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留给人们的印象是一个懒惰的皇帝，多年不上朝，不批奏章，不任用官吏，被称为“万历怠政”，为世人所诟病，这仿佛是铁的事实，然而通过仔细考察，这种说法并不客观。

如果认为万历怠政，那么万历三大征是怎么取得胜利的呢？

万历三大征指的是平定宁夏蒙古哱拜之乱、播州土司杨应龙之乱以及抗倭援朝战争。这三场战争规模大、持续时间长、困难重重，但最终取得完全的胜利。在君主**的政体下，如果没有万历皇帝的运筹帷幄，就不可能决胜千里之外，可以说万历的战功远康乾。人们对万历在三大征中的表现却集体沉默，这种选择性健忘，岂不怪哉？

世人认定万历怠政的主要表现是多年不上朝。

的确，万历十五年开始，他基本上就不上朝了，但是不上朝和不理政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万历三大征的胜利就是在不上朝的时期取得的。

早朝其实是一种礼仪，是大臣们向皇上颂贺的一种形式。皇上可以在上朝时问政，但早朝并不是问政的唯一渠道，皇帝也可以通过单独召见大臣，或是通过公文（奏折）等多种渠道处理政务。早朝人多嘴杂，并不适合问政。上不上朝，对政务影响相当有限，以此作为万历怠政的依据，经不起推敲。

为了更形象地说明这个问题，我也讲三句话：

一、工人喜欢把活干在明处，老板则愿意在幕后控制。

二、老板每天上班公司运转良好那是有本事，老板每天不上班公司仍运转良好那是有本事。

三、老板不上班公司倒闭那是无能，老板天天上班公司还是倒闭那是无能。

万历作为明朝最大老板，每天不上朝，改为“静摄”，其实质也是在幕后操纵。他这么做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是受刚性制度、道家思想和君臣关系的影响。

先来说说刚性制度。

著明历史学家黄仁宇认为，明代是一个内向和非竞争性的国家。

明代这种性格自朱元璋时代就开始形成。朱元璋夺得天下以后，为确保朱家江山世代相传，对外采取守势，防线稳定的长城沿线，宣布永不征讨边境上的朝鲜、安南等国家，全力防范蒙古的入侵。对内加强了**集权，防范文武大臣，实行重文抑武的政策，以文官统领武将，分散军事力量。为此朱元璋制定了一套刚性的制度，并以祖训的形式要求后世遵照执行。

朱棣取得政权后一度更改朱元璋的政策，北击蒙古、南征安南、七下西洋，呈现出外向和扩张的态势。然而后来的皇帝又改变朱棣的政策，回归朱元璋的政策，终明一朝，贯彻始终。也正是这种防范意识和被动性格，使得明朝显现出“内向和非竞争性”的气质。

再来看看道教的影响。

明代道教盛行，朱元璋曾多次寻访张三丰，朱棣更是为之大兴土木，“北修故宫、南建武当”，道教领袖经常以正式或非正式的形式参与政务，受道教的影响，明朝皇帝大多喜静不喜动，有事被动应付，无事则无为而治。这一点在嘉靖时尤为明显，湖北武当山是道教圣地，嘉靖来自湖北钟祥，他的问政风格深受湖北武当山道家思想的影响，喜静不喜动。这与他的前任，经常闹出动静的堂兄正德皇帝来了个大翻版。大礼仪事件中嘉靖与群臣关系产生了裂痕，从此更是深居简出，多年不上朝，政风格颇为“老道”。万历不上朝，很可能就是受到他爷爷嘉靖的影响。

需要指出的是，道家的影响并非都是消极的，汉代初年以老黄思想为指导，实行无为而治，休养生息政策，这才有了著名的“文景之治”，汉代的国力在此期间迅增长，为后来汉武帝北击匈奴创造了条件。

万历的静摄，也有在三大征之后的休养生息的意思。“静摄”其实是一种执政的理念，精髓是形散而神不散，静如处子，动如脱兔。就像太极拳，看似绵软无力，其实一旦攻击，迅猛无比。因此不能简单将静摄看成是怠政，相反，我认为它是一种十分高深的执政手段。

此外，万历不上朝受君臣关系的影响比较大，我们将在下一章进行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