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向单位的领导提出了想上班的申请，顾主席给我的答复是：“等着吧，机关人员正满着呢，有了位置，再安排吧。”

我回家等着，等了一个月没有消息，两个月还没有消息。

我处在了一个很尴尬的位置上。

也许是单位里的人确实很多吧，领导不好安排。还有一种可能是，单位的领导会想：你不是走吗？走了你倒是别回来呀！

我在家闲着，伊妹要我陪她做人工流产。

她烦躁地说：“怎么搞成了这样？怎么会这样呢？明明戴环儿了，怎么还怀孕？我的问题？他的问题？避孕的问题？医生的问题？到底是谁的问题……”

医生说，可能是环儿的质量出了问题，现在，戴环儿怀孕的太多了，伊妹只是其中的一个。过去，却少有这种现象，一个环儿戴到老，也没见有什么事儿。

伊妹倚着门，滑落的几根绒绒的碎发被呼出的起伏不均的气流吹乱了阵脚，眼里印行的血丝好似盘拧的龙须，交错、繁杂。

流产！必须要做流产了！

医生说，刮宫的时间要延推到四十几天以后，因为，早了，怕刮不净；迟了，又恐刮不得——需做引产。

会疼吗？会怎样的疼？疼到什么程度？能熬得住吗？同生孩子相比，哪个更疼？那样的痛苦每每想起，伊妹都如杯弓蛇影，心有余悸。

伊妹说：“他（她）是个小生命啊！他（她）是投奔我来的，我却不能让他（她）活！是我害了他（她）！我的罪孽有多深！我的孩子，我的孩子……”

伊妹通过各种渠道，收集了有关流产的种种信息，使她有如芒刺在背，视流产如畏途。不胜其烦、蒿目时艰的等待引发了她的扁桃体发炎和感冒病症，孱弱的身体和欠佳的心态互为促进，互为恶化，整日的长吁短叹，食不甘味。唯一略感欣慰的是，下调了几公斤的体重使她回归于从前的窈窕了。

她因劳累过度而流血了——头一天，她还在用独轮车顽强地推着沙子。

“姐，你陪我去吧？”她问我。

“亚楼呢？”

“出差了，我不能耽误他的大事。”

通过亲戚，我们结识了一位姓黄的医生。

第一次去，黄医生说：“真不巧，下午有两个做手术的，排满了，你们明天再来吧。”

我和伊妹点头哈腰的，连说了几个“没关系”。

第二次去，黄医生和和气气地说：“坐着吧，手术器械拿去消毒了。”她打电话催了几次，“你们着急了吧？”她问我们。

“不急不急，我们有的是时间。”伊妹说。

黄医生抱怨了一句：“那边图省事儿，送多了才给消毒，赶上个大手术都来不及！”

我问伊妹：“怕不怕？”

“不怕了。化验那阵儿怕，特别是快出结果时，我的腿都快站不住了！”

“给打麻药吗？”

“打，我买了。”

“刮宫时，我陪你进去吧。”

“不用不用！我能行！”

我握紧了她的手。

有的医生在和别人唠着家常；有的正托着腮帮子，两眼望着光秃秃的树发呆；有的聚精会神地看着一本休闲杂志……

“嘟——嘟——嘟——”

看杂志的医生拿起了电话，“喂……又是我接孩子！我们这靠点儿，你又不是不……光知道喝！就你事儿多！”她挂了电话，大为光火，“俺家那口子，啥也指不上他！”

“可不，俺家那个也是，一喝喝到二半夜！”

围绕着这个话题，她们对各自的丈夫做了一番措词激烈、深恶痛绝的猛烈抨击。

手术器械到了，黄医生让伊妹进了产房。

过了一刻钟，黄医生开了门，对我说：“完事儿了，进来吧。”

伊妹见到了我说：“姐，我刚才让你来就好了！如果你当时在我身边，我可能不会那么害怕了。”

“我说我进来嘛，你偏不让。疼不疼啊？”

“还行。”

“那个床上咋还有人？”

“引产的。”

妹妹出了产房，便疼得蹲了下去。

“我背你出去呀？”

“不……歇会儿……我歇会儿再走……”

伊妹缓缓地站起，我扶着她，一步一挪地向外走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