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我就躬下腰帮她收拾，我在皮箱里捡到一张照片，照片上的她站在以一幢破平房为背景的场地上笑着，那样单纯。我知道那是她来北京的起点，中国音乐学院附近的破小平房，有一种悲凉的东西在房间里蔓延开来。后来她收拾完了，“我会怀念这座城市的。还有你，乔可。你那么单纯。”她笑了笑，“一直是个可爱的大男孩。你好像与这个时代格格不入，像英国的‘愤怒的青年’作家群。”
“我不像你，融入得那么深。”我幽怨地说。
“那部小说写完了吗？”她把裙子塞进了皮箱。
“写完了。不过书商说还要再加一万字性描写。说是为了商业上的考虑。这个时代需要这个。”
“你加吗？”
“加，我已经拿了人家的钱了。”
“有个问题我弄不明白，就是作家也是给什么钱就写什么东西？”
“不全是，”我沉吟了一下，“但已有一部分人这样了。在这样一个价值多元的时代，干什么都是社会的填充物罢了。作家也一样。现在就走吗？”我自嘲完毕，提醒她。
“对，现在就走。不过，我得再看一眼这座城市。”她跳到窗户前，向外面凝视。雨幕中她能看见什么呢，我想。她约摸站在那里有五分钟。房间里的空气似乎凝固了，凝固在一团忧伤的气氛之中了。我忽然觉得不好受。
“好吧，走吧。”我看见她转身，眼睛里含满了泪水，但没有流下来。我帮她提上皮箱，她拎着一个大袋子，我们就这样下了楼。那只猫一跳一跳地跟着我们。
我们来到了王府饭店门口，“噢，还有瑞德，只是我不会再带上它了，乔可，你愿意养它吗？”她招呼瑞德，把它提起来递给我，脸上有一种极沉痛的表情，“我是在一个垃圾箱附近看见它的。当时，它也在四处流浪。”
“好吧。”最终我说。雨下得非常大，几乎像瓢泼一样。她把瑞德放到我怀里，一刹那我发现瑞德露出了十分凶狠的目光。出租车开了过来，她拢了一下头发，“我这就走啦，”她悲伤而又欢快地说，“走啦。”然后她快速地亲了我一下。我像个雕像一样站在那里。我帮她把行李放好，她钻进了汽车。我看见她在汽车中不停地向我挥手，挥手，直至雨幕把我们互相隔开，推远，看不见了。
我抱着瑞德站在那里，停了一会儿，瑞德忽然发起狂来，它在我怀里愤怒地撕咬着我，在我的手背上抓出了血痕。我放开了它，它一跳一跳地冲进雨幕中，嚎叫着也消失了。它重新成了流浪在路上的一只猫，我想。
在一个非常晴和的日子，我和杨哭坐着车去通县看地皮。他在那儿买了一块地皮打算自己盖楼。在汽车里好久，我们都没有说话。我们好像都变得深沉平静了。后来我说：“她走了。”
“谁走了？”他眼看着迎面撞来的立交桥，问我。
“林薇，一星期前她走了。去了香港的华视中文台，当节目主持人。”
“反正也没法混下去了。走了更好。你不是，曾想和她同居来着吗？”他露出了滑稽的笑容。
“有一天我翻看了她的一个记事本，那个奇怪的记事本里记了很多时间、地点和人名，然后她就把我赶出了她的房间。我便再也没法和她亲近了。”
“哈，”他用奇怪的眼神看着我，“那我必须告诉你，那都是——都是和她发生性关系的人的记录。有一个著名的第几代导演曾经和她睡过，也发现了那个本子。那个导演是个著名的大花心，也吃了一大惊，给她起了个外号叫‘小脏孩’。我琢磨你再仔细看下去，那记事本里还有你吧。”他讥笑起我来，“‘小脏孩’，这绰号真棒。”
我沉默了。看来这都是真的。我沉默了好久，说，“你原本就知道这件事——那个记事本？”
“娱乐圈谁都知道。所以，她没法呆了。”
我忽然想起了廖静茹，“廖静茹情况怎么样？”
他忽然眉飞色舞，“那个小婊子？她把老柳给甩啦，你猜她嫁给了谁？嫁给了一个纽约派诗人，同时也是个画家，去美国发展了。她真厉害。他妈的真厉害。”
“真厉害。”我由衷地感叹道。我想起了她眼睛里的火焰。
汽车飞速钻入国贸桥立交桥，向通县方向开去。周围的城市高楼在向后退去。我们又陷入了沉默，汽车到达八王坟时，我忽然觉得有一辆蓝色的桑塔纳轿车一直在跟着我们。我从后视镜中看到有一个戴着墨镜的汉子在开着车。停了一会儿，我说，“杨哭，有人在跟踪我们。”
