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了家门，到了北京，情况则不同了。
我们吃饭时，彩荷坐在了里面，她向我伸来一只碗说：“大姐，我出不去了，你帮我盛碗猪！”
我说：“啥？”
“你帮我盛碗猪。”
我上哪给她盛一碗猪去？再说了，那小碗哪能装得下一头猪哇！
伊水不动声色地说：“她是让你帮她盛一碗粥。”
我的妈，这差别也太大了！
两个中国人说话，中间还要夹个翻译，岂不怪哉！
一日，彩荷美滋滋地说：“我买了一件K色裙子。”
我正在犹豫：K色？K色该是五颜六色中的中哪一种呢？
她从柜子里拿了出来，我才恍然大悟，“你说的是——黑色？”
“对，就是你们说的‘黑色’，我穿上，你看看怎么样？”
说实话，这种神秘色彩与她的确不怎么相配，从上到下跟个直挺挺的鞋油桶，我脱口而出：“砢碜！”
“砢碜？”这回轮到她猜谜了，她试探着问：“你是说……‘不好看’的意思？”
我真的惊异于她的聪明了，如难懂的方言她竟能猜出！
彩荷看出了我的心思，直截了当地说：“我是从你的表情里猜出来的。”多亏
她有察颜观色的本领！
天色渐晚，我正要进入梦乡，彩荷推了我一把，“给你吃蹄。”
我头不抬眼不睁地说：“我不吃猪蹄子。”
“不是猪蹄子，是蹄。”
“不是猪蹄子还能是啥蹄子呀？”我嘟嘟囔囔地坐了起来，彩荷递过来的东西令我愣了半天，“你是说——梨？”
“嗯，吃吧。”
“吃，吃，这个我吃。”我抓起一只往嘴里塞，拚命地掩饰着要笑得崩溃的嘴巴。
提起家乡，我和彩荷有着同样的感受。家乡，是留在记忆里的一缕余香，即使是穷乡僻壤，也能云山雾罩地摆出它的几个“独一无二”，说成仙人仙境，从而使那些从没来过的人垂涎一番。
有一次，我正准备抒情，一张口：“俺家那疙瘩……”
“什么？什么疙瘩？”彩荷一副困惑不解的样子。
为免去更为繁琐的解释，我只好改口：“我们那个地方……”
看来，这普通话不说是不行了！
彩荷是个性格外向的人，经常把她的同事带过来玩。
湖北的树枝和陕西的徐航提起了各自的同学结婚的事儿，聊着聊着，就争了起来。树枝把“结婚”说成“结分”；徐航则说成“结hueng”（她的这个发音，在字典里找不出与此相对应的字，我用拼音标识）。她们相互嘲笑一阵，谁也拿不准确切的读法。
树枝说：“问问大姐吧，她的读音肯定对。”
身为大姐，面对着扑将而来的四柱目光，深感责任重大，理应为她们做出表率才是。于是，我抱着一丝不苟、诲人不倦的态度，以一种自认为最标准的普通话，一个字一个字地示范给她们，“结——婚！”
没等我缓过神儿来，就爆发出一阵更为剧烈的笑声，笑够之后，她们边擦着眼泪边指着我的鼻子，异口同声地说：“你说的也不对！”搞得我莫名其妙。既然说错了，也不便为人师了。但是，究竟哪儿读错了呢？
树枝在这些人中是出洋相是最多的一个。三句话中，总有几个字读得不够标准。比如，她把“团结湖”说成“谈结浮”。他们单位的总经理虽然只有一个，其他的人也爱以“某总”相称，过过嘴瘾，以满足彼此的虚荣心。树枝在叫别的“总”时，倒还悦耳，叫胡军，就不怎么动听了，“喂，浮（胡）总——”
极其敏感的胡军跳起了“老虎神”，“你才‘浮肿’呢！”
两人经常为此吵得死去活来。这样让她叫下去，胡军的名誉受到了严重的损害，得想个折了。他坐了下来，耐心地教她，“我姓‘胡——’。”
“姓‘浮（胡）——’。”
胡军加重了语气，“‘胡’！”
“‘浮（胡）’！”
胡军气得垂头丧气，手摆得像个高速运转的电风扇，把桌子上的纸片子扇得呼呼作响，“得！别再叫我什么‘总’了，还是叫名吧。”
看来，推广普通话确实难，可是，难也得说，不说更难。
在伊水家住了两个月，她家的房子到期了。尤湖想转行，不干书了。他找来了废品收购站的人，带来了两大卡车，把他的几大库的书全当成废品处理了，人家给了他九千块钱。
伊水和尤湖找了房子，搬走了。
我搬到了另一个地下室——某学院的学生宿舍。我有学习卡，以学生的身份入住，比较行得通。我的一半时间就生活在地平线以下了。
我不再只是生活在家庭中，而是生活在社会中了。
这是一家个体承包的旅店，对学生资格的审查并不严格，住进来的也是鱼目混珠。
在宿舍里，我最先见的是二十五岁的栩如，她不施脂粉，朴素、清新的学生妆扮，两只月牙般的眼睛闪着直率、聪慧的光芒，端庄、秀气的鼻子倔强地上扬着，那张绷紧的、薄薄的嘴唇仿佛在思考着什么……小鼻子、小眼儿、小嘴儿同她那单薄、瘦小的典型的南方人的身材组合起来，竟也讨人喜欢。
