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哥在吗？……赣州来电。”
昏黄的灯光下，趴在桌子边，皱着眉头的杨沪生正看着摊在面前的各种情报，心神不宁时，史秉誉拿了封电报，轻轻推开门走了进来。
“秉誉啊，进来、进来……怎么说？赣州那边又发生什么事了？”
无事不登三宝殿。如果史秉誉觉得自己好处理的事情，他才没那么好心找杨沪生征询意见的。既然来了，事情肯定很棘手。杨沪生现在军事方面事情都忙不过来，又要抓地方事务，这让杨沪生苦恼万分。
铁腕人物并不是那么好当的，除非你根本不想将国家治理好。
“是这样的，赣州那边来电，说是大批工人要求离开工厂，领了工资回家种地去。那边来电询问我们应该如何答复工人。”
“啊？”杨沪生脑子里乱成一团，不知这世界到底是怎么了。“不是有工人最底工资保障嘛？每个月那么多钱，总比他们在家种田，收入要可观多了。他们怎么又想着回家种地？”
解放区之所以能将英法打败，现在正以雷霆万钧之势，让清朝退出历史舞台，完全是因为强大的军事实力和经济基础造成的。而这些都因为解放区几个工业基地有欣欣向荣的气象。
原来工商企业主要集中在温州和福州，这两个城市靠近大海，分别有瓯江、闽江流经城市，与大海相通，千吨商轮可以直接溯流抵达两城，对外贸易极为方便。良好的地理位置加之福建历来不富，人们渴望富裕之心极为迫切，而温州人又敢为天下先，富有闯劲，在乡下保守势力还很浓厚，城市周围工业却如同核聚变一样，在封建残余思想还很浓厚之时，已经如雨后春笋一般遍地开花了。一个成功的工厂，可以带动周边冒出相似企业无数家，这方面温州尤其厉害。
当时唯一让杨沪生和史秉誉在欣慰之余还有点遗憾的就是，福州人善于小打小闹，他们总害怕政府突然提高税率或者再回到传统，给他们来个抄家没产，把办的好好的工厂没收了。为此福州企业主宁可将利润换成白银埋在地下，也不愿意用来扩大再生产。至于温州，温州这里的工商业者小聪明实在太多了点，善于模仿也许是温州人的天性，但模仿过头了却不是什么好事情。温州商人看到茶叶生意好，哗啦啦一下，遍地都是茶场，看看丝绸生意不错，于是从乐清到平阳，到处都是丝绸厂，真是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如此乱哄哄局面，自由竞争下，压价竞争也就是难免的了，这让解放区损失了不少税收。温州人的小聪明还体现在他们的狡诈上面，为了能赚取最大利润，克扣工资、加班加点、招收童工这都是常事，生产的商品假冒伪劣砸解放区牌子这样事情，温州人也毫不在乎——只要自己有钱赚就可以，至于国家如何，这好象跟他们没什么关系。
走了极端的温州商人，让杨沪生常常又是喜欢，又是痛恨。
不管怎么说，有了这两个港口城市，让杨沪生他们在看似沙滩的地方建立起了一个庞大的城堡。不过正因为两个港口城市距离大海实在太近，在预料到英法要干涉解放区时，为了避免自己的工业基地让人家一下子给捣毁了，温州和福州的工厂只能朝解放区腹地搬迁，于是才出现了南昌、长沙、赣州、衡州等几个基地。尤其是赣州，作为解放区中心，又有赣江将赣州与长江连接起来，翻越大庾岭，经东江进入北江，又能抵达广州，进入南海，加上东有武夷山脉，西有罗霄山脉，南有南岭，三座山脉从了赣州天然屏障。虽然英法联军在海军方面占有绝对优势，但赣江的水深却让绝大多数战舰无法进入赣江，南下赣州。赣州自然成了解放区在英法联军入侵中国时，最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大批工厂从温州、福州搬迁到这里来。
上次福州工人因为工资问题起来罢工，赣州工人也有蠢蠢欲动之势，幸好福州事件很快通过谈判和平解决，同时参议院虽然争执不休，却也比较快通过了工人最底生活保障法，赣州这里也就没有为了同样事情发生罢工。如赣州发生大罢工，对解放区的冲击远不是福州罢工所能比拟的。
