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那个冬天格外寒冷，清晨醒来经常看见又有霜雪封住了老式窗子，我就躲在被子里看那形状各异的窗花一点点消融。家里开足的暖气让人随时昏昏欲睡，腿上的石膏让我不敢稍动举步维艰。毫无疑问这是一段郁闷的时光，由于再度休了病假，上班的日子又遥遥无期，工作去向也莫棱两可变得极不明了。

爆竹声中一岁除，转眼到了元旦。我和母亲两个人包了饺子，守着电视听完了新年钟声，在一片热闹的歌舞升平中，妈妈先行叹气想起离世的父亲，难过地说你爸要是活到现在，该是六十的人了。我暗想自己也已经到了二十九岁，虽然东北人讲究过的是虚岁数，但这个年龄也足以让我意识到，而立之年正在时间的滴哒声中向我步步逼近。

三十而立，在我心目中那应该是个人生成熟的季节，可自转业后我就庸庸碌碌一事无成，如今又混得如此狼狈，心中满是不知如何自处于世的伤感，如何再敢奢想成熟？

新年第四天，高煜一大早便按响了我家的门铃，高高大大地站在门口：“伯母过年好，拜个晚年!哎，莫小婉呢？”

他的到来很出乎我妈的意料，她仰视着他半天没认出来，迟疑着说那你进屋来吧。我拄了拐迎出来，赶紧把他请进来。我妈可能觉得客厅有些凌乱，就手忙脚乱地收拾起来，她在秦宇和刘春面前可从来没表现得如此紧张，我笑想这高煜确实有种与生俱来的贵族气质，他的这种感觉，是不容易让人一下子就亲近起来的。我笑着把妈妈让到里屋去，又请高煜坐下。

高煜坐在沙发上，还在东张西望地问小婉，我告诉他小婉没来我家。

高煜摇头道：“不对呀，我们是一起来的。我和门卫交涉耽误了些时间，让他开大门好把车开进来，莫小婉应该比我早进来才对呀!”

说着门铃又响，妈妈又急着跑出来开门，小婉身穿华贵的白色貂皮大衣，脸冻得通红哈着手走进来，我们问她去哪了，她没好气地说有些破东西堵在家门口，她帮我把它扔到垃圾箱里去了，却死也不说是什么东西。我知道这妹妹一向想起一出是一出，就转而问你们俩怎么一起来了？小婉不上班了吗？小婉说我们公司一直休到5号呢。

高煜这回学乖不少，笑着直截了当地告诉我，他是要钱来了。

妈妈已经想起他是谁，赶紧从里屋把一只信封取了出来，告诉他从我住院的第二天起，就把钱装在这个信封里，一分不多一分不少，只等他出国归来。高煜接过来自然不会数，随意装到衣袋里，转手又掏出一叠钱来，往茶几上一放告诉我们：“医大一院外科那几个主任跟我都是哥们，哪会要咱们的钱!喏，都给退回来了!”

我妈紧张地说那怎么好意思。

高煜转个方式安慰她：“我是律师，他们都怕我告他们收取病人红包，那样他们连主任都当不成了，伯母您就当是行行好成全他们吧!”

我妈觉得很高兴，一个劲地说可谢谢高总了。高煜认直道：“伯母您别老是叫我高总高总的，我和施慧同岁，又是好朋友，您直接叫我名字就行了。”

我妈笑了，她还不知道高煜的名字呢。小婉看来真是在外面搬弄了什么东西，一直把手放在暖气上烤，脸蛋也红红得活象刚打完雪仗，这时回头问：“慧姐，高煜刚从日本回来，说要让你出去散心，你去吗？”

我笑着摇头说我这样子还散什么心，高煜自信地告诉我你往外面瞅。我透过窗子看见外面家属院的雪地上，停着一辆依维克面包车。车门下边静静地放置着一张轮椅。

高煜说今天他要出庭，问我有没有兴趣去看看庭审。

我从一开始认识高煜，就知道他毕业于北京政法大学，又以法学硕士的身份主持着一家律师事务所，年轻有为是勿庸置疑的，但我从来没有看到他展示这方面的才华，想不到他会请邀请我们去欣赏他在法庭上的风采。我在家闷得时间久了，真是抱了极大的兴趣去看，但这回庭审带给我的冲击力，还是大大出乎了我的预料。

我和小婉坐在法庭的一个角落里，我的轮椅在过道上，因为是在最后面，所以并不引人注目。法庭里人很多，小婉是第一次来这种地方，饶有兴趣地看着法庭上庄严的国徽，看今天的四名法官──一名审判长、两名审判员、一名书记员全部身着黑衣红佩带，两名公诉人向着崭新黑西服，上别国徽胸章，精神抖擞地站在自己的位置上，连声感叹说好神圣呀!

