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秀清四顾众将，才徐徐道：“月底便是突围的时候，各营团要随时做好准备，这个消息暂时不要泄『露』出去，以防清妖早做准备。”
众人连声称是，杨秀清在太平军中确实有极大的威望，东王的命令，比之天王更加凑效。
众人散去，陈玉成回到营地，立即将李秀成找来，将东王的决议告知，既然不许泄『露』，那么学生军中只能有限的几个人知道，李秀成是参谋长，自然不可或缺。
李秀成道：“如此一来，新兵训练的计划只能提前结束了，是否再加大一些训练量，尽量在上阵之前，让新兵们能学到一点是一点，我建议暂时可以将文化课取消。”
陈玉成摇头：“不必，加大训练量是必须的，到时候将新兵们分到各连去，让老兵带着冲锋，应当不会有问题。”
李秀成道：“这也是一个办法。”
二人商议片刻，总算有了点头绪，打算这几日做好准备，随时开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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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份份军情送到了奕的桌案上，这个钦差，实在不是什么好差事，『操』劳不说，还整宿整宿的睡不着。不到这广西，是绝不会知道时局到了这个地步，不出京城，奕更不知道这铁桶的大清江山，竟糜烂至此。
他不能躲，不能逃，只能奋力补救，几个月下来，人清瘦了不少，也苍老了不少，脑后的辫子生出些许白发，他再也不是京城里那个血气方刚的六王爷了。
最近太平军的斥候出动频繁，甚至有大胆的竟直接在清军大营附近滞留不去，清军的斥候驱逐，对方跑了，过不多时又转回来。这一切都证明，发匪应当会有大动作。可是他们到底有什么意图，却让奕『摸』不着头脑。
不管如何，准备是要有的，只不过这个准备，又让奕费尽了心力。绿营曾号称有六十多万，而实则只有不到四十万人，这其中每年虚报的军费开支大都被各级将领私吞。而西南各省的绿营按道理应当在十三万上下，这里毕竟是关防重地，所以驻扎的兵丁不少，可是实额却只有九万，这还包括了不少被发匪击溃的名额，
根据奕的调查，绿营虽然武备粮饷充足，但纪律松散、『操』练废驰的现象非常严重，人员的老化也非常严重，很多士兵都已经步入花甲之年，根本没有任何战斗力了，另外士兵也大都有吸食鸦片的陋习，大多地方的驻兵还存在将不识兵、兵不识将的『毛』病，他们现在根本算不上军队，只是一批蛀虫而已。
奕曾想过，将这些绿营兵以十抽一的办法挑选出一支精锐来，再苛以『操』练，或许还可作为中流砥柱。
只不过很快奕更失望了，详细了解绿营现状之后，奕发现甚至连逢十抽一的计划都无法实行。另外八旗兵也严重腐朽不堪，驻广州、四川的八旗纷纷来助战，有汉军旗也有满洲旗，特别是其中有满人组成的军队更差，自满人入关获得特权后，他们也逐渐放弃训练而只顾享乐起来，因此作战能力也日趋下降。
在这种情况之下，奕对大清的军队已经不抱希望，指望他们去杀发匪，难。
了解了到现状后，奕深知靠他们是绝不能和发匪决战，可是要裁撤他们，他也办不到，现在是国家用人之际，一旦裁撤，一来朝廷那边不好交代，二来这些散兵游勇不事生产，让他们流落四处，说不定第二日他们摇身就变成发匪。
没办法，现在只能将希望寄托在团练上了。
只是团练也令人不安，这个团体虽然战斗力比之绿营、八旗要好的多，可是弊端也很明显。
实际上，为了防止地方豪强坐大，咸丰虽然册封了团练大臣，可是圣旨所谓“帮同办理本省团练乡民、搜查土匪诸事务”，实在是一个模糊的指令，实际『操』作起来，难度很大。“帮同”的意思，就是协助巡抚办理团练和剿匪，至于怎么协助、协助到哪一步，就是天意高难问，只能『摸』着石头过河，走哪算哪了。当然，这也不是说咸丰皇帝故意搞模糊政治，一开始就有提防不肖臣子拥兵自重。
