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研究当代中国经济的钥匙》

――摘选自《亚洲的通货和财政》

作者：英国《经济学杂志》主编约翰-梅纳德，剑桥出版社1913年。

翻译：好龙公

这篇文章是一位驻外海军高级军官的经济学爱好者翻译的。考虑到照顾翻译者本人的意愿，我们不介绍他的实际身份。本刊发表这篇文章并保留了原作者的一些不适当的用词，只是为了给读者借鉴与参考，并不代表本刊同意文章中的观点或证实文章中的论据。原文前面的段落，文章作者出于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立场，对上海开埠历史进行了歪曲片面的介绍。因为考虑到读者诸君对此段历史都有清楚的了解，同时也为了对原作者反动的殖民主义立场表明我们的态度，本刊发表的部分将从原文第二部分开始。敬请读者诸君留意。

――中国上海《国际经济瞭望杂志》编辑部，1914年9月

（前段省略）

……

在1866年杨军攻克太平叛军的故都南京后，上海就陷入了一种紧张之中，这座开埠才二十年的东方城市，还仅仅出现了腾飞的端倪，便出现了空前的危机，当时不少投资者甚至开始将目光投向了日本的江户。但是，这样的局面很快就结束了，杨政权分别派遣总理容以及外长章频繁和包括英国总领事温思达（C.A.Winchester）、法国总领事白来尼（M.BrenierdeMontmorant）、美国总领事熙华德（G.F.Seward）、普鲁士总领事德登贲以及工部局董事会总董耆紫薇（WilliamKeswick）、法国公董局总董波礼弗（E.Bonneville）等广泛接触，表示只要承认杨政权，杨政权欢迎并鼓励外国的投资和经商，而且强调保证各国的利益，不会向租界进军。同年8月中英法在广州和谈会议上达成协议，根据该协议，上海将成为自由市，英法在不得不放弃治外法权的前提下，可以保留在跑马厅以东、苏州河以南、城厢以北的上海原租界地带居住权30年，在这些租界区域，英法在承认中国主权的前提下，保持有相对独立的行政权。将英租界工部局和法租界公董局合并成立联合工部局，设立董事15名，规定了3席必须是中国人，同时还增加1席中国政府代表的董事席位。自此，租界之称改为居住区。然而，协议同时规定，城厢以外，真如－法华－龙华一线为止的浦西、苏州河以南地区的任何开发必须通过联合工部局共同协商。

次年1月，杨军队接管了上海道台，成立了上海市，任命国内战争的名将王得贵为首任市长。王市长到任时，看到外滩英法居住区繁华建筑，不由感慨上海华区的落后，他于首次市民联谊上会发出豪语，要鼓足干劲开发浦东，在外滩的对面，建立中国人的新外滩，以“扬眉吐气、不在中国的土地上输给外国人。”之后的茶话会上，王还志得意满地对记者放言：“别以为老子没文化，咱的辜参谋都告诉咱了：咱们祖先在城里住瓦房的时候，洋鬼子他祖宗还住林子里呢。阿房宫有洋人吗？长安城有洋人吗？现在咱们建设大上海，我老王就要给大家伙瞅瞅，咱是不是都得要靠洋人！”

至此，上海进入了第一波建筑高潮，在浦东一带投入了大量的资金，新设了洋泾、塘桥、杨思、三林四个区，规划了行政中心、金融枢纽、商业街以及诸多居民点，这次高潮的象征就是耸立在上海江海关对面的将中国民族特色融入西方建筑格局的大厦群，这些大厦中，就有号称当时世界最高的银盛大厦，这座大厦基部是希腊多里克式的石柱支撑起的九层钢筋混凝土大楼，中间的三层土木结构宛如华美的中国宫殿，令世界瞩目的最高三层则好像是山海关和嘉峪关城楼的合体。这座大楼的所有者是才华横溢然而又命运不济的工商巨子杨坊。杨坊为以该楼为代表的浦东发展可谓投入了毕生的积蓄，由于最终资金周转不济，不得不迫使他走了一条不归之路。还有未经证实的消息称，这个浦东投资杨坊得到了来自杨沪生的保证，保证政府给予充足的资金作后盾，然而由于国内战事尚未完全停息，政府在财政上一直都在赤字的边缘，所以当时的金融体制无力让新政府实行赤字运作，杨坊的努力最终还是被形势所出卖，当银盛大厦在1874年剪彩竣工时，其主人早已远赴黄泉，新的所有者成了当时就原商业部长胡光墉的阜康集团。

