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案情是这样的：
他和他的老婆在此地做小买卖，收留一个新疆来的朋友给他打工，同时还雇了两个不满十六岁的小伙计。一天，趁阿卜杜不在，这个朋友对他的老婆，维族美人阿依古丽非礼，遭到阿依古丽的痛殴，他知道后也怒不可遏，依了“朋友妻，不可欺”的原则，把那个维族登徒子打得半死。临出门还让两个小伙计再“给他点教育”。
这下可闯了大祸，当他回来时，两个小伙计早已逃得不知去向，朋友躺在地上只剩了出气。他们两口子赶快叫了急救车将朋友送往医院。终因伤重不治，抢救无效而一命呜呼。他们也双双进了看守所。
阿卜杜很快就成了“南一号轻声合唱团”的成员，也成了我的好朋友。他的声音浑厚悠扬，唱起前苏联歌曲韵味十足，和号里那些五音不全的人不可同日而语。当他唱的忘情时，还常常自由发挥，即兴加上一些维族歌曲的歌词和曲调，非常优美动听。
当夜幕降临，各号的铁门在封门时，发出了由远及近的沉重的轰响，很快又归于沉寂。没有了白天的蝉噪，只听见蟋蟀在断续的低鸣，更显得格外安静。在昏黄的灯光下，他就靠在我身边吟唱。我常常有一种虚幻的感觉，好像我们是在辽阔的草原上，无垠的星空下，燃烧的篝火旁，一个声音从远远的地方传来，如歌如颂，如泣如诉。犹如一个小伙子，用歌声召唤他心上的姑娘。这时，阿卜杜他那棱角分明的脸庞带着痴迷的微笑，忧郁的眼睛里也闪着金色的光。
“想阿依古丽了吧？”我问。
“想妈妈！很想！”他用生硬的汉话轻轻的说。
啊，他唱的是怀念母亲的歌。
他说他的故乡在南疆，妈妈六十多岁了，生了七八个孩子，爸爸早已离家而去。妈妈对他们非常好，不论男女，不论排行，把儿女抚养长大。他是最小的一个男孩，他说他不希望妈妈知道他现在的处境，否则妈妈会很难受，但是他非常想念妈妈。
吃号里那些无法下咽的饭时，他经常说：“我妈妈做的饭最好吃！”
咳！整个是个孩子！
“阿卜杜！你妈妈来啦！”
一天中午，在大院跑号的小令狐（所谓跑号，是所方用一些情节轻微的关押人员，在各号之间作些服务性工作，比如吹哨、放水等，信息自然要比我们灵通）趴在南墙高高的窗户上激动地说了一句，又匆匆溜掉了。
如晴天霹雳，把阿卜杜震得张着大嘴，半晌说不出话。
“不会，不会。我家到县城，走路要一天多，还要坐两天汽车，到乌鲁木齐，再坐火车到这里。我们都要用一个礼拜，六十多岁的人，从来没出过门，也不懂汉话。不可能，不可能，一定是欺骗我，拿我开心……”他拉住我，像给我解释，又像是自言自语。
直到监管人员叫他出去，他还不敢相信，十分疑惑的走出号门。也就是二十多分钟吧，当铁门再打开时，进来的阿卜杜已经完全换了一个人，光头上戴了一顶绣花的新疆小帽，上身穿了一件绣着花边的绸衬衫，脸上洋溢着灿烂的笑容，显得十分英俊。他背着一个硕大无比的包袱哼着歌进来，竟好像是刚刚逛商店归来。这样的包袱有两三件。当他打开包袱时，我们全都目瞪口呆：
就像变魔术，眼前出现了：
铺床用的，厚被子、薄被子、褥子、枕头、花床单、花枕巾……；
还有穿的，夏天的衣服、秋天的衣服、冬天的衣服、外衣内衣大衣应有尽有，满满堆了一地……；
还有吃的，上百个烤得焦黄酥脆的馕，一小纸箱散发着浓郁香味的牛肉干、羊肉干……；
最后让全号人发出欢呼的是一大口袋“莫合烟”，足足有好几斤！（后来烟被所方拿去保管，每次只给他一小袋，算是定量供应。）
他像小朋友回到幼儿园，带来家里的好东西，慷慨的向大家施舍。“老张，尝尝肉干，妈妈做的，好吃，我没骗你！”
我实在不愿意吃他的东西。我看着号里的其他人在大吃，真是感到心疼。我知道，这些东西都是非常宝贵的，是几千公里外一个母亲给他受难的儿子背来的。我在他再三催促下，只拿了一小块肉干，慢慢的咀嚼，体会着那难言的滋味。
他没有见上他妈妈一面，据小令狐私下和我说，他妈妈跪下乞求所方让她见上儿子一面，所方也被感动了，作为特殊情况报到上面，但终被拒绝。她哭着走了……
以后，每当阿卜杜唱起歌来的时候，我就好像看见一个年迈的母亲，背着沉重的包袱，踟蹰在漫漫的长路上……
母亲，让儿女日思夜想的母亲啊！)
在号里，虽然人的要求被限制到了最低限度，但却少不了人的本性中对“五毒”——“吃喝嫖赌抽”的追求。
按几千年的传统，号里吃的是所谓“囚粮”，即由官府免费“供养”，不用交伙食费。白吃白喝，质量自然就不能保证，好事哪能都让你占了！
早餐馒头半个，面糊一碗，咸菜（腌罗卜条）少许。
午餐馒头两个，熬时令蔬菜（由于后院空闲地里种的是茄子，几乎顿顿是熬茄子）一碗。
晚餐糊涂面（和浆糊差不多）一碗。
几无改变。只是到了“星期肉菜汤”时，菜桶里漂浮着几片肥肉，算是改善。
需要说的是，北京听说号里吃的主食以棒子面窝窝头为主。这里地处中原，玉米贵于小麦，我们也就占了大便宜。但是这面即不“富强”，也不“标准”，应该是含有大量麸子的“全粉”，在北京是那些追求健康营养人们的“最爱”，在这儿是家常便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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