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和杨哭从东部一座小城市来到北京，打算在这里碰碰运气。我们都很年轻，因此自认为赌得起，更何况北京是一座轮盘城市，传说这里的机会就像退潮后留在沙滩上的漂亮小鱼儿一样多，我们来到这里也就在所难免。我们都是属于通常所说“怀揣着梦想”的那类人。我和杨哭除了梦想，便口袋空空，一文不名。但我们至少都对自己充满了信心。我们俩离开青春时代还不算太久，因此保留了足够的热情打算把剩下的青春年景在这城市中消耗掉，借以换取我们想得到的东西。
我们能得到的是什么呢？当我们俩第一次站在机场通向市区的高速公路的巨大的立交桥——三元立交桥上，向我们即将进入的城市市区眺望时，涌现在我们心头的一定是一种十分复杂的心情。这座城市以其广大无边著称于世，灰色的尘埃浮起在那由楼厦组成的城市之海的上空，而且它仍在以其令人瞠目结舌的、类似于肿瘤繁殖的速度在扩展与膨胀。我们俩多少都有些担心和恐惧，害怕被这座像老虎机般的城市吞吃了我们，把我们变成硬币一般更为简单的物质，然后无情地消耗掉。这一切都是可能的。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是成功者。在这座充满了像玻璃山一样的楼厦的城市中，每一个来到这里的人，必须得尝试去爬爬那些城市玻璃山。肯定有人在这里摔得粉身碎骨，也肯定有人爬上了那些玻璃山，从而从高处进入到玻璃山楼厦的内部，接受了城市的认同，心安理得地站在玻璃窗内欣赏在外面攀援的其他人，欣赏他们摔下去时的美丽弧线。
有时候我们驱车从长安街向建国门外方向飞驰，那一座座雄伟的大厦，国际饭店、海关大厦、凯莱大酒店、国际大厦、长富宫饭店、贵友商城、赛特购物中心、国际贸易中心、中国大饭店，一一闪过眼帘，汽车旋即又拐入东三环快速路，随即，那幢类似于一个巨大的幽蓝色三面体多棱镜的京城最高的大厦京广中心，以及长城饭店、昆仑饭店、京城大厦、发展大厦、渔阳饭店、亮马河大厦、燕莎购物中心、京信大厦、东方艺术大厦和希尔顿大酒店等再次一一在身边掠过，你会疑心自己在这一刻置身于美国底特律、休斯敦或纽约的某个局部地区，从而在一阵惊叹中暂时忘却了自己。
灯光缤纷闪烁之处，那一座座大厦、购物中心、超级商场、大饭店，到处都有人们在交换梦想、买卖机会、实现欲望。这是一座欲望之都，尤其是当你几乎每天都惊叹于这座城市崛起的楼厦的时候。这一刻我和杨哭都觉得自己的渺小而无助，真的就像是一粒微尘。在这座城市铺开的辉煌灯光的下面，有多少从四面八方汇聚而来打算在这里成功的人？这座城市几乎能够包容一切，它容纳各种梦境、妄想和激情，最保守的与最激进的，最地方的与最世界的，最传统的与最现代的，最喧嚣的与最沉默的，最物质的与最精神的，最贫穷的与最富有的，最理想的与最现实的，最大众的与最先锋的，仿佛是一切对立的东西都可以在这座城市里存在并和平共处，互相对话、对峙与互相消解，从而构成了这座城市奇特的景观。我和杨哭不禁为这座庞大城市的包容性与吸食性而深深地震动了。
具体说到杨哭，这是一个很有趣的家伙。他身上总是体现了妄想的气质。我们都在南方一所老牌大学念书，在读书期间就已是好朋友。杨哭长得非常英俊，而且还略带些络腮胡子，身上颇有些硬汉气质。他喜欢穿格子西装，扎鲜艳的真丝宽领带，戴窄边墨镜，头发用摩丝打得发亮，梳着小背头的发式。在学校里他总爱把一些简单的事情弄得很神秘。那会儿作为政治系的学生，他成立了类似于政治家俱乐部性质的“灰衣社”，该社有几个在建国前就从哈佛大学毕业的政治、法律系著名教授做顾问，由杨哭担任社长。
