韶华，原名周玉铭，河南省滑县人。少年参加八路军。日本投降后赴东北，任《西满日报》随军记者。参加过东北土地改革和抗美援朝。曾任《东北文艺》副主编，辽宁省委宣传部文艺处长，辽宁作家协会党组书记、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他在回忆录《一个人和一个世界》里，回忆了他参加东北土改的过程。我下面就讲他回忆的土改故事。
东北解放区的土地改革，虽然在46年底47年初就6续开始实行，但群众性的大规模的，暴风骤雨式的土地改革**，是在47年冬十月中旬，嫩江省委（原来的西满分局已经分为辽西省、嫩江省和黑龙江省了）在齐齐哈尔召开县委书记联席会议，布置开展土地改革运动。
这时**中央已经移到晋察冀边区。这年的十月十日公布了“土地法大纲”。这是**中央关于土地改革的纲领，是一个宣言书，一个动员令。新华社和新华广播电台一广播，像东北这样的比较巩固的老解放区，很快就行动起来了。
由于分了省，这时的《西满日报》已经名为《嫩江新报》。社长是孙泱。为了报道土地改革，报社领导把我派到嫩江省北部的嫩江县。再往北就是黑河了。当时火车只通到齐齐尔以北的讷河县，嫩江县不通火车，邮寄新闻稿子很慢。为了迅报道土地改革运动，孙泱让我带了一部电台，一个报务员，一个译电员。这样写了稿子可以用电台回报社。
我出的那天是十月三十一号。坐火车到讷河，换马车走了三天才到了嫩江县。这是一个小县城。县委书记叫解云清，是冀中人，县长叫李潜，是从冀鲁豫边区来的，我们以前认识。我在县里住了两天，电台架设在县委。
县委建议我到嫩江四区，这又是嫩江县最北面的一个区。这时正是天寒地冻的“三九”天，李潜说：“你穿这套\-行头\-下乡是要把你冻死的，你就别想回齐齐哈尔了！”他给我另“装备”了一套：领了一件翻毛朝外的老羊皮袄，一顶貉壳帽子，一双“犴达罕”（四不象）皮底、狍皮靴筒。我穿上后照了张相，觉得像个从深山老林里出来的猎人。
次日县委派了一辆爬犁，把我送到四区。虽然省委召开的“县委书记联席会议”还没有结束，土地改革的具体任务还没有布置下来，但有了“土地法大纲”，农村的基层干部和群众已经行动起来了。
我坐爬犁路过一个小屯子休息，顺便打听了一下，这个屯子一共才十一户人家，属于“地主富农”被抓起来的有十三人，也就是说，平均每户抓起来一个人还多。
我到了四区。区委书记叫郑平。吃过晚饭，他向我介绍四区土地改革的情况。他说：“群众已经轰轰烈烈地行动起来了，现在到处在抓地主富农，罪大恶极的，由群众开斗争会。怎么处理，群众说了算。现在不是提倡”贫下中农打天下、坐天下。贫下中农说了算，群众要怎么办就怎么办嘛……“这时区政府和区委的院子里已经关了三百多人，我问他还可能抓多少，他说：”我们还打算再抓六百。“我想，这个区一共才六千人口，再抓六百人，平均每家抓起来一个半人呀！现在他们院子里已经人满为患了，再抓起来六百人往哪里关呢？当时附近有很多土匪在活动，还有几个苏联十月革命后逃过来的白俄村庄，他们也有武器。果他们里应外合搞一次暴动，区中队这十几个战士是抵挡不了的。但我没有说出自己的顾虑。下车伊始就”哇啦哇啦“是工作之大忌，况且我只是个记者，是采访来的，没有说三道四的权力。
第二天晚上，我到附近一个村子参加了一次农民会。参加的都是土改中表现积极的骨干分子。他们在研究明天要开的这次斗争地主恶霸的大会。为了压压他们的威风，决定会上要打死六个地主恶霸分子，办法是当时流行的“乱棍打死”。他们拟定了要被乱棍打死的名单。我不知道这些人都有什么罪恶。但既然“贫下中农要怎么办就怎么办”，群众要打死他们，想必都是罪大恶极的人。我作为记者，只是听会。
第二天上午，全村群众集中在一个场院里开斗争大会。原来计划乱棍打死的六个地主恶霸分子被五花大绑押进会场。由农民会会长主持会议。
先拉出一个罪犯，由一个贫农进行控诉。他不仅是地主，残酷剥削贫苦农民，还在伪满当过村长，伙同日伪抓“国兵”，要“出荷粮”，罪恶滔天。这个农民控诉后主持会议的会长问：“对他怎么办呀？”下面呼喊：“乱棍打死！”于是事先准备好的几个青年组成的棒子队，便把这个犯人拉到附近一个柳树林子里，一阵沉闷的“卟通卟通”，那人就挺尸了。
接着又拉出来一个犯人，仍然是由一个贫苦农民控诉其滔天罪行，之后又是主持会议人问大家：“怎么办哪？”下面响应：“乱棍打死！”这人立即被拉到那柳树林子，又是一阵沉闷的“卟通卟通”的声音。
我当时虽然感到胆战心寒，但理智告诉我：“他们都是双手沾满人民鲜血的分子，是十恶不赦的罪人，千万不能怜悯他们！”我还到柳树林边去看那“乱棍打死”的现场。
农民控诉第一、二人罪行的时候，听起来还有些内容，轮到第三个人，控诉词就有点空洞无物了，好像有点“无限上纲”的意思。当主持会议人在控诉之后问：“怎么办哪？”回答：“乱棍打死”的人也不那么多，声音也不那么响亮了。
当事前准备好的第六个犯人被拉到场上的时候，我一看是个青年，顶多十**岁。他战战栗栗地被拉到场上，脸色十分恐惧，我想：他多是个地主子弟，要犯罪行也还没有时间呀！会不会农民领导人中要“斩草除根”呢？我只是那么一闪念。此时一个农民进行控诉，我注意听着，含含乎乎没有听出什么实际内容。这时主持会议人问：“怎么办呀？”下面没有人回应。主持人又问：“怎么办呀？”还是没有人回应。连问了三遍，没有一个人回应。这时如果有三、五个人回答：“乱棍打死！”这小伙子就没命了。在主持人问第四遍的时候，会场上死一般沉寂。我感到全会场的心都在紧缩，在战栗。人们想：如果说“乱棍打死！”良心会受到谴责，如果说：“他没犯乱棍打死的罪……”在那样的急风暴雨的群众运动中，人人都要当积极分子和主恶霸划清界限，谁有这个勇气呢？这时会场中间一个老农想说又不敢说；不说又不忍心，于是用稀里胡涂地小声地像嘴里含块豆腐似地说：“我看他也没有什么，饶了他吧……”声音很小，似是说给他旁边的人听的。但是全会场的人都听到了。既然有人说了，于是会场上几乎是全体人一阵呼喊：“饶了他吧！饶了他吧！饶了他吧！”比刚才回应：“乱棍打死！”要响亮多了。因此，这个青年就被释放了。直到现在，那场面、气氛还鲜活在我的眼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