浦东开发后不久，各种问题随之而来，最为突出的就是规划时便屡次被提出交通问题，尽管作为解决问题的一环，修建了高桥到嘉善的高嘉铁路，但是由于绕道过远，铁路从通车之日起便陷入了亏损。同样由于交通不便，很多居民点无人问津，烂尾建筑比比皆是，市民谑称其为得贵坊。

为了缓解交通问题，在黄浦江上始兴架桥之风，第一批规划便兴建了6座铁桥，由于上海港的繁盛正是赖黄浦江之惠，其中四座铁桥建于龙华以南，分别位于龙华、长桥、塘口以及闵行，其中长桥和闵行之桥为铁路公路两用。而另外两座则建于主要港口的要道，分别在庆宁寺和塘桥，塘桥铁桥将沪杭甬铁路的延伸过江，于塘桥镇连接高嘉铁路，桥梁采用升降式开启桥，即在主航道之处建立两座高塔，一旦有大船通过，则停止车辆通行，将桥面升起，船舶通过以后再落桥通车。而庆宁寺大桥则设计为旋转式开启桥，由于该地带江面较宽而西侧为沙洲，施工时全面疏通主航道将其堆积成*人工岛，在岛上再立桥墩，有大船经过之时回旋桥身。然而桥梁风潮引发了严重的财政问题，而且根据联合工部局的警告，开启桥不可能完全解决交通问题，同时也会给航运带来潜在危机。因而，未等铁桥全部开工，王市长在1871年即被荣迁为第一集团军群总司令“雄赳赳，气昂昂”地跨越大兴安岭与俄军作战去了。

与顿挫的新市区建设相比，由联合工部局管理的浦西地区的开发却日臻完善，虽然从外表看来没有浦东的豪华，但是市民中却流传着“宁要浦西一张床，不要浦东一套房”的讽刺之词。王市长卸任以后，新一届上海市长改由原船舶部部长沈葆桢担任。沈市长中止了气势恢弘的庆宁寺大桥工程，延缓了耗资庞大的龙华铁桥工期，制定了一系列比较务实的市政建设规划，加强和联合工部局的沟通，投入更多的资金用于浦西的建设，使上海市区开始扩展到了法华镇一带，基本上完成了根据广州协议规定的华洋共管区域的开发建设，同时又使老城厢过密的人口得以缓解，大量的居民乐于迁往新闸、江境、法华以及漕河泾一带。同时，由于黄浦江上的桥梁工程也在沪南市郊形成了诸多新兴城镇，比如长桥、华泾、曹行、北桥以及闵行等。由于沈显其名于造船业，故而他在上海也不忘其旧业，除了扩大高昌庙江南制造局的规模，使之能够制造重型铁甲舰。1876年，他还聘请荷兰工程师奈格任总工程师，实施整治，经过详细调查研究后提出了黄浦江整治方案。他采用约束吴淞口浅滩，规定黄浦江浚浦线位置，使黄浦江航道顺直，江中主航道的深度达到了7.2米。随后，沈市长利用王时代在黄浦江堆积的人工岛，在岛上建立了一所新的船厂，定名为大中華造船厂。同时岛上建立了浚浦局，负责常年疏浚黄浦江水道，还利用海军资金建立了海军军械局，至此原来几乎荒废的人工岛面目一新，故此该岛被命名为复兴岛。

1873年，沈葆桢邀请因兵败被俘获释而隐居上海英国居住区的前清两江总督李鸿章，让他出面成立“轮船招商公局”，不多久这所航运公司便成了最大的华资远洋公司。以招商局为代表，上海出现了一大批既独立于国家官办企业，也独立于“洋行”的民族企业，比如上海机器织布局、建昌铜铁机器厂、上海玻璃制造厂、申新纺织厂、天厨味精厂以及日后在国际动力技术舞台上执掌牛耳的巨硬公司等，这些企业逐渐起到了引领国内该行业的先锋。

