（在今河南浚县西南）”的主张、李密按照其建议，瓦岗军很快夺取了黎阳仓，连同以前夺取的洛口仓、回洛仓，隋在中原的三大粮仓，已全部被瓦岗军控制。这样，就使隋军陷入缺粮的困境，自然也解决了起义军的粮食供给问题，加之他们开仓赈济，又扩大了瓦岗军的影响，壮大了起义队伍，河南一带的起义军大多归附了瓦岗军。李密非常欣赏魏征，就召他为行军元帅府的文学参军，主管军中文书。

随后，魏征随李密降唐，自愿去安抚山东地区，被提拔为秘书丞。当时，李?还在为李密守黎阳，魏征写信给他说：“当初魏公由叛逆者而起兵，振臂大呼，四方响应，有部下数10万，势力所及半个中国，然而，一失败就再也振作不起来，最后终于归附唐朝，因此知道天命已有所属。现今您处于兵家必争之地，如果自己不及早谋划，那么大事就会无可挽回！”李?得到信，终于定计归附唐朝，并开仓发粮，赠给唐淮安王军队。同时，魏征也说服了元宝藏归顺了唐朝，为唐的统一作出了贡献。

武德2年（619年）10月，魏征还没有回到长安，河北的窦建德攻陷黎阳，抓获了魏征，让他担任起居舍人。

武德4年，窦建德在武牢关被李世民打败，魏征与裴矩西行人渲关。唐太子李建成欣赏魏征才华，让他担任太子洗马，主管东宫的经籍图书。

武德5年，河北刘黑阔再次起兵，10月李元吉出兵河北，被刘军打败。11月，太子李建成请求平定河北，他采纳了魏征的建议，利用人心思安的情绪，释放俘虏，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没费多大劲，就平定了河北，使唐在河北、山东一带的统治稳定下来。魏征在随李建成的河北之行中，表现出超人的才干，从而很受李唐统治者的重视，李世民也不例外。魏征见秦王李世民功高，曾暗中劝说太子早定对策，但李建成却迟迟不能下定决心。

次年，魏征自请安抚河北，诏准后，乘驿驰至黎阳（今河南浚县），劝嵛李密的黎阳守将徐世绩归降唐朝。不久，窦建德攻占黎阳，魏征被俘。窦建德失败后，魏征又回到长安，被太子李建成引用为东宫僚属。魏征看到太子与秦王李世民的冲突日益加深，多次劝建成要先发制人，及早动手。

武德9年6月4日，秦王李世民先发制人，发动了血染萧墙的“玄武门事变”，诛杀太子李建成和齐王李元吉。作为先太子的僚属，面对李世民的厉声喝问和殿前武士的巨斧利刃，魏征毫不畏惧，慷慨陈词：如果先太子听从我的劝告就不会出现今天的结局。这不能不让人在赞叹他的忠贞耿介之心的同时，也强烈地感受到了他对自己怀才不遇、壮志未酬的愤懑和遗憾。也恰恰是这一点，赢得了李世民的激赏和垂爱，不仅赦免了他，而且委以重任，由此拉开了君臣之间“契协云龙，义均鱼水”历史奇观的序幕。

秦王即位后，拜魏征为谏议大夫，封巨鹿县男。这时，河北州县过去侍奉隐太子、巢王元育的人都自觉不安全，往往成群藏匿思谋作乱，魏征禀告太宗说：“不向天下人显示天子至公无私，灾祸不能解除。”太宗说：“你去安抚和开导一下河北的人。”

魏征在出使河北途中，遇到太子干牛李志安、齐王元吉府护军李思行被解往京师，他就说：“正好有诏令，前东宫、齐王府的旧人一律免罪，现在又解送志安等人，谁心里不怀疑？我们虽前去传达天子的旨意，人们一定不会相信。”立即赦免志安等人而后上报天子。出使回来后，太宗非常高兴，对魏征日益亲近，拜为侍中，一直留在太宗身边“参与朝政”，成为太宗的重臣之一。

