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我四十岁以后，我才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我为什么不坚持对的而去盲从错的？我可不可以不这样做呢？我周围的很多人对我的这一点都提出了看法，说我不能坚持自己的意见，别人说什么，是什么。

错的就应该改，对的就应该坚持，这是常理，小孩都懂。

在过了很长的一段不开心的日子之后，我终于盼来了一线曙光——华书记要调走了。这对我，是个大喜讯！如果我说华书记走，我不愿意，那肯定是假的。他不爱看我，当然也不能使我爱看他。

在欢送会上，别人给他敬酒、劝酒，说着送别的话。我坐在那里想：他可走了！他总算走了！

等到他们给华书记敬酒敬得差不多了，我不去敬，也不好看，我也想与他冰释前嫌。我之所以想与他解开矛盾，还有一层原因，就是我的妹妹伊水在他去的那个单位上班，是团委干事，正归他管，我不想让他对我的怨恨带给我的妹妹。

我鼓了鼓勇气，虽然我还是怕他在机关人员全在的场合给我难堪，但我必须走向他，向他说明我要表达的话。

“华书记，你要走了，我有一句话要对你说。如果我以前有什么做得不妥的地方，不对的地方，做错的地方，请你多多海涵！”

华书记从机关人员向他敬酒开始，就是点头喝酒（实际上是水）。我说了上述的话后，他也像先前，点头，喝“酒”。没等我撤下来，下一波的人又上来劝酒了。

华书记到了那个单位，竟与伊水特别投缘，对她特别的好，这倒出乎我的意料。

伊水有一定的文采，在单位的演讲中，获得过一等奖，而且，据他们单位的人说，她是他们单位里最有气质、最漂亮的女孩。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些因素使华书记对妹妹特别的好，只要他对妹妹不像对我那样就行。

妹妹已经二十五岁了，团委干事也干不长，她在我们那儿又是大龄青年。她的心气很高，不想把自己困在那个小地方，想往外走，想去北京，但是家里又没有钱，她就想了办法。

她先向华书记说她想出去学习。

华书记说：“你学理发吧，单位里也需要这样一个人。”

她说：“我没有钱，单位能不能给我出钱？”

华书记说：“动钱的事，我得和厂长说说。要等，等到厂长高兴时再说。

华书记真把这事给办成了，厂长答应给借了五千块钱。

这些钱，伊水并没有全拿走，而是帮家里还了很大一笔债，她只拿了一小部分去了北京。她并没有学理发，而是自己找了个外语学院，学外语去了。

她一走，就抱定不回来了。

单位的领导到我们家里催了几次，要这笔钱。伊水要妈妈一定要还上这笔钱，我们家的条件当时也确实还不上。后来单位的领导急眼了，华书记从中帮了忙，结果妹妹却一去不回了，钱钱见不着，人人见不着。有人给定案了，说妹妹是诈骗，骗取了领导的信任，骗了单位的钱。单位里来了一帮人，到我们家，很壮观，有头头，也财务人员，把妹妹，把爸爸，把我妈，痛贬了一顿，说我们家里人是骗子。

妈妈东借西借，把那五千块钱终于给还上了。

妈妈给伊水打电话说：“书，你先念着。只要你想念，我就供你！我卖血去，也得供你！”

伊水想：我能让妈妈卖血去供我念书吗？得了，这书我也别念了。

伊水念了一个月就退了下来。

我和伊水常谈起这件事，她说觉得特对不起华书记和厂长，因为他们确实是想帮她，但是她确实不想回到家里那个小地方了。家里那么困难，她实在是没路子，才想的向单位借钱。

伊水从家里出来，在我们当地是一条新闻，说啥难听的都有，比如，什么一个女孩家呀，上外边能干啥好事？等等。在家里，连她最好的朋友也在传着那样的谣言。

伊水说：“在外面就得扛！扛住了，就挺过来的；扛不住，就完了。”

她扛住了，在家里面的人看来，也算成功了，她在北京站稳了脚跟，买了房，也有了一个书店。

那个时候和现在的情况还不一样，没有那么多的选择。

我和伊水等于都做了对不住华书记的事，这次碰到了他，他像忘记了以前的事，问我：“伊依，你上不上我们贮木场？”

顾主席的话得到了证实。

我说：“顾主席刚给我安排了工作，我不好再动。”

“材料处的领导对你怎么样？”

“挺好的。”

“如果不好，你就来我们单位！”

“挺好的。”

不记仇，不记怨，人和人的关系是可以改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