1876年，对于中国而言，这是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年。经过长期准备，中国在这一年正式进行了内阁选举，长年以来的带有战时性格的举国一致内阁宣告中止，协作已久的社会党和自由党，还有一些数不清的小政党开始依照宪法普选，结果是社会党赢得了81％的议席，自由党获得了17％的议席。获得压倒性胜利社会党人推举了原内阁副总理兼铁道部部长李天秀为总理。这样，中国成立了以社会党执政的内阁，原来的自由党人总理被选为国家主席，副主席则又重兵在握的社会党人、旧官僚左宗棠担任，两位国父则看似退出了政坛。对于具有数千年专制历史的中国而言，这一步是应该是难能可贵的。杨、史二人的淡出政坛，毫无疑问也是师法乔治-华盛顿，其人格之高洁看似不容置疑，他们欲使中国从此脱离专制之迫切之心也似乎显而易见。但是，非常遗憾的是在中国若要彻底消除专制顽疾的工作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完成的。杨史二人退出后，中国的1876政体的实际状况是，主要权力被刚刚击败俄国，威望如日中天的左宗棠所把持，李总理成了左的玩偶，而名义上的国家元首容闳也只能为消除左宗棠在外交上的不利影响而疲于奔命。

这场选举对于上海也造成了深远的影响，由于左宗棠副主席放言“亚洲是亚洲人的亚洲”的口号而令上海金融市场出现了一度的混乱，外商的投资开始猛烈地退潮了，中国依赖进口的原料，比如铜、机器零配件、橡胶等价格猛涨，与此相关的企业股票大落，整个上海的经济呈现了前所未有的大萧条。容闳新主席怎么样没有想到会遇到这样的局面，他开始不断接见驻华使节，由于国会由社会党人把持，足够让外资稳定的措施根本不可能被通过。万般无奈的他不得已敲响了已经“闲居”府中的国父们的大门。这样他终于切中了肯綮。国父们几句“要以国事为重”的发言轻而易举地摆平了桀骜不驯的社会党议员，在回答《泰晤士报》、《费加罗报》等国外媒体记者采访时，史前主席称：“上海是一个国际大都市，我看完全可以考虑采用更加进一步的开放政策么，外国资本也不用仅仅局限于外国居住地。”

这句话似乎给沈市长给予了暗示，上海市议会在1877年的3月通过准许外国人购买居住区以外的上海土地，作为“开发区”的决议案，并上报国会批准。此举终于挽回了上海商界的萧条局面，外资又开始逐渐融入上海市场，该年年底，狭小的外国居住区以外，第一块“开发区”在张园附近的地区被英商购入，同时，通过外籍军团司令罗歇里奥将军的暗中斡旋，大量的法国资金投入了打浦桥以北的区域，与原来的法国居住区连成了一片。随后，各国资金接踵而至，随着各国资金的投入，各国移民也开始聚集。其中尤其令人瞩目的是犹太资金，在虹口、杨树浦以及闵行一带出现了大量的犹太人聚居区。其他著名的，位于相对繁华地区的是：杨思黄浦江畔的“小汉堡”、虹安镇水网地带的“小威尼斯”、提篮桥东边的“小鹿特丹”等；当然也有比较偏僻的，像真如的“小图拉”、曹行的“小孟买”、彭浦的“小江户”、周浦的“小巴格达”等等。

沈葆桢市长在任内于1879年去世，后继者盛宣怀为上海最初的民选市长。上海市联合工部局也在1882年选出招商局总裁李鸿章为总董，这两位通力协作，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到了1890年代，上海算是恢复了一丝元气。整个市政慢慢步入了正轨，整个城市可以称其为万国建筑博览会，不，不能说是博览会，事实上更可称其为建筑协奏曲、交响曲、变奏曲、幻想曲。整个市政风格兼中外之风貌，建筑式样合东西之精华。为了尽可能地满足大量的移民，地产商在原来冷僻的郊野上筑起一批住房。为了节省土地，在有限的面积上容纳更多的人，并容易为同时为中国人以及外国人所接受，这些住房采取了被西方人称为“联排房屋”的建筑形式。这就是石库门房子。石库门住宅脱胎于中国传统的四合院，多为砖木结构的二层楼房，坡型屋顶常带有老虎窗，红砖外墙，弄口有时带有中国传统式牌楼。大门采用二扇实心黑漆木门，以木轴开转，常配有敲响时铿然有声的门环。门楣做成传统砖雕青瓦顶门头，外墙细部采用西洋建筑的雕花刻图，二楼有出挑的阳台，整体架构基本由天井、客堂、厢房、亭子间等构成，这种式样的房屋成了集中外建筑格局于一体的上海民居的代表。