不过这种模糊的局面，其实不止是咸丰，嘉庆也曾使用的是这种方法。嘉庆元年，川、鄂、陕、豫四省交界地区，白莲教起义开始蔓延，此起彼伏，越闹越大。到了嘉庆四年，单凭国家正规部队——绿营兵的实力，已经收拾不掉这个围剿与反围剿的僵局了。恰在此危急时刻，古意盎然的保甲制度，经过改制，加入军事和经济概念，重新包装，摇身一变为团练题材，在朝野热炒之下，竟然是人声鼎沸，拥护者如过江之鲫。终于，在嘉庆七年，基本肃清白莲教，为满清接下来差不多：清查保甲，坚壁清野。清查保甲，可以有效防止城乡士民与起义军勾结呼应，让剿匪部队没有后顾之忧，不用东堵西捂，手忙脚『乱』。坚壁，就是砌高垒，挖深濠，修缮城防；清野，则是拆除城墙外若干里内的房屋，清割农田作物。一可以断绝起义部队的粮食供应，二可以增大攻城的难度。这八个字扎实做到了，在没有统一指挥，各自为战，不占领根据地的情况下，白莲教起义军想不成为“流贼”都不行。而一旦成为流贼，屁股后面总是跟着一队猎人般的绿营兵，所到之处，则是坚固的碉堡，质朴勇敢的民兵，想歇脚都找不到地方。除了跑到荒山野岭作“山贼”，再没有别的出路。而一旦堕落成山贼，『政府』军喘息已定，必然要步步为营，大举围剿。当此时也，外有重围，内无定饷，更可怕的是人心惶惶，军心摇动，随时有不攻自溃的危险。这时候恐怕是求作“降贼”也不可得了。大致来说，各地白莲教就是这样被团练制度搞定的。
白莲教和太平军，在朝廷眼里，都是『乱』民暴民，都是黄巢、李自成，政治定『性』，区别不大。而实际上，白莲教和太平军，根本就是两码事：白莲教没有一个统一的指挥机构，多点并发、互不联属；太平军自金田起事，就有一个紧密团结在洪秀全周围，由拜上帝教的骨干分子组成的领导集体，进退有度，攻守有节。白莲教则不同，流动作战，没有根据地；太平军屡屡攻破城镇，如今又占住桂林。白莲教自身没有明确定位，做一天强盗跑一天路，是所谓“流贼”；太平军则在政治、军事、经济方面都有自己的主张，与清朝分庭抗礼，俨然敌国，是所谓“窃号之贼”。团练能搞定白莲教，也能搞定太平军么？
毫无疑问，食古不化的咸丰皇帝认为可以。只可惜，事实面前，人人平等。这样的团练对付不了太平军，咸丰还是忽视了事情的严重『性』。
对付太平军，团练八字诀就不够用了。早在太平军起事之初，各地就已经建起了类似于团练的组织，以抵抗‘发匪’，如金家寨的金老爷等等，只不过没有受到朝廷的认定而已。
只可惜太平军的『性』质并不是流寇这么简单。他们有明确的纲领，有强力的组织力，有口号，有方法，礼乐俱张，民众拥戴，不让“辫妖”，实在是一个很有实力的政权，其威力大大胜过白莲教，决不是区区团练可以抑制的。团练本来只是正规部队的补充，而满清正规军——绿营的战斗力，已经堕落到聊胜如无、权当摆设的程度。从武宣到桂林，从追缴到围攻，大多时候只是虚报战况，苟且偷安，根本起不到抗衡太平军的作用。
而且绿营将领讲究“天时”到了这种匪夷所思的程度，其他怯懦苟安的情状，就不难想象了。所以很多时候，只见到几百号乡勇对抗成千上万训练有素、军械优良的另一支『政府』军——太平军，而看不见绿营的影子。太平军旁出攻掠，都有后勤保障，而团练往往是星散各地，困守小城。内无长饷，外无救兵，和嘉庆年间相比，主客易位，攻守逆转，不再是有备无患下的以逸待劳，而是内忧外困中的引颈待割。
奕已经预感到，现在的团练亦很难遏制住太平军，他的想法是正确的，因为现在的团练还没有壮大，往往人数以一千或几百人居多，只龟缩一地，困守一地，就算是将他们调来听用，大多数也较为杂『乱』，分工不明确。
要遏制住太平军，就必须开放团练，而开放团练又来了一个问题。到底开放团练更多的权利，让他们得以壮大，还是谨慎防范呢。谨慎防范虽然能够防止地方豪强拥兵自立，可是对剿灭太平军于事无补。给予他们太多的权利，又容易滋生军阀。世上没有两全的事。
奕这些日子所忧虑的就是这件事，他几次上疏试探咸丰的口气，一开始，咸丰倒是满心采取的是遏制方法，作为皇帝，他也只能有这个选择，这个办法从理论上也没有错，遏制豪强，中央集权，不管历朝历代，抑或是古今中外，都是稳定的基石。不过等到发匪占了桂林，咸丰一下子『乱』了。
桂林对于咸丰来说很遥远，可是震慑却很大，作为广西首府，这里乃是南疆重镇，区区发匪今日能占桂林，明日就能夺长沙，就能顺江而下直入江宁。到了这个份上，遏制豪强已不是当务之急了，重要的是尽快剿灭发匪，绝不能再姑息下去。