现在英法联军赶回欧洲了，一统中国也是一两年内之事，这时候却发生了赣州工人要求离开工厂回家种地，杨沪生自然觉得不可理解。要知道，赣州的工人大多数都是从军队里复员安排过去的，守纪律服从命令，这样的人自然特别适应大工业生产。而且赣州还有健全的工会组织，按理说这里不应该出现劳资方矛盾激化情况。
史秉誉气恼地说道：“还不是南昌前段时间贫农闹事闹的？那些工人不知从什么地方听说我们这里并没有满足穷人兄弟的要求，用这种方式给我们施加压力，这是决不允许的！”
说着史秉誉重重敲击杨沪生面前的桌子。都火烧眉毛了，史秉誉也无法在杨沪生面前掩饰自己对他的不满。
史秉誉总觉得南昌事件是杨沪生在暗地里给自己捅篓子，既然杨沪生可以煽动农民给政府施加压力，那么他又为什么不能煽动工人加剧给政府的压力？
杨沪生将史秉誉手中的电报接了过去，粗略扫了两眼，微微摇着头淡然一笑道：“从上到下我都没看到上面写了工人要求和农民站在一起，你又怎么知道是南昌这边事情引起来的？妄自猜测可不行啊！”
史秉誉冷哼一声：“哼，难道非要上面写了才证明这两个事情有关联吗？两个事件时间如此之近，而且都跟农村有关系，早不早，晚不晚的，这事只要有点脑子的，哪怕是猪脑子，稍微推测一下也能想出来！”
给史秉誉骂成猪脑子，杨沪生也没觉得很气愤。
“难道不可能是巧合吗？这世间巧合的事情太多了，何况就是有关联也没什么嘛！我们农村土改一直左右摇摆，底层百姓早已不满，这跟火药桶没什么区别，只要有个引子，一点就炸，我看要解决，主要还是政策方面要向底层倾斜，不然你我总有一天要被炸上天的。”
“炸上天的应该是我才对，你是人家代言人，他们怎么可能炮轰你？”
“别那么生气嘛！”看史秉誉脸色一直不善，杨沪生站起来笑着拍拍史秉誉肩膀。“你我是一根绳上的蚂蚱，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放心，我是肯定永远跟你站在一起的。不过某些时候你也应该做些让步才是，别忘了，这世界永远是穷人最多，要是不让穷人过上好日子，他们不起来造反才怪！”
“你会跟我站一起？鬼才信你。”史秉誉自然不会相信杨沪生与自己想的一样。“穷人最多自然没错，但怎么穷的，这可很有讲究。有些是因为没有生产资源穷困潦倒，还有的人根本是因为懒惰才贫穷，那些懒人给他分配了田地，他也伺候不好庄稼，工厂收入高，让他进工厂工作，他又觉得工作太累，一点不清闲，干不了两天就想走人。这世界哪有又轻松又来钱容易的事情？对没有生产资源的，我们可以供给他们，让他们投入生产，可那些懒惰的呢？共产主义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社会主义是按劳分配，多劳多得，如果他们不肯干活，难道我们还养着这些懒汉不成？”
“懒汉毕竟是少数。”
“少数？错了，大错特错，并不是少数，而是很多人都是如此，甚至可以说，大多数人都是如此。偷懒，毕竟是人的天性。谁不想工作舒服，钞票多多？红眼病也是人的天性，自己不勤劳不说，看到人家因为勤劳取得众多家产，就妒忌了，就想分他一笔，这是中国人的天性。”
“怎么能这样说呢？难道你认为我们中国人不是勤劳勇敢的民族，而是如同蝗虫这样民族不成？”杨沪生脸上笑容渐渐收了起来。
“别告诉我你在农村没有看到那些游手好闲说东说西让人讨厌的家伙。这些人是真正的无产阶级，家徒四壁，家里连一粒米都没有，可他们又是让人生厌的流氓无产者。他们什么也不害怕，反正一人吃饱，全家不饿，脑袋掉了也不过碗大的疤，我们军队中，这样人占了很大比例，幸好政治工作能将不少军队这样人教育好，可地方不同于军队……土改，首先得益的就是这些人，起来斗地主最积极的是他们，地主逃到城里了，分给这些积极分子的田地物资没用上两天，他们又一一变卖用来果腹，等卖完了，坐吃山空，生活照样难以为继。”
