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家里呆了一天，就返回学校。学校的欺末考试，马上就要到了，时间紧，这可不敢耽误。

临行前，与父母道了个别，说明寒假后，要在北京呆几天，过年后回来。

“五儿，哪能过年不回来呢？！你有事过完年后，可以早去几天。你四姐前一些日子，调到县里工作，平时就不回来。家里就我和你爹。闷得不好过。”老妈皱着眉头、苦着脸说。

四姐前几天给我去信说：她已调到县委办工作，由于工作忙，再加上要复习，准备过两年考研究生，星期天也不回家。这样家里就剩下父母二人。

幸亏三姐嫁在本村，可以时常过来照应。

可我必须在过年后回来，这几天老觉得在八零年年初时，要发生什么事，可记不起来，这可不能耽误；再说，我从来也没有在北京过年。

“妈，真的我北京过年是有事，我一定赶在正月初六时回来，正月初七不是补大年吗？”我们这儿的风俗正月初七，也是个正经日子。

“孩子们有事，你就别拦他们”，老爹见我再三坚持，就开口了：“他们都在外面做大事，你拉住他们干什么？！糊涂。再说四女子腊月二十三，肯定回来。五儿，你放心做你的事去，你妈是想你想得糊涂了，恨不得找根绳子把你拴在家里。”

“死老汉，你不是每天蹲在大门外，四处嘹着，你嘹啥呢？还不是嘹五儿，还说我呢！”妈说着眼泪就流出来了，急忙转身悄悄擦去，赶快给我收拾东西去了。

既然不能在家过年，过年的好吃的，得多带点。

唉，不过当时能有什么好吃的，无非就是炒瓜子、花生、大红枣之类的。

我看在眼里，热在心里：儿行千里母担忧，可怜天下父母心！！！

出门时，爹给我塞了五百元钱，说是北京是大地方，过年肯定费钱。

三姐听说后，也赶来给我揣了五百元。

这年头的五百元可不是小数，相当于一个行政二十三级国家干部一年的工资、一个象样点的农民家庭，一家全年的总收入。

我怎么说不要，也不行。

三姐后来都瞪眼了，指着我的鼻子，大骂：“五儿，你皮痒了吧，连三姐的话，都敢不听？三姐成外人了？今年也是听你的鬼点子，挣了这么一大笔钱。要搁往年，卖了你三姐也给不了你五百块。拿着这钱好好学本事，三姐还指望靠你发大财呢！”

我只好投降。

回到学校、刚进校门，迎头遇上几个同学，男男女女的望外走。

“吴永成，你大包小包的，是不是刚从家里来？”

我一看原来是系学生会的高年级同学刘和平（他曾来找我参加学生会），忙回答：“家里有点事，回去了一趟。”

走出去几步，听见一个女同学问和平：“他就是七九届的吴永成？个子倒挺高的，怎么看上去像个小孩？就是他写的......”声音渐渐走远。

我纳闷：我又怎么了，这几天我可不在！

回到宿舍没一个人，估计都去教室或阅览室了。放下包正准备擦把脸。

走廊里传来一阵跑调八百里的歌声：“临行喝妈一碗酒，浑身是胆雄赳赳。鸠三设宴和我交朋友，千杯万杯不应愁......”

歌声渐近，咣当一声，门被踹开了，“呀，吴永成你可回来了，牛人呀牛人，”

高保平闯进门，看见我，嘴里乱七八糟一通乱喊。“我是牛人，你还是狮面人哪！几天不见你，啥时候又多添了疯病？”我毫不客气马上反击。

“看你丫的，我还逗你吗？你是不是以前，给外面投稿了？发啦，你小子发大啦”

莫名其妙，我又没做什么生意，去哪发啦，还发大啦。

不对，难道是半个月前写的、那篇关于两种制度对比的稿子给发表了？当时我只是试着寄给了《人民日报》与北大校刊，也没抱希望能发表。毕竟人家那是高门槛，咱前前后后都是凡胎俗子一个。没想到真发表了。

“谁家发了？”我急忙拉住保平

“什么谁家发了，你投了几家？《人民日报》！前天学校广播站全文播出。学校还让各系组织学习、讨论。牛人呀，小子，没看出来有一手啊！”

“碰巧碰巧，纯属偶然。”我连连谦虚。

两天后，辅导员高淑琴老师给了我一个大信封，“吴永成，你给北大投稿了？什么文章？不错呀，能在北大校刊上发表，咱们学校的不少老教授，也不一定做到。快考试了，好好复习一下，争取拿个好成绩。”

高老师这人不错，就像一个慈母一样，呵护着我们班每一个同学。当然除了高保平见了害怕，因为那是他姑，管得他紧。

经过紧张的复习，终于迎来了大学的第一次考试。

考试前，高保平临出宿舍祈祷：“兔儿爷，保佑我顺利通过考试，要不这个假期我就掺了，肯定得接受再教育。”

着急了什么神仙也求，也不说对不对口，真是的。

“没那嘛严重吧？”我望着他一脸虔诚的样子，怀疑地问。

“你不知道，我爸对我特狠，再加上我姑煽风点火，如果考试不理想，恐怕难过关。那就惨了。”他拉长声音悲叹着。

三天的考试很快过去了，在等成绩的这两天，我把国际贸易系的试卷和日语试卷找来两份，试着答了一下，对照答案，成绩还能凑乎，都在八十五分以上。

高保平所担心的成绩，终于出来了，他勉强全部过关。高兴的他当时就把成绩单吻了几口。我的成绩居第二，比冯霞少了五分。不错，挺满意的。不一定非要拿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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