“真的？”他像是不信似的回头去看，“那辆蓝色桑塔纳吗？”“对。是那辆。最近你没跟黑道上的人物打交道吧？”我有些担心地说。杨哭最近的确赚了不少钱。
“没有，我从不跟流氓地痞来往。”他说。那辆汽车紧紧地咬住我们不放，我们开多快，它也开多快，如影随形。“真他妈的，真的在跟踪咱们。”杨哭一转方向盘，汽车猛地拐上了通往鹅沟村的一条便道。我们看见那辆桑塔纳也紧跟了上来。
“我明白了，那个人是罗伊的丈夫，一个纺织品批发商。他要杀了你。”我对杨哭说。我们的汽车一直开到了通惠河的边上，这里全都是农田村庄，根本就没有路。而且杨哭的“凌志”发动机发出了一种十分不耐烦的吼声。汽车向东一拐，我们没命地沿着通惠河边一直向东开去，汽车就像在石头上滚动一样，颠得我前仰后合。可那辆车一直跟着我们。汽车发动机在到达一片榆树林时，突然怒吼了一声，停下不转了。完了，我想。
我们赶紧下了车，看见那辆桑塔纳在尘土飞扬中向这边驶来。我拉着杨哭的手没命地向前面的农家村舍跑去。我们翻身进了一个猪圈，几头乌克兰大白猪对我们哼哼着。我看见远处那辆桑塔纳车停在“凌志”的后边，下来了一个壮汉，手中拿着一把双管猎枪。他一枪托敲掉了我们汽车的左后视镜，又认真地向前后轮胎各开了一枪。我们听见那轮胎撒气的声音。那家伙朝我们这个方向望了一会儿，没有发现我们，这才上了车，在尘土飞扬中沿着河边开走了。
我和杨哭都惊魂未定。我说：“这就是你勾引罗伊的代价。他差点要了你的命。”
他沮丧地低下了头，“我再次重复一遍，是她勾引我的，他妈的。我们的车开不回去了。”他哭丧着脸，“我怎么总是栽在女人手里？”我们翻出了猪圈，小心翼翼地向汽车走去。
十一
不知不觉第一场大雪就下来了。我的长篇小说也修改完毕。书商付了钱，就把稿子拿走了。我想我干成了一件事儿，心里很高兴。但我又想如果市面上到处都是我的那本加了一万字性描写的书，这倒同样也令人感到恐惧。凡是流行的东西必定也死亡得快。但我打算让自己轻松轻松，就沉浸在老虎机游戏中。可我却输了很多钱。有一天上午，我回到住处，发现有一个头发半白的女人在我们的楼道中走来走去，显然在寻找什么。她那满是皱纹的脸上堆满了疑惧。我从她脸上看到了一丝熟悉的东西。我猛然想起来了，她也许是来找林薇的。我说：“大妈，您是找林薇吧？”
她吃了一惊，脸上又现出了喜色：“对，正是。我是她妈妈。这丫头，离开家三年了也未回家。我按着几个月来她给我寄钱的地址，找到了这里。可她的门紧锁着。这丫头跑到哪儿去了呢？
我把她让进了我的屋子，并给她倒了一杯水。我说：“她已经去了香港，这她没写信告诉您？
她放下手中的一个包，“她从来不给我写信。我也从工厂退休了。她去了香港干什么？那可是个花花世界，”她犹疑而又吃惊，“野丫头，几年了一直不回家，只是常给我寄钱。我也老了，要钱又有什么用？又有什么用。”
我说：“大妈，你来找她干吗？”
“叫她回家。总在外浪着，也不嫁人，那么大的丫头了。她还有个弟弟，马上要结婚，总得叫她回去看看。”
我问：“那么，她父亲为什么不出来找她？”
“他六年前就死了。就是她父亲，天天揍她，从小教她二胡，她才学会了唱歌。我不知道她来北京靠什么生活？拉二胡吗？”
我想，林薇已经彻底地忘掉她的家了。不过，她总还没忘了给母亲寄钱。然后我对她讲起了林薇在这座城市的奋斗，成名，以及去香港做主持人，只是我没有讲她的“小脏孩”的绰号。她听得很认真，脸上竟然荡漾出幸福的笑。“这孩子从小就有出息。她爸打她从来不哭。要是她爸爸不死，也会为她高兴的。不过，她恨她爸爸。”她叹了口气，眼泪在眼圈儿里打转，后来她在那个黑皮包里摸索了一会儿，取出了两张照片，“你看看，这是她几年前在家照的，我怕认不出她来了，就带上了照片。可她为什么不回家呢？”
我接过照片。一张是她站在红艳艳的夹竹桃花前照的，另一张是在船舷边，她偏着头在笑。看上去只有十六岁，那样单纯、美丽、清爽和自然。我不禁为她的变化而感到了震动。
“她变了吗？”
“变了，变得胖了点儿，还有就是发式也变了。她已经长大了，大娘，你不用为她多操心。”