通过这十多年的发展，由于市政当局精心设计，对港口、工业、商业、及住宅都有一整套规划布局方案，其中杨树浦黄浦江北岸、苏州河北岸、高昌庙江南制造局、吴泾以及三林一带为工业地区，黄浦江下游两岸为码头仓库区，上海城区的发展可以说转入了正常的发展，被动向南发展的势头初步被遏制，市区开始将西面传统的繁华市镇曹家渡、法华镇、徐家汇以及龙华镇连成了一体，而且大量比较高级的住宅区开始出现在这些新扩展的市区内，对于这些新兴区域，市政府以及联合工部局都给予严格地管理，甚至于任何新建造房屋的门面、绿化，都根据不同区域实行了严格统一的格局限制，这样，这些区域相对于前些年急遽开发浦东地区的错落无序来，显得格外的优雅。近代工业的崛起，进一步促进商业的迅速发展，先施、永安、新新、大新四大公司著称沪上。在繁华的市中心，饭店林立，著名的有国际饭店和华懋饭店。游乐场所有名扬中外的大世界、跑马厅和远东第一的大光明大戏院。而在文化方面，上海又是全中国受西方文化的影响最为显著的地区，开办有大量的新型学校，除了道光三十年创立徐汇公学，1886年又开办了南洋公学，以后陆续出现颇有名望的复旦公学、德文医学堂等等。在兴办教育的同时，医疗方面也得到了蓬勃的发展，除了中国医院（仁济医馆）以及后来开办的有公济、同仁、妇孺、广仁、广慈等教会医院外，到了1890年，上海共有大型综合医院25所，床位8100多张。此时，随着建筑技术的进步，高层建筑开始在上海竞相登场，它们多数集中在今黄浦区，有海关大楼、汇丰大楼、百老汇大厦等近百幢大楼。

这些大楼使得当年显赫一时的浦东建筑群变得愈发萧瑟，那“银盛大厦”也因为被阜康集团分割抛售未遂，经过一番触目惊心的明争暗斗，最终被一个负责人叫张寅的小林集团低价租下，改造成一个被叫做“东方宝珠”的巨大娱乐城，通常外国人都不叫它“OrientalPearl”而叫它“OrientalParadise”，属于一个在上流场合永远不会被提起的名字。在对岸纷纷新建的大厦面前，这栋外表已经被海报和灯光改造的光怪陆离的大厦在孤寂中显露着异样的光彩，随着时间的推移，这异样的光彩又开始逐渐吞噬起周围的孤寂……

伴随都市化的进程，以及城市社会经济的结构性转型，特别是1870年以后近代工业制造的发展，上海的城市人口急剧增长，据统计，上海人口1852年为54.4万，1872年突破百万大关达101.6万，1880年因为政府城市化决心，以及上海城市建设的第一次高潮，人口翻番为206.7万，1892年更达到了486.7万，在40年的时间里，上海人口大有增长10倍的势头！上海人口的这种超乎常规的惊人增长，充分显示出上海无所不包的巨大容量、吞吐吸纳的恢宏气概，以及前所未有的多样性。开放的上海，对不同的人群有着不同的吸引力：对资本的拥有者来说，上海是一个首选的投资场所；对追求享受的达官贵人而言，上海是罕见的温柔乡和销金窟；对谋生者来说，上海是充满就业机会的地方；对寻求发展者来说，上海是一个各路英雄的用武之地；对文化人来说，上海是一个施展才艺的理想舞台；对逃难的人来说，上海又是一片“国际绿洲”和“避秦桃源”……于是，难以计数的逃难者、投资者、冒险者、躲债者、亡命者、寻找出路者、谋生者、追求理想者、有文化的、没文化的、富翁、遗老、政客、穷汉、红男、绿女、流氓，怀抱着各自的梦想从四面八方汇聚到上海。在他们的心目中，上海是希望之邦，选择上海就是选择新的人生之路，就是选择美好的未来。人对美好事务的一种本能的追求欲望，造成一股巨大的推动力，把一批又一批的外地人推出家园，推向上海。开放与移民密切了上海与国际、国内各地的联系，促进了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的文化交流与融合，丰富了上海文化的历史底蕴；其次，开放与移民又导致了上海人口的高度异质性，人口的高度异质性又带来的文化来源的多元性和文化气度上的宽容性，来自不同国度、不同种族、不同地域的人们，将各地不同的文化带到上海，形成了一种海纳百川的气度和襟怀，并呈现出一种多元的社会格局，这种多元性格又赋予上海城市持久而旺盛的活力。