我问她：“水房在哪儿？”
她放下书包说：“我带你去！我刚来那会儿也是分不清东西南北，总走错，熟了就好了。出了门，往右拐，千万别往左，左边没路；走到头，再左转，右首这面是厕所，那儿是洗漱间，带帘子的黑屋子是浴池。浴池不大，只够两个人洗的，没有门，没有灯，没有窗户，没有暖气，空气不好，那个水池子最好别用，长了发霉的绿毛了。你可以用自己的盆子，打满了开水放在里面，把空气熏热了再洗。这是烧水的大壶，每天供应两次热水，早六点，晚六点，记住时间，去晚了打不着了。前面是出口的方向……”
亲切、开朗的栩如做了我的向导，打消了我与她之间的距离感。
和这些学生们住，如果有人问起我的背景，我该怎么回答呢？是如实说，是编一个理由，还是拒不回答？我是因为想躲开那些问题，才来到北京的。可我还是要为这个问题而伤脑筋。
下一个进来的叫黛眉，嗓音很粗，但很热情。“大姐，咱们这屋的人挺好的，你有啥事儿就支声。”
“谢谢。”
我在水房洗脸，黛眉也去了，她在洗脚。
她问我：“大姐，你今年多大？”
讨厌的提问！
接下去，肯定是：“你结婚了吧？”“你有孩子吗？”“你的孩子几岁了？”“你的丈夫是干什么的？”……它们像包抄的敌人，逼进中心，逼进我最不想说的！
堵住！我必须把她的问题堵死！我不能给她答案，不能让她和别的人再问下去！
我毫无表情地对她说：“对不起，我不能回答这个问题！关于我自身，我不想多谈！别的你问我，我可以说。”
她被我的冷枪冷炮呛住了，张着嘴……
说完那些话，我就回屋子里了。我上了床，把帘子一拉，把自己封在里面了。
我怎么变得这么怪？这么无情？这么让人难以接近？那个一惯温和的人哪儿去了？她是个那么热心的人，我却用那么不近人情的话对她说。我挫伤着别人的感情。
我丢失了我。
我的心情差极了！
不管了！既然这么开了个头，就这么走下去吧！她们都比我小，她们都没有结婚，她们的玩伴也如此，我不能说我的年龄，不能说我的婚姻。封闭自己，就是不和人说！
我不想再回到以前的阴影中了。重新开始，让他们谁也不知道我。
我在我的周身建起了坚固的铜墙铁壁，我独来独往，我谁都不理！
帘子将我和外界隔开。
我仍然密切注视着帘子之外，我的生存环境在这儿，我要熟悉它。
“哎呀呀，不得了，热死我了！”浪声浪气的嗓音传入了我的耳鼓，一位体态尤其为丰盈的女人走了进来，她随手从桌子上的杏干中捏了一个个儿大且肉厚的，用食指和拇指拧进了红艳艳的口中，右脚打着拍子，富裕的脂肪上下颤动着，游移的目光碰见了我的帘子，她一掀，那剃光了又画上去的眉毛向上一挑，“哟——新来的？”
“……啊，我叫伊依，学导游的。”
“我学金融，你叫我‘胖胖’吧。”
虽说“胖胖”一词配她的形体极为贴切，但与她第一次交谈就直呼这近于绰号的字眼儿，实在不为妥当。我面露难色，“这，这不太好吧？”
“没关系，他们都这样叫。”
我惊诧于她的坦率了——能够拿自己的缺憾开涮的人并不是多见的。我问：“你……有多大了？”我猜她该和我差不多。
不喜欢别人问我的，我却又要问别人。问年龄好象是中国人的习惯。
她答：“十八。”
“十八？”
“怎么？不像吗？”
“像、像、像、像……”
我鸡啄食似的点着头，心里却嘀咕着：横看竖看，从她的身上也看不出十八岁的痕迹来呀！她的肉色睡衣的确是过于“露”了！超短的下摆紧紧地裹住了她的肥臀，每走一步，连衣服带人均富有挑逗性；低胸袒背，圆润的肩膀上由两根如灯绳般粗细的带子前后褡附着，我真为她担心，万一它们折了，该是何等的不堪！
“不得了了！不得了了！起痱子了！”胖胖从抽屉里取出粉盒，揪住粉扑向下用力一抿，将脸上、脖子、耳朵、胳膊、腋下……里里外外抹了个遍，整个人像从粉堆儿里滚出来的白雪球，一股浓烈的气味呛得我差点没背过气去。
栩如看不惯，斜视着她说：“这天可够冷的，你的脸上不会起痱子吧？”
胖胖把头一扬，“帅克喜欢我这样！”不经意的一句话道出了实情：起痱子是假，涂粉是真。
“白白——”胖胖朝栩如抛了个媚眼，一扭身，不见了踪影。
“这种人！”“砰——”栩如关上了门。
“她是咱们屋的吗？”我问。
“是。”
“我们要不要给她留门？”
栩如边插门边说：“不必了！她到她的男朋友那儿去了。在楼上，除非两个人吵架，她才会回来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