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封警备司令部第四保安团就这么成立了。说是一个团，连军官带士兵加起来还不到一个排。上边除了发军装和管吃饭外，其他供应就难说了。兵员也要自己招募

陈浩愤愤然，和大家商议后决定：交武器不交人，只把高射机枪移交，人是一个也不能给。

梁有田建议说：“团长，也许徐副团长招兵方面有办法。”

中共河南省委已经迁到确山县竹沟。党组织指示徐亮利用陈浩的部队发展党控制的武装力量。当时，中共对在中原发展武装力量极为重视，在竹沟建立了军政干部训练机构，使竹沟一时获得了“小延安”的美誉。在一些乡村建立了党领导的民兵组织和一些地方武装。但是，在国统区不便公开建立基层政权，基层武装在人员、武器、经费、日常供给等一系列方面面临很大困难。利用国民党军队发展，借鸡生蛋不失为一种好的选择。在山西晋绥军名下发展的由我党领导的新军就是成功的范例。

此时的陈浩已是开封警备司令部下属保安第四团的上校团长了。一年时间从中尉排长到上校团长，升官之速，让人匪夷所思。其实，这在战争年代却绝非绝无仅有的个别现象。在敌后，一些抗日武装为了扩充势力，曾采取“招来多少人马，就当多大的官”的政策，比如一个小兵有本事招来一个营人马，那就立刻升任营长。但陈浩在后方，怎么这么快又升官了呢？

原来在1月份开封军事会议期间，日军数次空袭开封。陈浩、梁有田率部队奋勇作战，多次击退来犯敌机，特别是在戴笠亲自带人押送韩复榘上火车去武汉时，恰逢空袭警报响了起来。驻防火车站的防空部队是梁有田指挥的两门高炮和两挺高射机枪，当即一齐开火，一阵齐射猛打，当场将一架俯冲的敌机打得拖着黑烟撞在车站南沿二、三百米处爆炸起火。这给戴笠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蒋委员长听了汇报，传谕嘉奖陈浩的部队。陈浩他们在上报有功人员名单时，也没有忘记在郑州养伤的徐亮，称“副队长徐亮少校亲操高炮痛击倭机，英勇负伤”云云。不久，上峰颁下委任状，所有有功军官各晋一级，赏大洋十元，士兵赏大洋五元。陈浩因此晋升为上校，徐亮为中校，梁有田也晋升为了少校。开封和武汉的媒体纷纷采访、报道陈浩防空队的事迹，自然是吹得天花乱坠。

未料，当时驻武汉地区即将开赴徐州战场的国军嫡系主力200装甲师副师长邱清泉见到此报道，立刻去找二十八军军长桂永清。这邱清泉和桂永清都是留学德国出身的国民党将领，人称“德国将军”。200师是当时中国仅有的装甲师，邱清泉与师长杜某一向不和，所以去找即将一同开赴前线的桂永清帮忙。他一见到桂永清，就拿出报纸：“桂军长，你看看，军政部怎么搞的，这么新式的德国造高射炮，怎么就随随便便配给了地方一支四不像的杂牌部队？我们马上就要开赴前线，我的装甲部队如果没有空中掩护，再没有足够的防空力量，那不就成了敌人空军的活靶子？我们好不容易建成这点已形成战斗力的装甲部队，可不能遭受无谓的损失！”又补了一句：“这可都是国人的血汗呀！”说的倒也正气凛然。桂永清道：“邱师长要如何？”“军座，应该向军政部，不，向委座要求把这些高射炮调归28军或者200师，以掩护即将奔赴前线的装甲部队！”桂永清笑笑：“原来你想要这些高射炮？”“好钢要用在刀刃上！这些个高炮可不能让这些人给浪费了。”“邱师长言过了，这些人不是打下敌机了吗？委座都传谕嘉奖了。你是想把这些人马收编过来？”“军座，报纸上说的，怎能作为依据？我只想要炮，不要人，他们就那么几十号人，可上校、中校、少校快一个班了，不定是谁家的公子、少爷在那儿充数呢。坐在省城后方，瞎猫碰上死耗子，不知是真打中了敌机，还是敌机自己失事掉下来的，这就升官？这官来的也太容易了。我手下的主力团团长才是个上校，这些人久经沙场，流血流汗，熬了多少年才混上个上校。那个什么陈浩，二十多岁，上校？不知是谁家公子，走了谁的门路。这样的人我可不要！我要的是那些高射炮，那可是德国造的新式高射炮，好东西呀，军座，赶快向军政部交涉，晚了别让别人给弄走了。我们就要开赴前线，急需加强防空力量呀！”“好，我这就找军政部交涉，不行的话，就直接找委座。”

就这样，陈浩手里剩下的5门高射炮被调给了28军。按桂永清的意思，反正28军即将开赴兰封，等路过开封时顺便接收即可，但邱清泉坚持立即着开封办事处接收高炮并马上装车运回武汉。他一是怕这5门高炮再有战损，二则要将新接收的高炮与他的人员一起训练磨合，尽快形成战斗力。

