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部长说：“张副主任这人行，今年还让他当劳模。”

张副主任听到这个信后，特意跑来找黎部长，他说：“说啥我也不当这个劳模了！”

黎部长说：“你当的不是好好的吗？”

张副主任说：“当劳模太累了！不但工作要干好，关系也要处理好。你让别人当吧，我不当了，你怎么说，我也不当了！”

张副主任推掉了应该再次落到他头上的劳模。

用于表彰全局先进的那笔款批下来了，十九万元，这在工会，就是很大的一笔钱了，由经济部支配，买奖品。

春节的头一天，黎部长说：“伊依，别写了，咱们出去办年货！”他又问景翔，“咱们一家半个猪够不够？”

景翔说：“够了。”

“再买糖、瓜子、水果……你想想，有啥要买的，列个条子。”

我一听他们列的年货单，就不想去了。我挣的那一个月的工资，只够我和孩子正常生活的，稍有一点事，就得出现赤字，不敢多花钱，错花钱。过个年，哪怕我自己不吃不喝，我也得给领导上点礼呀，一百二百的，好干啥呀！

我说：“我不去办了，我家里有，什么都有。”我是把话往反了说呢，我说我什么都没有，我再拿不出钱来买，我不更难看吗？

“你别的不用买，怎么也得买一半猪肉回去吧？”

“我们家里的人不怎么吃肉。”

“不用你拿钱，咱们部自己搞福利，不带别的部的。”

我不能说部里给拿钱，我们家的人就爱吃猪肉了，我说：“我不买了。”

“那……你不买呀？”

“不买。”

他和景翔办年货去了。

过了年，正开全局的职代会时，黎部长和景翔准备去外地买奖品——是发给全局的先进个人的。

黎部长关上了门，小声地对景翔和我说：“顾主席……他从我这拿走了六千六百块钱，我怎么入帐啊？”

景翔说：“他怎么说的？”

“他说他用，也没说干啥用，我也不敢问哪！”

他们走了后，周一，我听顾主席在职工大会上说：“文化宫走廊里的玻璃我说了几次了？下了班把窗户关上，听吗？有一次刮大风，我看见了，我把它关上了。玻璃安了两次了，还是碎，我看也没人管。我不说拿公家的东西像爱护你自己的眼珠子那样去爱护吧，你怎么也得差不多吧……”

黎部长打来电话，说他们没带钥匙，让我在办公室等着，要很晚才能回来。

晚上九点多钟，他们拉回了一大车的货，是包装精美的毛毯。

我听部长对景翔说：“亏得你去了！要是我，他们要的那个价，我就给了。你这个价，我可坎不下来。你坎价是行，再有这事还得带你去！”

景翔用毛巾掸着身上的灰，说：“他们不给我，我还上别的家找去！有的是，非得在他们那买？咱们要的量大，价格压得下来。”

景翔会做生意，也敢压价。

黎部长和景翔不但带回了用于表彰的奖品，还给工会机关的每个人都分了一个毛毯，包括干事。他们两人在机关的威信直线升高，因为这在以前是没有的事。虽然我们是搞精神文明建设的，但是，也经不起物质文明的诱惑，工会是个穷部门，给一点点的好处，就能听到一大堆的感激话来，不是虚伪，是真的感激。

中午，景翔开着自己家的车，送黎部长和我回家。在黎部长家的门口，他们从车上卸下了两个很沉的东西。有一个大的，我看见外面的图片是像带音响的录音机，那个小的，我没看清是什么。

黎部长又指着车里的另一个包装很好的东西，对景翔说：“那个，你拿回去。”

景翔点头。

我们再上班时，景翔说：“黎部长够意思！”

黎部长也说：“有钱别一个人花，一个人花就是病！”

顾主席出国的手续办下来了，去的是亚洲的几个小国，正好赶上很多单位开不出资的时候，有的职工有怨气，说，我们都快吃不上饭了，当官的还出去玩！

局里的其他主要领导也都出过国，去的是欧美国家，他们赶的时候好，内部形式还很安定，没有招来太多的抱怨。我在参加局里的一个会时，一个副局长从美国带回来的棉花糖给开会的每个人发了一块，我也吃了一块，和中国的棉花糖一个味。

顾主席让黎部长上他的办公室一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