于是，咸丰的口风开始出现了松动，甚至亲口提出团练尚弱，不能助官军，或可扩大规模的意思。奕见状，立即上疏，给了咸丰一个台阶，最后咸丰‘乾坤独断’，终于颁布了团练的解绑令。
如今湘勇、川勇、桂勇都在四处招募，朝廷也拨发了一些粮饷，总算是不把他们官军看待了。单曾国藩的湘军，这一两个月就招募了一千余人，如今人数已经接近三千，有了一定的规模。
奕认为太平军必有大动作，因此将胡林翼、曾国藩、彭玉麟等人招来，与他们商议战事。
如今奕是指望不上别人，反倒将这些‘杂牌’当作心腹看待，这些团练、幕僚都是他挑选出来的，相比来说总算还是能办点差事。
跟随曾国藩之后的一个人很清瘦，这人叫李鸿章，曾李关系可追溯到李鸿章的父亲李文安与曾国藩的交往。李文安与曾国藩同是戊戌年进士，因此有“同年”之谊。李鸿章在未中进士之前，与其兄李瀚章都曾以“年家子”身份投靠曾国藩门下，拜曾为师，学习八股文、试帖诗和“义理经世之学”。
李鸿章参加恩科会试，曾国藩出任本科会试同考官。李鸿章虽然没有考中，但诗文却得到曾的赏识。李鸿章在给母亲的信中说自己“以诗文受知于曾夫子，因师事之，而朝夕过从，求义理经世之学”。曾国藩稍后对李瀚章说，这时他就感到李鸿章“其才可大用”。
第一次科考落榜，李鸿章便住京曾国藩宅邸受曾补习教导；到了道光末年，二十四岁的李鸿章考中进士，选入翰林院任庶吉士。同时，受业曾国藩门下，讲求经世之学。三年后翰林院散馆，获留馆任翰林院编修。
曾国藩外放，授团练帮办，组织湘军，按道理，现在的李鸿章还在翰林呆着，若不是奕要曾国藩推荐人才，李鸿章也绝不可能出现在这里。
奕毕竟是奕，眼下主持着军务，向朝廷伸手要人轻而易举。
李鸿章这个人很谨慎，现在主要是主持一些会议记录和钱粮的工作，不过今日就不一样了，奕发现他的脸上竟有一处淤青，奕朝李鸿章道：“渐甫，你这是怎么了？”
李鸿章道：“回王爷，不小心磕的。”
奕点点头，便不再理会了。而此刻彭玉麟却发出一声冷笑。
李鸿章没有说实话，这瘀伤不是自己不小心磕到，而是与彭玉麟有关。
原来这事儿也有意思的很，他们这些帮办、幕僚大多都是外地人，平日聚在一起吃个饭局也是常有的事，饭桌上口舌争胜是营中常事，这事儿坏就坏在彭玉麟身上。
公务闲暇之余，众人围坐扯闲谝，扯着扯着，总不免搞搞地域攻击，其实不管是高官显贵还是凡夫俗子，大多数人都有那么点儿地域偏见，彭玉麟这人又口没遮拦，有一次便扯到安徽人身上，语多调笑。在座自以湖南人为多，为安徽辩护的就只有李鸿章，他孤军奋战，苦苦支撑，无奈敌方人多势众，渐渐就显出颓势。每届此时，泛泛而谈的地域攻击往往会演变为问候对方辩友直系亲属的人身攻击。鸿章未能免俗，以彭玉麟父曾在安徽作官为“机会点”，开始阴一句阳一句的反扑。这还了得，竟骂到老子的老子头上，一贯火爆的玉麟二话不说，“遂用老拳”，玉麟个小，不到一米七，一米八几的鸿章怎会怕他，“亦施毒手”。于是，这二人相扭扑地，斯文尽丧。
不过李鸿章毕竟是书生，彭玉麟虽然个小，却绝不是吃素的，出手辣得很，几拳过去，李鸿章便不动弹了，虽没有求饶，苦头却是吃尽。
这件事后来曾国藩知道，也只能不了了之，彭玉麟与胡林翼交好，而李鸿章是曾国藩的晚生后辈，若是曾国藩站出来为李鸿章说话，胡林翼那边的面子也不好看。只好劝李鸿章不要声张，此事作罢便是。
李鸿章也不是个傻子，毕竟知道这种事有辱斯文，宣扬出去丢脸的也是自己，彭玉麟这家伙本就不在乎清名，这亏也只能自己吃。
只不过二人打架，倒是引起了曾国藩和胡林翼的尴尬，这二人政见上本就有分歧，如今闹出这等事，遇见了连招呼都不好打了。胡林翼与曾国藩都各自拉起了一支湘勇，一个是团练大臣，一个是帮办，看上去胡林翼团练的等级比曾国藩高一些，可是曾国藩毕竟是侍郎出身，声望、人脉都不是胡林翼比的上的。
奕当然不知道还有这么一档子事，在座的众人只怕也只有他一个人蒙在鼓里，咳嗽一声，道：“发匪活动日渐频繁，诸位以为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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