高炮没有了，一战区命令陈浩的部队为骨干组建开封保安司令部第四团。此时开封的警备司令是原西北军的一个师长。一战区在河北撤退的时候，刘峙为扩充自己的实力，用开封警备司令的职位为饵诱此君将队伍拉到了开封。但刘峙等人对这位王司令也颇有戒心，不想让他的力量发展壮大。眼看黄河北岸28县尽落敌手，战事逼近开封，南京、济南等处流入开封的难官、难民也为数不少，扩充保安部队势在必行。陈浩被选中当作牵制王司令的力量。首先，失去高炮的陈浩部队需要安置，陈浩本人黄埔军校毕业，在正规主力部队干过，参加过淞沪战役，防空作战又受到过委座嘉奖，上校军衔当保安团长也算是有了妥当安置，再者，他们原来就归警备司令部指挥，由他的人马来组建保安四团，比起一战区另派人来，面子上让警备司令部过得去。

开封警备司令部第四保安团就这么成立了。说是一个团，连军官带士兵加起来还不到一个排。上边除了发军装和管吃饭外，其他供应就难说了。兵员也要自己招募。即使招来了士兵，武器来源也是问题，就是步枪也不敢奢望人手一支。当时国军正规军步兵团一个连一般有轻机枪6挺，七九步枪60支，每个营有一个重机枪连，有重机枪4挺，团部直属炮兵有82迫击炮4门。杂牌部队装备就更差了，著名的29军大刀队实在在火力装备不足的情况下不得已的选择。而地方保安团就更别提了，能有枪就算不错了。保安团不仅战斗力弱，而且名声也坏。

抗战初期，那些开赴淞沪战场路过开封的国军各主力部队都感受到精忠报国思想影响下的豫省人民从军热潮。到陈浩的保4团成立的时候，开封及其近郊的适龄青年要么已经从军，要么参加青救会等各种抗日组织撤往大后方、小后方。陈浩要招兵只能到远一些的农村地区。

当时的中国农村，绝大多数人口都是文盲，信息十分闭塞，没有电视自不必说，收音机、报纸等传播手段也几近于零。中原地区经历多年军阀混战，老百姓对当兵的没有好感，有“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之说。农村地区，本是绝大多数中国人口居住的地方，而当时的国民政府征兵工作主要是以强制摊派和抓壮丁为主，战争动员远远谈不上充分。许多老百姓根本分辨不清“老蒋”、“老冯”、“老日”是怎么回事。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有一个流传甚广的传闻，说是到豫西南山区勘探焦枝铁路线路的人员在山区遇到老乡，老乡问：“城里的老日现在走了没有？”其实这是对农村地区信息闭塞的一种写照。反观日本方面，在1937年上半年总兵力25万人，“七七事变”后迅速扩充而且形成战斗力。例如板垣征四郎的第5师团，战争爆发后在广岛编成，7月27日奉调到我国，8月中旬在大沽口登陆，迅速投入了战斗；109师团8月24日在日本金泽编成，31日奉令编入敌华北方面军序列，9月11日抵天津加入敌第二军作战。因此，毛主席在《论持久战》中分析对比中日双方力量时，专门将“组织力”作为综合国力的一个方面列出。而共产党方面的组织力要比国民党强有力的多，其进行战争动员的能力也就大大优于国民党，当时在不能公开建立基层政权的情况下，共产党方面深入农村宣传抗日，在河南农村许多地方建立起了党领导的农救会组织和民兵等地方武装。相比国民党，共产党更贴近中国的民众，特别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

陈浩对募兵一筹莫展。警备司令部不但不帮忙，反而以设立防空指挥部统一指挥防空为由来要他手里剩余的高射机枪，陈浩愤愤然，和大家商议后决定：交武器不交人，只把高射机枪移交，人是一个也不能给。这时第四保安团拥有四挺双轮式马克沁重机枪，四挺捷克式轻机枪，三十多支七九步枪，十几只仿德式冲锋枪，手枪若干支，另外还有两辆三轮摩托车。在兵器火力方面与寻常保安团大大不同。这其中只有步枪是陈浩他们从上海带来的，其他轻重机枪、冲锋枪都是在巩县装备的。这个保安团的两个主将，一个是正规军校毕业，满腔杀敌报国情怀的少壮军官，一个是有着坚定的政治信仰，久经沙场，军政素质极高的共产党员，现有骨干一部分在战场上与日寇拼死搏杀过经过生死考验，对日寇刻骨仇恨，另一部分则是经过共产党干部的培训，具有一定政治觉悟和较高军事素养。只是在扩充方面遇到了困难。梁有田建议说：“团长，也许徐副团长招兵方面有办法。”这下提醒了陈浩：“对呀，徐副团长住院这么久，咱们原来忙于防空走不开，这样，我这就带人去看望徐兄。”“团长，你离开要向警备司令部请假，不一定好办，还是我去吧，我去过一次，路熟。”“那好，还是带上小旺子一起去。别坐火车，人太多，不方便，开咱们的摩托车去。如果徐副团长可以出院，就把他接回来。”

就这样，梁有田带着中校军装和委任状与小旺子一起到当时一战区总部所在地郑州找他们还在住院疗伤的副团长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