“灰衣社”的特征是，全体成员无一例外都穿灰色风衣，神色严峻地在校园里穿行。我曾听过一次他们举办的沙龙研讨，那次他们似乎讨论的是有关孟德斯鸠的“法的精神”的话题。我突出的感受是，这是一批小野心家，他们总想掌握远远大于他们生命的东西，比如国家与民族的命运。我想在以空谈和妄想著称的大学校园里，这样的人总是为数不少。我就因此而认识了杨哭，并有些崇敬他。大学毕业那年我22岁，他23岁，对世界和事物充满了向往和足够的耐心，便一起分配到了北京。我们要去的地方，分别是一所大机关和一家艺术剧院，我要去的地方是后者。而“灰衣社”的其他人则做鸟兽散了，旋即没了踪影。
当我们站在三元立交桥上眺望遥远的北京城区时，我想我们想在这里得到的不只是名利、地位，还有爱情和对意义的寻求。杨哭在大学期间一直很“老实”，连个女友也没有，而我则在一次伤心的爱情打击下多少显得有些灰心丧气。我们站了许久，我取出了巴尔扎克的《高老头》，我朗读了该部书中的一个充满了雄心的人物拉斯蒂涅，站在巴黎郊外一座小山上，俯瞰灯火辉煌的巴黎夜景时所说的一段话：“巴黎，让我们来拼一拼吧！”拉斯蒂涅后来周旋于贵妇人的石榴裙边，从而爬上了银行家兼政客的宝座。我朗诵完，我们相视大笑，那一刻在今天想来仍是那么滑稽与悲壮，随后，我们便钻进出租车，向城市进发了。在我们的视线中，那一幢幢大厦便迎面撞来。
回想起我们刚刚来到这座城市的模样，以及随后就被迎面而来的生活淹没的窘态，一切都是那样的始料不及。杨哭在大机关报到之后，旋即被派到延安地区去锻炼。他在那里呆了八个月。在一次他给我的信中，把这次锻炼称之为有趣的下放。他要做的主要工作是每天晚上，和他所在的村子里的其他干部，趁着夜晚去围堵那些不愿意响应国家计划生育号召的妇女，捉住她们并将其送进医院强行结扎。“你可以想象在这个穷乡僻壤，那些农民除了白天面对黄土，晚上剩下的就是什么营生了。所以，这里有些村子超生很严重。虽然我在夜间抓住那些妇女，听见她们发出杀猪般的嚎叫而感到于心不忍，但我想我们是对的。”他在信中这么说。八个月后，他终于结束了锻炼，我在一家临街的咖啡馆见到他时，发觉他已多少变得真像个村干部了。那天他从口袋里摸出一张照片对我说：
“我要追她。我爱上了这个女孩。”我有点儿吃惊，因为过去杨哭是一个不容易对女人动情的人。我拿过照片，我发觉她并不漂亮，形象一般，但娴静、大方，有一种大家闺秀的气质。
“你知道她的父亲是谁吗？”胡子刮得发青的杨哭脸上充满了一种莫名的笑意，接着他说出了一个政界要人的名字。
我笑了笑：“你已经由一个理想主义者变为一个现实主义者了。”
“不，我仍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不容置疑地打断了我的话，用深邃的目光看着窗外的街景。“有一位同事和我是情敌，我们俩展开了竞赛。”他自我解嘲地笑了，“你有什么新招数没有？教我两招，你是高手。”
我知道他并没有放弃在政治上谋求发展的想法。在大学里办“灰衣社”时萌发的雄心壮志依旧激励着他，他明白在这座城市中谋求政治上的发展，找一个有背景的女孩做老婆是一条捷径。这是他早就明白的道理。
在随后的约摸半年时间里，杨哭和他的一个年轻同事展开了与前途命运紧密相关的爱情追逐。出于对自己未来前途的宏观设计，他第一次十分投入地开始追求女孩子了。在几个月的拉锯战中杨哭却最终败下阵来，那个女孩闪电般嫁给了她的另一位追求者，杨哭的同事和情敌。
我和杨哭在这年年底一个大雪初霁的日子，在天安门广场上散步，迎着风很寒冷。不远处，人民英雄纪念碑巍峨挺拔，有些孩子在广场上放风筝。我们都竖起了风衣的领子，默然无语地走着。雪地已在迅速融化，长安街上六条车道上汽车川流不息，像一条生生不息的河流。遭受打击的杨哭看上去很冷峻，我到后来却哈哈大笑起来，我说：
“说说看，你是怎么失败的？”