杨沪生默然了，这样的人他自然看到不少——可以说，只要在农村，不管哪个村庄，他都能看到这种宁波话叫“桥头老三”的人。
这些人因为穷，他们的革命积极性是最高的（为了钱当叛徒。比例也是很高的），也不怕死，反正什么都没有，打胜了吃香的喝辣的，若是打了败仗，大不了十八年后重新再在这个世界走上一遭，他们又有什么事情好害怕？军队中最勇敢的就是这些人。
当然，因为他们流氓无产者的本性，破坏军纪的事情也时有发生，但事情既然有两面性，就要看到底哪一面更重要些，人无完人嘛！战争年间，一个有缺点的勇士总是比一个老好人懦夫更受到将领喜欢。这些流氓无产者在军队这么些年，一些成了坚定的无产者战士，有的成了高级将领，有这些例子，杨沪生自然不会觉得流氓无产者是如何可怕了。
不过杨沪生也明白军队是一个具有高度组织性、强调极端服从的地方，如自由散漫，下场轻者关禁闭，重者掉脑袋，这跟地方没什么可比性。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军队那个大熔炉管束下，可以将一个懦夫变成一个勇士，而在地方，懦夫只能是懦夫，环境使然罢了。
同样的一个人，在军队，杨沪生觉得是个人才，到了地方，恐怕史秉誉就会觉得是个罪犯了。让整个社会都变成军队？这好象太过分了。
“这个……”杨沪生沉吟了半晌，不大自信地说道：“你这个说法是有问题的，真要绝大多数都是懒汉，社会还如何进步？……而且不管怎样，既然是中国人，管他是地主还是懒汉，我们总要让人家活下来不是？就算大多数人是懒汉，我们也要看到这是旧有的生产关系造成的，是旧有的社会制度造成了这样畸形社会。我们不能怨天尤人，只有想方设法改变才对。”
见史秉誉要插嘴，杨沪生摆了摆手，继续道：“关于这些人，强迫他们劳动显然是不行的，你越强迫，人家越有抵触情绪，就是在监督下干活，他给你偷工减料，虚耗时间，到时候低效率也是必然的，我看还是采用开展思想工作比较好。”
史秉誉正想讥讽杨沪生“政治工作万能论”，杨沪生已经掰着手指头，自顾自讲起如何改造那些懒汉了。
按照杨沪生的说法，人，都是有自尊的。懒汉和新生政权并没有敌我矛盾，而且依照这些人的性格，他们逆反心理很重，你要是批评、规劝，人家不当耳旁风才有鬼。要是强制劳动，这又是将政府和他们之间的矛盾扩大化，属于得不偿失。
对待这些人，只能采用跟他们算帐：算算他们一年要吃多少粮食，那些粮食都来自什么地方，算算他们一年穿的衣服有几件，一年中忍饥挨饿的日子有多少天，冬天到了少衣服穿挨冻的天数又有多少？
要算算大娘纺线能补贴他多少，现在机械化大生产了，这些补贴是否还能有以前那么多（当然不能将矛头对准机械化大生产，让那些懒汉对工业化抱有敌视心理。要告诉他们只有工业发达了，大家才有更多钱过上更好的日子，碗里才能天天都有肉。这种天天吃肉的日子对现在百姓而言，就如同苏联人所言共产主义社会就是土豆加牛肉，或者楼上楼下电灯电话，一样显得很是虚无缥缈。）？再算算体弱的大叔上山打猎，下海摸鱼能救济他多少？
这样介绍当然不能将一个懒汉变成一个勤快之人，但这样可以触动一个人的灵魂，让他对帮助他改变不至于那么抵触。
在帮懒汉分析日子是如何过后，应该再跟他讨论一下，他能干哪些农活，如果农活不成，他又有哪些活可以做。孤家寡人的，还要讨论娶媳妇过日子，讨个老婆需要多少钱，又如何赚这些钱。食、色，性也。懒汉又不是太监，总不能让这些光棍成为社会隐患吧？
成了家的，要跟他讨论生孩子开支，有孩子的要跟他说再穷不能让孩子也跟着受罪，自己穷，总不能让下一代也跟着受穷。而要改变穷的面貌，只能参加劳动。
当然，在一个自给自足经济走向崩溃，社会正在向大工业转化的中国，单家独户是很难再过“你耕田来我织布”这种理想模式过上幸福日子了。不光是懒人，对普通想正常过日子的农村百姓而言，水源、农具、技术、资金、种子、肥料、运输、市场……这些都是横在他们面前的难关。以前地主拥有这些资源，现在地主都逃进城里，这些资源分下去后，又不可能让大家都全部拥有，靠自己的力量想生活好，这基本不现实。