这段时期，上海的发展简直如同失控，比悉尼或旧金山更为迅速；发展之快，有如肿瘤的蔓生。昨日可以称作奇迹的，在今天便可视作当然。这样迅猛的经济发展，不言而喻地为整个世界的各种人群提供了诱人的机会，各地的移民大量涌入上海城，他们渴望着在这片宽松自由的土地上寻到自己的未来。毫无疑问，有不少人奇迹般地开拓出了成功之路，在四马路的青楼和书屋之间，孕育出了像劳伦斯的《玉凤夫人的情人》、艾略特的《浦东的荒原》等杰作；在五角场周围的研究发展特区，爱因斯坦博士和弗洛伊德教授等崭露了他们的头角；黄浦江畔、龙华塔下，聚集着写生的人群，莫奈先生一幅《吴淞日出印象》让他享誉世界；普契尼如果不知道梁祝的故事，也不会写出不朽的歌剧《蝴蝶恋人》；徐家汇外，一个巨大的电影之都正在被构筑，今后还不知道会有多少令世界倾倒的人们会在这里制作更多的梦幻；当然，更多的成功者是如同哈同、马勒那样的金融工商巨子。不过，还有更多的外来者没有如此地天赋和良机，他们不得不为明日而奔忙。大批来自西方的熟练技工成了当地中国工人的可怕竞争对手，失去工作的人们只能栖身于“得贵坊”的残垣断壁之内，在上海，一栋楼里住有各种肤色的“七十二家房客”也是司空见惯之事。到了1887年，由于过多外来人口造成的诸多社会问题，当局在吴淞口外的长兴岛建立了境外移民管理站，也就是说，凡是别国前来上海的任何移民，都要先在这个管理站里等到入境许可，凡是符合进入上海条件者方可乘船进入吴淞口。只要看到在长兴岛的港口里拥抱哭号的人们，就可以知道他们便是可以入境的幸运儿，但是更多的人却只能望着吴淞口炮台山上的古塔苦苦地等待，有的甚至可能一等就是半辈子。

在高度开放的格局中，上海如同一个巨大的聚宝盆，吸纳着全国乃至世界的资本。以外资为例，1860年代中期，外人在上海的财产总值已超过2500万英镑。1880年以后，外资对上海的投资更加集中，1890年，外商在上海的投资达6.1亿英镑，占外商在华投资总额的41.3%。在此后的岁月中，尽管投资的绝对量上涨，但比例开始逐步降低：经济投资的辐射效益开始了！

也正是因为高度开放，上海建立了通达全国乃至世界各地的贸易网络，除了布满黄浦江以及沿海的港湾以外，连通上海和外界的主要铁道包括沪宁、沪杭甬两条铁路干线以及淞沪、高嘉、新日、真西、宝太、奉海等十五条支线。早在1869年，上海就在大场建立了可供大型飞艇着陆的大场航空站，随着飞行器的发达，飞机的问世和日益增加，上海市在江湾、龙华、虹桥、崇明、金山以及川沙建立了机场，其中龙华和虹桥作为国际民用航空枢纽在世界享有盛誉，尤其是1907年兴建的虹桥机场更是常年来在世界航空界独占鳌头。

对于汽车工业的最先进国，公路交通在上海更是发达异常，那36层楼高耸在法华镇中心的巨硬总部大厦对于各条进入上海的公路简直就成了一个地标，自北向南，不管是来自沪太常路，沪嘉澄路，沪苏宁路，沪青湖路还是沪松杭路，人们只要远远看到这幢宛如一把自苍空直插大地之巨剑般的大厦，就可以明白，大上海快到了。而由于两位顽童般的国父提出了时速120公里快车的口号以后，为了迎合其童心，在1872年，首任交通警察局长林建华提出了建立一种“新驰道”的设想，也就是说，建造一种专供汽车高速行驶的专用道路，这是一种没有交叉，没有反向车辆，理想时速可达150公里的公路。据说闻此杨国父只是笑着和史国叔嘀咕一声，这不就是高速公路吗？由此这种道路的构想被正式定名为高速公路。经过两位国父的点拨，这种道路的设计的成熟性达到了惊人的程度，不仅是基本设计中立体交叉的概念，与通常道路的连接，符合高速行驶条件下的铺装、标示等因素，连不少可能出现的细小问题，诸如超越车线、长距离行驶的休息站、保持车距用的距离参照标示等都没有被遗漏。然而，由于考虑到了当时超过80公里的车辆还仅仅限于实验场和竞技场，当时一般的汽车速度一般在30－40公里，耗资巨大的高速公路在1878年起还只是试点兴建，第一条便是由法华镇修到闵行。但是，这条公路事实上没有带来多大经济价值，唯一的作用可以说就是给巨硬公司提供了试验车道。一直到了1890年代，随着汽车一般速度提高到了60公里以上，也由于那几位“先知先觉”国父们设想的重型“柴油机载重汽车”的实用化，高速公路的实用性开始显现，在两位国父的直接参与下，中国高速公路网的规划开始实行，根据这个规划，中国国内几乎被这种高速公路所覆盖，其密度甚至超过了铁路网的2倍！当然，将这个网络从蓝图上变为现实不是这样简单的，到目前这个计划还不及完成了20分之一，不过，不能否认的是，这种公路带来的对经济的刺激是显而易见的。1891年，这条试验性的沪闵高速延伸到了浙江省首府杭州，名称也变为了沪杭高速公路，同时，又一条发自上海的高速公路，沪宁高速公路也于4年后剪彩通车。