接着，控辨双方的律师先后从法庭旁边的通道上出现了，一色儿身着样式一新的律师袍。走在最前面的高煜本来就风度翩翩，黑短袍白衬衫红领巾衬得他格外年轻英俊，跟在他身边的助手是位娇小可爱的女孩，脸上也洋溢着一种幸福的光彩，后面两位律师年纪要比他们大得多。这四位律师往法庭上东西一站，衣着光鲜如同是上台表演，我还没反应过来，小婉先行轻声笑了起来。

旁听席已然骚动，闪光灯亮个不停，还有几家电视台记者也扛了摄像机追着律师开始大录特录，多数都在对准高煜这一边。这时，我竟然看见了我们司法厅的刘厅长，他同几位省高院、检察院的领导也笑眯眯地进入法庭中，在旁听席上落座。乱了好一会儿，记者们还是热情不减，最后弄得连表情严肃的审判长也微笑起来。马上有工作人员上来维持秩序，连声说一会儿休庭时，司法界的领导和律师们会给大家留拍照和采访时间。

这时，庭警才把被告带上法庭，气氛立刻安静下来。至此我才明白，这是新年伊始高院的公审法庭上，审、辩双方同时身着新式服装上庭，这在本省司法界尚属首次。实际上，象这种庭审的场面我并不陌生，在部队时我还做为公诉方证人出庭指认过抓捕的罪犯，只是在那个时候，法官检察官一律制服大檐帽，律师的衣着就混同于一般老百姓。这一回，能够亲眼目睹自己的朋友在这样一个有着特殊意义的庭审中新装亮相，感到既新鲜又有趣，当然，还有一些些的亲切感!

九点整，审判长落槌开庭。

法庭审判的是一起经济案件，之所以选择直接在省高院开庭，是因为原告是本省一家很大的合资企业，案件就有了涉外的意味。公诉人称，被告是这家合资企业的财务主管及三名下属，财务主管是外籍华人，他在短短的一个月内伙同属下财务人员，将该企业过千万资金挪用，投入香港的股票和期货市场，案发后公安机关、检察机关都已经介入，除那名财务主管已经自杀身亡外，财务副主管、会计和现金出纳员今天都站到了被告席上。

高煜是这三名被告的辩方律师，他一项项地罗列事实，反驳诉方对三名被告的指控，认定除了主犯财务主管外，这三名下属只是不同程度地犯有渎职罪，而非故意侵吞财产和诈骗。接下来法庭辨论开始，高煜一个个地请出证人，一份一份地出示证据，证人里面居然有一位合资公司的中方副总，物证里面包括了公司从成立到现在的几乎全部的内部规章制度，力证三名被告确实是在公司财务制度有漏洞的情况下，因惧上涉罪。控方律师自然要一一反驳，但只有部分物证而缺乏有力的人证，主犯又已经不能开口，辩词就显得有些空洞乏力。最后，言来语往间只精彩了高煜一个人，几乎下半场都是他在唱独角戏。小婉在底下非常赞叹高煜的专业口才和机敏反应，又内行地说这颇似巴林银行案件，都是由于一个人的贪心搞垮一个大企业的典型案例。

我却从中听出了些另外的东西。

审判长在聆听双方陈述和辩论后，认为控方对财务副主管的指控事实不清，宣布暂时休庭，择日再审。

于是闪光灯又亮起来，记者们蜂拥而上，让高煜模特般站在那儿前后左右照了个够，女助手也遇到了同样待遇。那两名律师比不过年轻人的风头，就摇头笑着先行退出。接下来电视台的主持人直接拿了话筒分别采访刘厅长和高煜，厅长介绍了律师服在全国和本省推广的情况，高煜也说了些诸如穿上律师服是我们律师行业地位提高的象征，做为公民权利的保护神和社会公正的代言人感到十分自豪之类的套话。这时场上出现了笑声，因为有几个学法律的大学生上来找高煜签名，小婉看了也笑个不成，说律师做到了这个份上就成了明星了。

等记者们撤出去后，刘厅长上前亲切地拍了高煜的肩膀，顺便摸着律师袍端详起那枚律师徽章，高煜也显得非常放松，干脆把那小徽章摘下来递到刘厅长手中，又笑着诉苦：“我说各位领导，第一次穿这个真不习惯，这袍子设计得可厚了，冬天还行，夏天肯定热死人，看我现在都冒汗了!还是公诉那套西服穿了自然些!”

有位高院的领导笑着气他：“你小子就美吧，赶上好时候了!看看我们这些老头子，搞了这么多年法律，想穿还穿不上呢!”

高煜转头央求：“刘叔，你马上要去部里上任了，给咱们律师再呼吁呼吁，也来个夏常服行不行？”

领导们全都笑起来。不用多说，我此刻的惊讶，已经到达了极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