要想让大家都过上好日子，只能走合作化道路——将大家组织起来，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为了生活各尽所能。毛泽东主席提倡的人民公社并不是脑门子一热就拍板的，在文化极度落后，交通十分闭塞，又因为战乱，水利设施完全破坏情况下，将彻底无序而低效的农村，靠人民公社这种形式让他形成一种简单有序的生产秩序。通过分工、调配，农忙时种田，农闲时建设渠道、购置农具，这样才能让大家都吃上饭。
当然，亩产万斤粮这种笑话，杨沪生是肯定不会相信的。而且杨沪生认为就是搞合作化，也应该按照多劳多得来分配。
史秉誉对人民公社没有杨沪生那么多好感，对史秉誉而言，人民公社真要是万能的，也不会有后来的包产到户了。不过越听史秉誉越觉得杨沪生并没有信口开河，他在城市待的时间是很多，但农村也经常去，很明白现在农村现状，那可真是一穷二白。要是不组织起来，并且政府给予扶持，农村不管进行了土改，还是不进行土改，最后都要走上破产这条道路。
听杨沪生介绍合作化好处，史秉誉也砰然心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农民还在享受包产到户前，人民公社在农田水利建设上打下的基础，这事情史秉誉是无法否认的。水库、机耕路在包产到户后造了多少？真要像人民公社时期那样年年造，那费用和精力远非政府所能承担。可以说，包产到户享了人民公社之福（人民公社坏话当然是要说的，不说又如何体现出进行包产到户的英明之所在？）。
现在根本不存在包产到户这一说，土地原本就是农民的，还包什么产到什么户？史秉誉不是一叶蔽目的疯子，有了毛泽东时代的经验教训，集体化的好处和坏处他多少还是了解一点的。集体化弊端虽多，但现在最重要的是如何让农村生产的粮食能够满足全国人口需要，如何能更好的抵御自然灾害，并且还能有大批剩余劳动力从土地上解放出来，进入工厂当工人。独家独户和集体化哪一个更好？将这两种方式放在天平上秤秤，史秉誉很自然就秤出孰轻孰重。
杨沪生说完，端起茶碗低头喝茶，史秉誉点了点头：“关于农村问题我会再多跑跑下面，好好调查研究一下，不过大哥您说的这些，我想，还是很有用的。也许我们可以先在几个省，分别找几个有代表的县搞搞试点，要是可行，就这么做。”
杨沪生见史秉誉从“右倾”道路上再次转弯，回到正确路上。他觉得这才是自己兄弟，与自己保持一致，全心全意为中华之崛起做事，而不是为了那些满身铜臭的商人做事。自己的敲打还有用，这让杨沪生很是欣慰点了点头。
“不过现在火烧眉毛的是赣州工人罢工如何解决？电报你看了，那些工人要求将工资付给他们，完后他们就要走人，而工厂又不肯放他们领钱走人，现在那些工人占据厂房，在里面静坐示威呢！工人是不能得罪的，可将资本家推到反面去，显然也是错误的，老大你给我拿个主意吧。”
杨沪生一听，脸色难看起来。
史秉誉将这个烫手山芋递给他，一时间杨沪生也搞不清楚到底应该如何是好。
和史秉誉一样，杨沪生以前并没有在工厂当过工人，对工厂的事情，他知道的实在有限。他只知道工人是最有组织性、战斗力的阶级了。要建立工会保障工人切身利益，依托工人实现社会改造。可现在工人挑战他所建立政权的权威性，这事情如何解决可实在麻烦。
虽然杨沪生并没有怂恿别人跑到工厂拖拖参议院的后腿，但杨沪生也不敢保证别人在听了自己暗示后，将事情做大一些。
既然不清楚这事情到底有什么内幕，杨沪生只能冲着史秉誉耍无赖了。
“我们不是有分工合作嘛，我管军事，你管地方。既然是工人问题，我看这还是你自己解决比较好，用不着我瞎搀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