对于上海市内的交通以及道路，早在租界时期，工部局就曾规定界内的道路南北纵向以中国省份名字命名，东西横向的以中国城市命名的基本设定，虽然还有不少以人名命名的纪念性道路，但是到了中英法广州和会时，中方代表提出在上海等通商口岸城市取很多外国人名的道路有损中国尊严，因此上海的路名进行了若干变更，改变方法基本还是按照南北为省东西为市的规则。由于城市的扩建，大量的道路被兴建，这些道路虽然基本上也是按照上述规则，但是由于数量限制，被打破的特例越来越多。在这些道路上，市中心使用最为频繁的是有轨电车，这些电车从1路到20路，而城市边缘地区则以公共汽车为多，路线由41路道98路。市郊则为长途公车，一般以起终点简称命名，比如徐松线代表徐家汇到松江等等。但是由于道路的日趋堵塞，这些线路通常都拥挤不堪，要求他们准点准时已经成了笑话。因此，上海市政当局不顾上海地质松软，在1886年决心兴建地铁，经过长期的论证，还是认为含有大量地下水的上海不适合地铁，结果原定连接上海北火车站和龙华国际飞机场的地铁1号线，也改为高架窄轨铁路于1896年通车，以后这便成为了上海最快捷舒适的交通工具而延伸到上海市郊各地，被称为“浦江捷运”而闻名全球。

上海作为一个“外来近代小社会”，从原来的租界开始，其近代性并不仅仅体现于物质文化的“移植”，更重要的是体现于其政治结构及其一整套市政管理制度。联合工部局成立伊始，就比较重视市政管理，自觉地将西方近代城市的市政设施和管理体系移植到租界来，成立相应的机构，专门从事市政建设，并进行专门化、法制化的管理。联合工部局下设工务处、警务处、公共卫生处、火政处等机构，制定了一系列市政管理条例，对居民的居住、行路、卫生等做出了许多具体的规定。到了1876年，其禁例就有30条之多，大到市政机构的构造，小到公众生活的琐细之事，无不有严格的规定，如不准随时随地倾倒垃圾，不得在公共场大声喧哗，甚至于不准倒提鸡鸭等等。联合工部局继续修订执行的租界时期制订的《各项捐照章程》和《违警章程》就是两项比较典型的管理法规。前者名为“捐照章程”，实则涉及租界各业及交通工具的管理；后者更关涉到公众生活的方方面面：电石、脚踏车、地毯、牲畜、虐待牲畜、羽毛、救火章程、燃放爆竹、垃圾、违章拘人、淫秽招贴、火油、风筝、抽收厘捐、各种彩票、自来火、公廨章程、泥土、取厌于人、打样房照会、婚丧及赛会、告示、妓女、公家花园、抛球场、硝磺、悬挂招牌、开放汽馆（笛）、稻草等物、马路章程。如第八项“燃放爆竹”款规定：“居民无论在于马路僻径及公地均不准燃放爆竹，如欲燃放或于家中天井焚化冥镪，应预向警署领取执照，惟火铳或自燃之爆竹则一概禁用。”这些法规共同构成了法规体系，并有严格的罚则维护。随着上海的开发与繁荣，有关市政管理的法规日趋完善，涉及面愈来愈广。对于这些管理法规，上海人最初并不适应，违犯规定者很多，当时报纸上常有因违反规定而受罚的记载，甚至闹出许多笑话。但这些市政规章制度的合理性和优越性很快就显现出来，法制化的管理方式，使上海市政景然有序，远不似其他城镇，甚至于原先脱离联合工部局单独管理的上海华界那样混乱和肮脏。于是，人们在对比中对这些市政规章制度开始有了全新的认识，逐渐由拒斥而赞美而认同而接受。洁净与肮脏、混乱和秩序、文明与野蛮的反差是如此的鲜明，以致于对所有不甘蒙受落后、野蛮之羞的华人有识之士而言，无不带来莫大的感官冲击和心灵震撼，于是周边不少都市以至于城镇纷纷仿效上海的市政管理办法，进而大力向全国各地推进市政的近代化法制管理理念。