“她说我的名字不好，有一个哭字，她说如果我考虑改名字，她就考虑嫁给我。她说这也是她家里人的意见。但我不会改名字的。”他恶狠狠地说，“我不会改的。”我仍在笑，笑声都惊动了在广场上值勤的便衣，我说：“你父母当初干吗要给你起名叫杨哭？”
他古怪地看了我一眼：“就因为我生下来后从来不哭，我父母害怕我克了自己，就起了个这个名字。我可不会为一个女人而改名字的，那太可笑了。这是原则问题。”他挥了挥手。
“就这样将大好前程拱手相让了？”我说。
他淡淡地一笑：“另起炉灶呗。不过，我那位同事，在与她结婚两个月后，已调到更重要的部门去了。我不知道他的调动是否与此有关，但他现在所呆的地方，对他在发展上非常有好处。”然后他突然骂了句粗话，“我得重新设计一下自己了。明年春天，我就不会再呆在机关里了。”
至于我，在分配到那家艺术剧院后命运不济。我想这是一个不需要戏剧的时代，因为我们的生活中到处都充满了戏剧情节，几乎比戏剧本身更打动我们，那么谁还会在忙了一天再到戏院看天天都在生活中出现的情节？我在单位报了到，被分配去管理人事档案，每天只需坐八个小时就可以了，一个月可以领到三百多元，要知道在北京这样的地方生活，这点钱连玩一个小时的老虎机都不够，可我偏偏就爱玩老虎机。半年以后，剧院更加不景气，我便从当做宿舍的办公室里搬出来，在一个小区的朋友处租了一套房子住了下来。我辞去了工作，有一个星期我把自己关在屋子里想我会干什么？我终于决定靠写作发财和挣得爱情。我终于决定写作了。
这年春天，杨哭果然从机关中跳了出来，不知从哪里找来了几十万块钱，成立了“宏友公关广告公司”。由于他在那家赫赫有名的大机关呆过一年多，认识的人很多，因此做这种中介公司生意还有底。出于对饭碗的考虑，我便应聘去一家报纸副刊当了编辑，在不坐班的大部分时间里，我都闷在屋子里写作。
有一天杨哭在亚运村附近的“太平洋明珠酒家”举办一个由某家信用社和中国影视老明星们联欢的活动，叫我也去一下，顺便在报纸上发一条消息。他开着他花不到十万块钱就买到手的一辆二手黑色流线型“凌志”来接我，他穿着一套深蓝色西装，扎一条灰色领带，衬衣也是深颜色的。“你会在那里看到一大群中国的老明星们，一群黯淡的星星。”他笑了，杨哭似乎逐渐地具有了幽默感来对付生活中平庸的东西。
我们钻进汽车，汽车驶入南三环，然后向东驶去。三环路修得不错，我们的车很快就到了亚运村的“太平洋明珠酒家”。远处，一幢幢高层公寓楼、阳光广场、惠普广场的巨型写字楼矗立着。我们走进酒家，发现人已经来了很多了。我叫杨哭忙他的去，自己挑了个位子坐下来，观察着周围的动静。小厅里人头攒动，这原是白天可以当餐厅、晚上可以唱卡拉ok的地方，靠东面的桌子边，赫然坐着一大堆数几十年间在中国影视界名震一时的人物，大多已白发苍苍，女士们也已肥胖臃肿不堪，只是皮肤依然保养得很好。我不由得叹息起来，心想杨哭这家伙不知用了什么招儿，把这么一大堆已遭受冷落的宝贝都搜罗在这里，为一个并不起眼的信用社开成立纪念会？我想这一定是钱的原因。
作为承办这次活动的“宏友公关广告公司”，只要出一点小钱，就可以请动这些已经许久无人给他们付出场费的老明星们，叫他们来给一家信用社的成立捧捧场。我知道杨哭一定请不动那些正在红得发紫的大明星，他们一张口保管叫杨哭真的哭出声来，虽然他声称他从来没哭过。商业法则已渗透进我们生活中的各个角落了，我想。很快地，演出开始了，杨哭作为主持人之一，显得很持重潇洒。另有一个女主持，她的脸我常在中央电视台上见到，在联欢会上显得非常活跃；老明星和名导们一个个上台表演，节目实在不能说不错。老家伙毕竟是老家伙了。小厅里很热，我连续要了好几杯果汁，不动声色地看着人们的滑稽表演，停了一会儿，我忽然看见一个女孩子手拿话筒走上台为大家唱歌，我不由得注意起她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