她收起了照片，“长胖了就好。我就怕她变瘦了。你刚才说她还演过电视剧？我怎么没看到？这丫头有出息了，却再也不回家了。”她流出了眼泪，坐在那里愣了一会儿，拿起包，说：“我回去了，你要是见到了她，叫她一定回家去。她再不回家，只怕我的眼睛瞎了，再也看不见她了。”然后，她走出了房间。我一直送下楼，看着她消失在大雪之中，走进了更远的一片空茫。
那年的圣诞之夜，我和杨哭穿戴齐整，一起到新世纪大酒店的瑞典“帝梦”牌桑拿浴室洗了桑拿浴。在大堂酒吧随便吃了点东西，就到饭店的舞厅参加圣诞化装舞会了。这座四星级的饭店像一块银制物体耸入天空。不知为何，到了年终，在我们心中涌起的只是一种空茫和疲惫的感觉。这个城市叫我们经历了太多，也叫我们付出了很多。生活中有一种迅速流变和沉闷的东西毁坏着我们年轻的心。有些东西，是远远超越于我们生命之外并无法去把握的。比如这个轮盘城市转动的节奏。我们对很多东西已失去了兴趣。生活变得简单了，也更麻木了。我甚至都变成了不读书的平面人。
我已经从报社辞了职，在一家音像出版社工作。每天都沉浸在让人短时间沉醉的音像制品享受中。我有一段时间看到林薇在香港卫视中文台上，她真的变瘦了，而且还学会了用嗲声嗲气的调子说香港普通话。她一出现在屏幕上，总是说：“这里是卫视中文——台！”然后将手向旁边一指，一边冲你做鬼脸。她依旧是可爱的，但也有疲惫之色。不久她又从电视上消失了。我一个在大地音像制作公司的朋友说她已去了东南亚，在那里发展。后来有人在澳洲也见过她，说她开一辆二手的庞蒂亚克车在悉尼的街上出现过。后来再也未有她的一点消息和音讯了。她真的是一只在路上流浪的猫吗？
我和杨哭走下舞厅，在入口处一人选了一个面具。我们选的是老态龙钟、满脸持重的老人面具，加入到了那场圣诞之夜的化装舞会之中。这是一个假面的海洋，每一个人的真实面孔都消失在假面之后了。我几乎看不见一个人的脸。也许这就是城市的象征，充满了假面人和在假面后面转动的眼睛。城市本身就是一个巨型的假面舞会，在这里，一切的游戏规则被重新规定，你必须学会假笑、哭泣、热爱短暂的事物、追赶时髦。你必须要以冷漠的态度对待一切事物，因为这里的一切都转瞬即逝，再也没有了永恒和停止不动的事物。连哭泣都成了游戏，已丧失了哭泣本身的深刻内容与实质。
我们跳了一会儿，又到红狮酒吧去喝饮料。这里的快餐很好，我们每人要了一杯“黑风”，并加了冰块，坐在那里啜饮。酒吧里人很多，很多情侣在悄声低语。杨哭忽然看见不远处有一个穿黑色大衣的女人在独自喝着一杯葡萄酒。“那是罗伊，我敢打赌。”他对我说，他的眼睛亮了一下，但显得又有些犹疑，然后他还是站起来整理了一下礼服走了过去。
“罗伊，圣诞快乐。你过得好吗？”
“我不认识你，先生。”
“可你的老公差点儿打死我。用打野猪的双管猎枪。”
“我不认识你，先生。”
“你是罗伊，我是杨哭，难道这还有错吗？”杨哭怪笑了几声，“是你在中国大饭店的舞厅里让我握住你发抖的手，那时你说你的婚姻遇到了危机。”
“你可以走开吗先生？我不愿意无故被打扰。”
“可你现在却装做不认识我了。我能请你喝一杯吗？”
然而我看见这时罗伊站了起来，她把手中的酒一下子泼在了杨哭的脸上。然后她昂首走出了酒吧。我看见殷红的葡萄酒顺着杨哭的脸流了下来。他站在那里僵了许久，才掏出手绢擦了擦。他抱歉地对我说：“请等我一下，我得上一趟洗手间。”他快步向洗手间走去。
我跟了过去，我推开洗手间的门，却听见他在哭泣，他真的是在哭泣。杨哭真的哭了。我拍了拍他的肩膀，“行了，行了老兄，这本来就是一场游戏。”可他仍在哭，而且把水都泼到了地上。厕所里那个老员工不停地用墩布擦他脚下的地面。后来他终于洗完了脸，我给了那个员工小费，扶着杨哭走了出来。我们决定出去走走，我们刚一跨出新世纪酒店的大门，就听见圣诞夜的钟声响了。我们决定到教堂去看看，就冒着大雪，向西直门方向走去。在我们前面，毁灭和新生的力量和时间一起在等待着我们，等待着我们以城市为战场与它交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