当然，接受法制管理对于长年散漫的华人，尤其是剽悍的北方华人而言，并非是一朝一夕就能得以成功的。类似法规在外地受到的抵触更为强烈，尤其是由于没有西方人士参与法制管理的区域，管理无力和徇私舞弊的恶疾使这些法规失去了应有的效用。即使在上海，向往着“遍地黄金”的外地农民，尤其是河北、山东一带因黄河水灾来沪的赤贫者，到了上海，发现自己的浑身力气无处可使，好的工作也被“洋鬼子”们占去，更有那些条条框框不让自己痛痛快快地往地上吐口痰一泄心中吐不完的恶气、自然认为这些规定是洋人恶魔给堂堂大中华子民的枷锁。以这些省份前来的农民工为主，在1880年代末期，成立了一个地下秘密组织“神拳会”，其习武练法强身为籍口，召集会员，一时响应者甚众，“神拳会”迅速扩大，乃至有些现职社会党员都参与其中。他们暗以西方文明和基督教为敌，屡次声称对上海向外商出售土地之行为是“卖国”，向全国推广各项近代法规则为“欺压中国人民”，他们先是伺机痛打外国人和接受外国文化，尤其是信仰基督教的“二鬼子”，然后干些偷割电线、焚烧教堂、汽车、新式学校等破坏活动。最后在1894年7月21日，“神拳会”骨干成员阎书勤、高元祥、姚文起和张凤姐等8人潜入上海李鸿章府邸丁香花园，在当晚举行的晚会上大打出手，联合工部局副总董霍利德（CecilHolliday）等6人当场殒命，还有包括应邀出席的财政部部长林锦丞、外籍军团司令罗歇里奥将军、前外交部长，上海都市开发咨询委员会理事长章德淳、上海警察总署署长彭天照等37人不同程度负伤。丁香花园事件轰动全国，“神拳会”组织在国内其他地区也开始效法滋事，当时的国家主席、社会党人张海强认为这是对党对国的威胁，于是宣布“神拳会”为邪教组织，进行了清除，“大师兄”朱逢明逃到波斯继续活动。这个事件并没有妨碍上海的继续发展，相反有关当局的迅速反应倒是获得了投资界相当的同情，上海获得的投资在二十世纪即将到来之时，又一次迎来了一个新高潮。

1901年进入了二十世纪以后，上海成了傲然成为了远东最大的国际贸易中心，与伦敦纽约鼎立全球，这年，上海获得了在1908年举办万国博览会的机会，这是亚洲国家首次举办万国博览会，这不仅让上海，也让整个中国，甚至让高丽、安南、兰芳、琉球、缅甸等整个中国势力下的各国也兴奋异常。他们自然而然地将这次盛会看作是展示当地风物千载难逢的机会。

为了成功举办这次盛会，中国政府派遣了以政务院副总理竺泽生作为万博筹备委员会主席进驻上海进行长期准备，他一展原先主管情报工作的天才，从总结伦敦的水晶宫万博会以来的各大博览会的经验教训，提出了的思路是，如何加强新世纪人类对自然界的主导能力。突出强调主导能力建设，是新世纪新阶段加强人类文明建设的一个重要的新思路、新要求、新特点，是全人类为求得世界长治久安而迈出的坚实步伐。并且指出，必须通过这次万博会，建立与健全保持人类主导性的长效机制。最终确立的这次万博会的主题是：“科学技术，让人类主宰天地”

