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压低声音说：“你还敢上那儿卖去？昨天，有个人站在那儿，东西全被抄了！我们这些常卖的，都不敢站那儿。”

“这儿和那儿有啥区别呀？也没几步远哪！”

“那是市场的门口，归他管；这儿，他管不着，他也不管。”

“城管的也不管吗？”

“管！咋不管！现在是非典，来的差了。他们穿着便衣，油着呢！那个是城管的车……”

我刚想逃，她抓住了我，“你看那个车号，不是管咱这片儿的。管咱这儿的车，我认识。卖围裙啦——”她的眼睛四下眨麻着。

“来了！”她以最快的速度，把所有的围裙卷进了一个大口袋里，以迅雷不掩耳之势，从我的眼前消失了。

神了！我岂不是见着了大卫·科波菲尔的“大变活人”的魔术了？

妈呀——我也得跑哇！

我转到了另一个出口处，“一块一袋，一块一袋……”

“走走走走走！”门口的老头的嘴烦不胜烦地“突突”着我。

上哪儿卖呢？

在墙根儿那儿，坐着三个摆地摊儿的：一个是卖大料的残疾人，一个是卖手套的年轻人，一个是卖姜的老大爷。

“我可以坐这儿吗？”我问老人。

“坐吧，没人。卖啥的？啊，咸菜。咋卖的？”

“一块。”我与他们一字排开。

“一袋？”

“嗯。”

“卖姜喽！一块一堆儿！卖咸菜啦！一块一袋！”他顺便帮我叫卖着。

“伊水！”我喜出望外，在这儿与她邂逅，有点像井冈山会师的意思。

“你咋过来了呢？”她问，她的怀里也抱着一盒咸菜。

“他们撵我。”

“我在市场里给往根找了个地方，和一个卖柿子的拼了半个摊儿，把今天的费交上了。”

“多少钱？”

“八块。”

“八块？！”

“他说他那个摊儿的费用一天是二十块钱呢！”

“你别走了，咱俩在这儿卖吧。”

卖围裙的大姐也过来了，她问那个残疾人：“你不是卖香椿了吗？咋卖上大料了呢？”

“改了。”

这小买卖好，说改就改，灵活机动。

一位顾客对我说：“给我来两袋咸菜。怎么淌了？你有没有大的塑料袋呀？”

“真对不起，我们今天早晨走的太匆忙了，忘带了。”

“这个小袋也不行啊，湿了，我怎么拿呀？”

那个残疾人递过一个袋子，解了我的围。我谢过他，并注意起他：他卖东西，不急不躁。有人问，他就答；没人问，他也不喊。他是我们这里卖得最多的，一天总的销售额为四十八元！第二是卖姜的，二十多块钱；第三是卖手套的，十多块钱；我是最末，卖了六块钱。

往根卖了八块钱，正好够交摊位费的。

一个上午，入不敷出。

下午，我到小区东门的市场门口出摊儿。

“交钱交钱！五块钱！”那个管理人员来了。

“你昨天不是说两块吗？”我问他。

“上市场里边卖，两块；在外边卖，五块。”

“……我交两块钱，你给我安排个地方吧。”

“自己找地方去！你把费交上了，我就不管你，哪儿卖都行！”

我找了一个人多的地方，支起了摊儿。在强光的曝晒下，咸菜已经酸透，今天卖的还不如昨天的多呢！

剩下了三十多袋，伊水犯了愁，“本儿都挣不回来……能吃就吃，吃不了就扔了吧。”

一个有着巨大发展前景的经营项目，硬撑了两天，便宣告下马。

写作业、玩游戏、看电视是淘气儿在家的主要生活，其中，看电视的比重要多于其它，看完这个台看那个台，可仍旧有余暇的时间无处打发，“妈妈，你陪我打羽毛球吧！妈妈——妈妈——”淘气儿央求着我。

看得出来，他无聊透了！

加拿大多伦多在刚摘掉“非典帽”的十天，又发现了三十三名疑似非典患者，已有三人死亡。

一些权威机构认为，非典可能具有季节性，在炎热的夏季会减弱，在寒冷的冬天会卷土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