划阶级成分，确定地主富农，这是土改运动的重要内容。
划阶级成分简单地说来，就是依据土地占有、是否劳动、有无剥削这三大标准，将生活在农村中的人，划分为地主、富农、上中农、中农、下中农、贫农、雇农等不同的阶级。由于《土地法大纲》中没有规定划阶级成分的标准，所以各地就纷纷出台“土政策”，使划分阶级的标准在不同地区之间，出现了很大差异。有时完全靠土改工作队随机掌握。落实到各村庄，情况就更加混乱，工作队在幕后指挥，贫农团说咋划就咋划。
华东局五莲县委就总结过：“在经济上的标准，有单按地亩多少划的，有单按自地佃地划的，还有单按生活好差划的；有过轻微剥削的即是地富，有过贪污盗窃行为的即是恶霸，因经营副业生活优裕的亦作为地富看待；在穷庄里是普遍的矮子里拔将军，“找不到阎王就找小鬼”，把许多中农升为地富。在政治上，政治态度好坏亦作为定成分的标准，如做过坏事的，在顽方、伪方干过事当过兵的，有特务嫌疑的，有恶霸行为的，和干部关系坏的，阶级成分就上升；关系好的及干部积极分子本身，阶级成分就下降；有的则挟私报复，有的查三代。
晋绥区的兴县木栏杆村很有代表性。这个村五十多户，村里有一千多亩地是属于另一个村子牛姓地主的。村中土地略多的几户，连富农都算不上，其余四十多户则靠租地耕种。当时晋绥分局的领导听到这样的情况，就启工作队：全村没有一户地主，这能说得通吗？划成分不能光看他们的土地占有情况，还要看他们的政治表现，看他们铺的摊子大小，还要看他们祖辈上干过什么事情，看他们的父亲、祖父是否曾经有过剥削行为。有了这个指示，工作队划成分就用了查三代的办法，无论现在怎样，只要其祖父、父亲有过剥削行为，就将其划为破产地主或破产富农。工作队还创造了一种划成分的新方法，到野外去看农民的祖坟。只要现坟墓有围墙、有石碑，就将其后代划为地主或富农。理由是，贫雇农的坟是立不起围墙、竖不了碑的。就这样，工作队硬是让该村的地主富农占到了全村总户数的3o％。村里挖浮财时，从张拖喜家挖出了2oo块大洋。这是张拖喜兄弟的血汗钱，为了积攒这点家底，两兄弟常年辛苦劳作，寒冬腊月还磨豆腐卖，根本谈不上剥削所得。他们对挖浮财挖走他们的血汗钱不满，出口伤人，得罪了几位“积极分子”。工作队便认为，既然村里搞出了**户地主，就一定有恶霸。于是张氏兄弟被定为“恶霸地主”。分局领导得知，表扬了工作队，要他们扩大战果。斗争会上，村里农民了解两兄弟为人，反而求情的居多。最后，只好由一个工作队干部站起来宣布：“张拖喜、张拖长罪恶累累，他们欺压群众，打骂老百姓，不杀不能平民愤！搞土改就是要打封建、斗地主，对恶霸分子不能心慈手软！”于是，张氏兄弟当场被枪决。
苏南松江区的杨川根，单身汉，有自耕田6亩，出租田12亩，本人6o多岁了，不能参加劳动，便因无劳动而被划为地主。扬中县八轿区将一个只有1.7亩田而没劳动力的老太婆评为地主。无锡县查桥乡蒲锡庆全家４人，仅有７亩田，因全部雇人耕种，被划为地主。很多地方还把生活作风、人际关系的好坏当作划阶级的主要标准。苏南武进县万塔乡就是这样，四村杨仲方一贯好嫖，五村黄耀太好骂人，六村王扶进不肯借东西给人家，七村戴祥林当过伪代表，八村蒋和尚好赌钱，这些人都被划成了地主。
太行区涉县更乐村，按照一些贫雇农的意见，搞了一个“八靠八不靠”的标准，划成分时可按土地、房屋、牲口、农具、内货、摆饰、根底、剥削等八个条件进行灵活衡量。贫雇农看见谁家的油水大，随便找一个理由，便能给他戴上地主富农的帽子。一户仅有两亩薄地的石匠，因其祖父的兄弟是前清的探花，被划为了地主。这个村还对地主富农采取**消灭政策，人民法庭共判决了12人的死刑，其中4人的实际成分只相当中农，而群众认为真正该死的只有2人。杀人的办法没有一个是用枪毙的，多采取通刺刀、开膛破肚、“砸核桃”等残酷办法。
1947年，冀鲁豫区阳谷县三区，中农普遍被斗，有的扫地出门，其中仓上村被斗中农约占中农户的1／3，王楼占1／2。冀热察区，据昌顺、围场等县的统计，中农受打击户占总户数1o％左右，占中农总户数3o％以上，占打击户的5o％左右。热南和冀东的迁西、青龙等地，原本没有地主富农的村庄，就把冒尖的中农当地主、富农来平分土地，挖掘浮财，有的把仅有的一二匹土布也当作浮财没收了。
临沭县，划分阶级成分从来就没有一个严格统一的标准。各个村“划成分”往往着重依据人们具体的行为，在实际工作中出现了极大的混乱。在滨海区的一份文件里可以看到这种混乱：“一、不按剥削关系划成分，谁的地多就是地主。二、不论阶级成分一律平均分（三亩地以上的部分统统拿出来）。三、取消一切剥削，商人也是剥削，和能写会算的有文化的一起被定为‘化形地主’”。有的地方简单地以土地占有量多少来确定阶级成分。从一些老人的口述中也可以看到“划成分”的混乱及权力的滥用：“‘划成分’就是‘瘸子里面挑将军’，谁的地多谁就是地主。还有的根据经历和表现划，凡是干过还乡团的，不管地多、地少就是地主。支前不积极的‘老顽固’也被划为地主。农会干部权力大着哩，他划你是什么，你就是什么。谁也不敢得罪他。”
那些当了贫农团头头和骨干的“勇敢分子”认为，地主富农的户数越多，他们分的果实就越多。于是，他们把许多中农硬划成地主富农，说工商业者是“化形地主”。晋绥地区兴县蔡家岩村，522户中划为地主富农的达124户，占总户数的根据《怎样分析农村阶级》复查，竟多定了5o多户。
划定阶级成分，就开始了等级森严的“种姓制度”。地主、富农分子就是阶级敌人，是“四类分子”，被贫下中农管制、专政。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青少年就是“黑狗崽子”，在社会上遭受歧视。
1947年12月和1948年春，**中央集中力量对土改中出现的“左”的偏向进行了纠正。被错划为地主富农的中农被纠正过来，并象征性地进行了“退赔”，因此老百姓把这次纠“左”称为“恢复中农”。**曾多次沉痛地检讨：在全国土地会议上对“左”的批评不够。
中农成分是恢复了，但是被抄没的粮食家具、衣服被褥却没法完璧归赵了，被冤死的好人也无法复生了。那些搞极左的人不仅没有被追究责任，有的反而青云直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