虽然上海市联合工部局对于这样的主题并不赞同，但是在中央政府的强烈干预下，万博会的筹备工作紧锣密鼓地，而且卓有成效地不断按照主办者的意愿向前推进。整个工作也可以说是按照着主题的思路，将计划做成蓝图，再将蓝图化作一个个大书在“得贵坊”墙上斗大圆圈中的拆字，化作一个个烟尘滚滚的工地，最后变为高耸的楼群。天地都能主宰，迁走得贵坊里那十几万流浪汉自然也不在话下。这次万博会的标志性建筑也就是建立在这“得贵坊”废墟中的一个直插入云的巨塔：主导思想之塔。塔基巨大的四方形建筑是科学技术博物馆，塔的顶端有一个巨大的球体，这里融会有中国古来的天圆地方之说，整个高塔由三个巨大支柱构成，无论从什么角度看，都可以看出一个中文的人字，这象征着人类顶天立地，主宰着天地。而根据设计人员的话说，这三根支柱，又象征着主导思想是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以及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代表。塔身超过埃菲尔铁塔高达333米，整个建造工程于1908年2月14日万博会前两个月奇迹般地完工。

1908年的这次万博会成了这年和伦敦奥林匹克运动会齐名的两大国际盛会，中国政府不惜工本的投入看似获得了巨大的成效，万博会举办了整整一年，接待的观众多达5000万人，远远超过了上次在圣路易斯1969万人的纪录。当然这个人数和政府的动员自然也不无关系。博览会充分展示了中国这四十年内在科技上的成果，以及中国人在“战天斗地”中的光辉业绩，尤其突出的是中国技术人员在这些年建造的巨大工程，比如跨越扬子江的大桥、拦截黄河的水坝、连接连云港和大宛的高速公路、还有十发巨型运输机、二十万吨油轮、时速120公里的汽车等让文明七大奇迹也无法望其项背的新奇迹。然而，就笔者看来，也许是中国当局希望赢得世界尊敬的心理过重，在这次盛会中，却没有把握其蕴含着的巨大商机，没有就推销其产品而费心。相反其邻国日本却牢牢地把握好了机会，对其性能远不如中国，但是成本却大大低于中国对手的产品进行了大力的宣传，中国看中的是美丽的果壳，并费尽全力地啃开它，而日本却乘机吃到了美味果实。

“科学技术，让人类主宰天地”的话语看来豪迈，但是不难看出，这样的思路依然充满了一种对自然界，甚至于也可说同样对于人类的傲慢。中国领导层依然是以一种军事方法管理着国家的方方面面，即便是对于学术界、经济界也是如此妄图以政令形式驾驭，所以1908年的万博会对于中国来说结果如同当年明朝初年的大航海，劳民伤财，进行的只是一场华而不实的政治大游行罢了。

上海市在万博会降下帷幕以后，仿佛是跑完了一场马拉松，看上去显得筋疲力尽，各种证券势头疲软，失去了10年前的那些活力；房地产猛跌，当时以高价以及高息贷款购入家居的人们只有无奈地进一步勒紧裤带，万博园区里耸立的那些高楼大厦在斜阳里向黄浦江投下了巨大的阴影。市政府正在为收拾局面而日夜奔忙，他们必须考虑重新在园区再建设，必须考虑解决由于搬迁而暂时栖息于临时建筑的居民，必须慢慢为兴奋过后的金融降温降压、提供血液，使之恢复正常。这样的局面继续了大约有两年，只到欧洲上空密布战云，上海才再度获得了一丝生机，但是，这样的生机也是一种异常，为此，人类将揭开潘多拉之盒盖，永远告别文明时代，进入混沌的岁月。人类也许会发现，科学技术并不会交给人类主宰天地的权杖，却会塞给人类自我毁灭的凶刃。无论如何，人类在科学技术的革命的确给人类开启了一扇门，一扇未知之门，在这扇门的对面，人类又将变得一无所知，我们获得的是兴盛还是衰亡，还要依靠我们的智慧以及对先人以及自然的谦卑。

当然，上海在世界经贸中的地位还是不可动摇，每天依然还有数不清的船只靠上长兴岛的码头，从船上走下一批批眼里闪烁着渴望的各国移民，同时，北火车站和南火车站，十六铺码头的候车、候船室里，也挤满了从中国各地奔来的人群。证券交易所里每天还是成交着巨大的交易，南京路上依然熙熙攘攘，挤满了人群。上海的霓虹灯下，爵士乐中还是萦绕着光怪陆离的魔力。这就是上海，一个既是天堂又是地狱的魔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