玄武门之变以后，李世民非常器重魏征的胆识才能，非但没有怪罪于他，而且还把他任为谏官之职，并经常引入内廷，询问政事得失。魏征喜逢知己之主，竭诚辅佐，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加之性格耿直，往往据理抗争，从不委曲求全。

有一次，唐太宗曾向魏征问道：「何谓明君、?君？」魏征回答说：「君之所以明者，兼听也，君之所以?者，偏信也。以前秦二世居住深宫，不见大臣，只是偏信宦官赵高，直到天下大乱以后，自己还被蒙在鼓里；隋炀帝偏信虞世基，天下郡县多已失守，自己也不得而知。」太宗对这番话深表赞同。

贞观元年（837），魏征被升任尚书左丞。这时，有人奏告他私自提拔亲戚作官，唐太宗立即派御史大夫温彦博调查此事。结果，查无证据，纯属诬告。但唐太宗仍派人转告魏征说：“今后要远避嫌疑，不要再惹出这样的麻烦。”魏征当即面奏说：“我听说君臣之间，相互协助，义同一体。如果不讲秉公办事，只讲远避嫌疑，那么国家兴亡，或未可知。”并请求太宗要使自己作良臣而不要作忠臣。太宗询问忠臣和良臣有何区别，魏征答道：“使自己身获美名，使君主成为明君，子孙相继，福禄无疆，是为良臣；使自己身受杀戮，使君主沦为暴君，家国并丧，空有其名，是为忠臣。以此而言，二者相去甚远。”太宗点头称是。

贞观2年（628），魏征被授秘书监，并参掌朝政。不久，长孙皇后听说一位姓郑的官员有一位年仅16、7岁的女儿，才貌出众，京城之内，绝无仅有。便告诉了太宗，请求将其纳入宫中，备为嫔妃。太宗便下诏将这一女子聘为妃子。魏征听说这位女子已经许配陆家，便立即入宫进谏：“陛下为人父母，抚爱百姓，当忧其所忧，乐其所乐。居住在宫室台榭之中，要想到百姓都有屋宇之安；吃着山珍海味，要想到百姓无饥寒之患；嫔妃满院，要想到百姓有室家之欢。现在郑民之女，早已许配陆家，陛下未加详细查问，便将她纳入宫中，如果传闻出去，难道是为民父母的道理吗？」太宗听后大惊，当即深表内疚，并决定收回成命。但房玄龄等人却认为郑氏许人之事，子虚乌有，坚持诏令有效。陆家也派人递上表章，声明以前虽有资财往来，并无订亲之事。这时、唐太宗半信半疑，又召来魏征询问。魏征直截了当地说：「陆家其所以否认此事，是害怕陛下以后藉此加害于他。其中缘故十分清楚。不足为怪。”太宗这才恍然大悟，便坚决地收回了诏令。

魏征犯颜直谏，即使太宗在大怒之际，他也敢面折廷争，从不退让，所以，唐太宗有时对他也会产生敬畏之心。有一次，唐太宗想要去秦岭山中打猎取乐，行装都已准备停当，但却迟迟未能成行。后来，魏征问及此事，太宗笑着答道：“当初确有这个想法，但害怕你又要直言进谏，所以很快又打消了这个念头。”还有一次太宗得到了一只上好的鹞鹰，把?放在自己的肩膀上，很是得意。但当他看见魏征远远地向他走来时，便赶紧把鸟藏在怀中。魏征故意奏事很久，致使鹞子闷死在怀中。

贞观6年，群臣都请求太宗去泰山封禅。藉以炫耀功德和国家富强，只有魏征表示反对。唐太宗觉得奇怪，便向魏征问道：“你不主张进行封禅，是不是认为我的功劳不高、德行不尊、中国未安、四夷末服、年谷未丰、祥瑞末至吗？”魏征回答说：“陛下虽有以上六德，但自从隋末天下大乱以来，直到现在，户口并未恢复，仓库尚为空虚，而车驾东巡，千骑万乘，耗费巨大，沿途百姓承受不了。况且陛下封禅，必然万国咸集，远夷君长也要扈从。而如今中原一带，人烟稀少，灌木丛生，万国使者和远夷君长看到中国如此虚弱，岂不产生轻视之心？如果赏赐不周，就不会满足这些远人的**；免除赋役，也远远不能报偿百姓的破费。如此仅图虚名而受实害的事，陛下为甚么要干呢？”不久，正逢中原数州暴发了洪水，封禅之事从此停止。

