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昌帝朱常洛只当了一个月皇帝，是明朝在位时间最短的皇帝，他的一生虽然短暂，也没有什么作为，但从生到死都引起了许多事端，闹得沸沸扬扬，是明朝最不消停的一个皇帝。

他的一生都被人利用，作为斗争的工具，明朝末年党争的代表作——“三案”，都与他密不可分。他仿佛是专门为了折磨万历，给明朝添乱而生的。

他的出生就给万历带来了难堪。

有一天，孝顺的万历像往常一样去给母后请安，正好母后不在。无聊之中，他看到母后宫中有一位宫女长得比较顺眼，就一时冲动下了手。

万历这次房事的时间、地点、人物都很不合时宜，因此他一开始不愿意承认这件事情，后来太监拿出证据，他无法抵赖掉，只好承认。

而朱常洛就是这次意外的猎艳事件结出的“硕果”。

对于万历来说，朱常洛是不之客，他的出现仿佛就是为了将自己的丑行纪录在案，昭告天下。

然而这只是麻烦的开始，此后常洛给万历带来的烦恼将伴随他一生。

朱常洛刚长到五岁就引了把大明朝闹得鸡飞狗跳的国本之争，嘴尖舌利的大臣们经常拿这件事收拾万历，把万历骂得是一头的包。

国本之争一拉开序幕，就呈现出此恨绵绵无绝期的展态势，朱常洛被立为太子之后，风波依然不断。

一帮对万历不满的大臣经常拿他做文章，制造了《续忧危竑议》妖书案、梃击案等怪事，把他当作砖头，去投掷他的父亲，直到万历死去。

万历死后，常洛如愿以偿，当上了皇帝，可是皇帝的宝座还没有坐热，就一命呜呼，继续到阴间折磨万历去了。

他活着折磨他的父亲，死了以后还要折磨他的儿子，他的死因，被人炒作，制造了党争三部曲之红丸案。

下面我们就来介绍一下红丸案。

红丸案的来龙去脉：

泰昌元年（162o年）八月，常洛即位，史称明光宗。泰昌身体本来就弱，继位后沉溺于女色，身体很快垮了下来。在医治无效的情况下，鸿胪寺丞李可灼自称有仙丹，可以让泰昌试一下。

泰昌一听说是仙丹，十分欢喜，连忙叫太监召李可灼进宫送药。李可灼进的药是一种红色的丸子。泰昌吃了一颗，病情有所缓解，于是要求加大用量，下午三点多钟，泰昌又吃下一颗红丸，第二天早上突然死去。

由于泰昌是服下红丸后死的，而辅方从哲却在泰昌死去的当天，拟遗旨赏了进献红丸的李可灼，引起了一些人的怀疑，御史王安弹劾方从哲“轻荐狂医”，“又赏之以自掩”。御史郭如楚弹劾方从哲不应该赏赐进药的李可灼。方从哲在众人攻击下，拟太子令旨，罚了可灼一年的奉禄。

御史郑宗周更是挥联想，弹劾主管泰昌用药的太监崔文昇，说他“包藏祸心”要求司法调查，因为他曾经是郑贵妃宫中太监，郑宗周弹劾崔文昇，意在郑贵妃，方从哲也拟令旨察处，以示公允。

此后东林党人围绕着这个事情，对非东林党人进行攻击，而非东林党人也奋起还击，这便是有名的红丸案。

红丸案真相的分析：

我个人认为，无论泰昌是否死于红丸，该案中都不包含阴谋，而别有用心的人欲以此为议题，打击政治对手，制造了红丸案。

根据东林党人内阁大学士韩爌于泰昌死两年后的记载，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先帝（指泰昌）以去年八月朔践阼。臣及一燝以二十四日入阁。适鸿胪寺官李可灼云有仙丹欲进。从哲愕然，出所具问安揭，有“有进药十分宜慎”语，臣等深以为然，即谕之去。二十七日，召见群臣，先帝自言不用药己有二十余日。至二十九日，遇两内臣，言帝疾己大渐，有鸿胪寺官李可灼来思善门进药；从哲及臣等皆言：彼称仙丹，便不敢信。是日，仍召见。诸臣问安毕，先帝即顾皇上（指明天启朱由校），命臣等辅佐为尧舜；又语及寿宫，臣等以先帝山陵对，则云“是朕寿宫”。因问有鸿胪寺官进药，从哲奏云：“李可灼自谓仙丹，臣等未敢信。”先帝即命传宣。臣等出，移时可灼至，同入诊视，言病源及治法甚合。先帝喜，命进。臣等复出，令与诸医商榷。一燝语臣，其乡两人用此，捐益参半。诸臣相视，实未敢明言宜否。须臾，先帝趣和药，臣等复同入，可灼调以进，先帝喜曰：“忠臣、忠臣。”臣等出，少顷，中使传圣体服药后暖润舒畅，思进饮膳，诸臣欢跃而退。比申末，可灼出云：“圣上恐药力不继，欲再进一丸”诸医言不宜骤。及传趣益急，因再进讫。臣等问再服复何状？答言平善如初。此本日情事也。次日，臣等趋朝，而先帝己于卯刻上宾矣。

韩爌是东林党人，他的记载不会庇护非东林党的方从哲，因此比较可靠。

从这个记载我们可以看出，泰昌在服用红丸之前，己经病入膏肓，而且“不用药己有二十余日”。泰昌自知来日无多，开始中交待后事，他“顾皇上，命臣等辅佐为尧舜”，并“又语及寿宫”，大臣们以为是问万历的寿宫（也许是故意打马虎眼），“以先帝山陵对”，泰昌解释说，“是朕寿宫”。可见，泰昌己经病得很历害，开始安排后事了，服不服红丸，都难逃一死。在这种情况下，服红丸只是死马且当活马医的最后一招。

方从哲对李可灼的红丸是持审慎态度的。李可灼要进仙丹，“从哲愕然”，认为“进药十分宜慎”，韩爌等也“深以为然”，而泰昌本人坚持要用药，先是“命进”接着又“趣和药”，吃完一颗后感觉不错，“欲再进一丸”，可是“诸医言不宜骤”，架不住泰昌“传趣益急”。所以泰昌用药与方从哲没有关系，御史弹劾他“轻荐狂医”，完全没有道理。

方从哲虽然赏赐李可灼，但那很可能是泰昌本的意思，因为泰昌对李可灼进药非常欣喜，连说：“忠臣、忠臣”，并且泰昌用药以后“暖润舒畅，思进饮膳，诸臣欢跃而退”，因此泰昌赏赐李可灼是附合常情的。如果方从哲等人有阴谋的话，一定会在暗中交易，不会当日就赏赐，也不会以遗旨的形式大张旗鼓地赏赐李可灼。

至于掌御药房的太监崔文昇，虽然曾在郑贵妃宫中服务过，但泰昌即位后升其为司礼秉笔太监，泰昌之死对他没有一点好处。而且泰昌用药是经过许多御医共同诊治作出决定，不是他一个人就能决定的。

而太监轮岗也是正常现象，如魏忠贤曾经为天启母亲王才人服务，后来又成为天启母亲的敌人李选侍的亲信，在移宫案中还与李选侍站一起，后来又成为天启的亲信，并权倾一时。所以，认为崔文昇曾经为郑贵妃服务就认为他“包藏祸心”，是很牵强的。

真正“包藏祸心”的是那些利用泰昌之死打击政敌的东林党人。因为方从哲是辅，却不是东林党人，东林党人欲除之后快，所以炒作此事，并将祸水引向方从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