贞观7年（633），魏征代王?为侍中。同年底，中牟县丞皇甫德参向太宗上书说：“修建洛阳宫，劳弊百姓；收取地租，数量太多；妇女喜梳高髻，宫中所化。”太宗接书大怒，对宰相们说：“德参想让国家不役一人，不收地租，富人无发，才符合他的心意。”想治皇甫德参诽谤之罪。魏征谏道：“自古上书不偏激，不能触动人主之心。所谓狂夫之言，圣人择善而从。请陛下想想这个道理。”最后还强调说：“陛下最近不爱听直言，虽勉强包涵，已不像从前那样豁达自然。”唐太宗觉得魏征说得入情入理，便转怒为喜，不但没有对皇甫德参治罪，还把他提升为监察御史。

贞观10年（636），魏征奉命主持编写的《隋书》、《周书》、《梁书》、《陕书》、《齐书》（时称五代史）等，历时7年，至此完稿。其中《隋书》的序论、《梁书》、《陈书》和《齐书》的总论都是魏征所撰，时称良史。同年6月，魏征因患眼疾，请求解除侍中之职。唐太宗虽将其任为特进这一散职，但仍让其主管门下省事务，其俸禄、赏赐等一切待遇都与侍中完全相同。

贞观12年（638），魏征看到唐太宗逐渐怠惰，懒于政事，追求奢靡，便奏上著名的《十渐不克终疏》，列举了唐太宗执政初到当前为政态度的10个变化。他还向太宗上了“十思”，即“见可欲则思知足，将兴缮则思知止，处高危则思谦降，临满盈则思挹损，遇逸乐则思撙节，在宴安则思后患，防拥蔽则思延纳，疾谗邪则思正己，行爵赏则思因喜而僭，施刑罚则思因怒而滥”。

贞观16年（642），魏征染病卧床，唐太宗所遣探视的中使道路相望。魏征一生节俭，家无正寝，唐太宗立即下令把为自己修建小殿的材料，全部为魏征营构大屋。不久，魏征病逝家中。太宗亲临吊唁，痛哭失声，并说：“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我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今魏征殂逝，遂亡一镜矣。”

魏征是我国初唐时期伟大的政治家、思想家和杰出的历史学家。辅佐唐太宗17年，以“犯颜直谏”而闻名。他那种“上不负时主，下不阿权贵，中不侈亲戚，外不为朋党，不以逢时改节，不以图位卖忠”的精神，千百年来，一直被传为佳话。开创了中国封建史上辉煌的一页――“贞观之治”。

魏征文采飞扬，从贞观初年开始，魏征呕心沥血历时5年多，主持编纂了一部资政大典《群书治要》。此书上至三皇五帝，下至晋代末年，既有明君治国的经验，也有庸主败政的教训；既有先贤辅国的故事，也有奸臣欺主的实录。李世民看了都情不自禁地击节叫好，并指示抄给诸子百官，以传后嗣。几乎是与此同时，魏征奉命开始了历时七年的《隋书》等史籍的编纂工作。撰写《隋书本纪列传》、《类礼》20卷，受到唐太宗的重视，命藏之秘府，奉为国宝。其间他不知度过了多少不眠之夜，熬掉了多少青丝与白发。

魏征的一生无论为人还是为官都堪称楷模。特别是他直言敢谏的可贵品格和辅国治世的深刻见解，从某种意义上讲，已经成为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一个文化坐标和鲜明符号，为后人提供了宝贵镜鉴，其深远的历史意义将为越来越多的人所发现、所发展，从而为伟大的民族精神不断注入新的生机和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