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广西桂林人，1893年生，和同岁。是著名爱国人士、哲学家、教育家。

1918年，25岁的梁被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聘为讲师，在北大哲学系讲授印度哲学。他与同在北大任教的杨怀中先生常有来往。其时，正在北大图书馆当管理员。毛是杨先生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的得意学生，未来的女婿，也经常来杨先生家里。梁、毛二人曾在杨先生家中谋面。毛还旁听过梁的课。2o年后的1938年，梁以国民党参政议员的身份访问延安。见到梁的第一句话是：“梁先生，我们早就见过面了，您还记不记得？民国七年在北京大学，那时您是讲师，我是小小图书管理员。您常来豆腐池胡同杨怀中先生家里串门，总是我开大门。后来杨怀中先生病故，我也成了杨家的女婿。”

梁漱溟请谈谈中华民族的命运，给了他掷地有声的八个大字：“日本必败，中国必胜。”精辟的分析使他精神振奋，豁然开朗，使他由衷的钦佩和尊敬。

梁曾多年从事乡村建设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在延安，他拿出自己的专著《乡村建设理论》向请教。谈了不同的看法，他没有接受。两个人谈了一个通宵，他们谁也说服不了谁。但是，这次谈话是坦诚的，友好的，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41年，梁任民盟中央常委，兼任机关报《光明报》社长。1946年，任民盟秘书长。建国后，历任全国政协委员、常务委员，中国文化书院院务委员会主席，中国孔子研究会顾问。和他仍有故人之情，时有私人往来。

1953年9月8日，政协全国委员会召开扩大会议，周恩来作了题为《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报告。接着又召开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政协委员列席。

9月11日下午的大会上，梁漱溟应周恩来的要求作大会言。他先谈了对总路线的看法和实施意见，然后话锋一转，说道：“还有其三，是我想重点提出的，那就是农民问题或乡村问题。过去中国将近3o年的革命中，中国**都是依靠农民而以乡村为根据地的。但自进入大城市后，工作重点转移于城市，从农民成长起来的干部亦都转入城市，乡村便不免空虚。特别是近几年来，城里的工人生活提高得快，而乡村农民的生活却依然很苦，所以各地乡下人都往城里跑（包括北京）。城里不能容，又赶他们回去，形成矛盾。有人说，如今工人的生活在九天，农民的生活在九地，有‘九天九地’之差，这话值得引起注意。我们的建国运动如果忽略或遗漏了中国人民的大多数——农民，那是不相宜的。尤其**之成为领导党，主要亦在过去依靠了农民，今天要是忽略了他们，人家会说我们进了诚，嫌弃他们了。这一问题望政府重视。”

梁漱溟的言是实话实说。优先展重工业，所需的大量资金主要靠农业，因此农业税较重，农民生活的提高远不如工人。梁漱溟觉得，总路线重点是展工业，对农业只提改造，不提展，似乎不妥。当时，党内外有不少人有这种看法，但是没有人敢实话实说。

这天的会，没有到场。梁漱溟言后，没有任何人提出批评，政协副主席李济深还讲了几句赞同的话。

12日，讲话，他严肃地说：“有人不同意我们的总路线，认为农民生活太苦，要求照顾农民。这大概是孔孟之徒施仁政的意思吧。然须知仁政有大仁政小仁政之分。照顾农民是小仁政，展重工业、打美帝是大仁政。施小仁政而不施大仁政，便是帮助了美国人。有人竟班门弄斧，似乎我们**搞了几十年的农民运动，还不了解农民。笑话！我们今天的政权基础是工农联盟，工人农民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这一基础是不容分裂，不容破坏的！”

梁漱溟听了说的这番话，很感意外和委屈，也很不服气。他想：我只不过是说了几句真心话，提醒**注意一下农民问题。怎么就是反对总路线、破坏工农联盟呢？是不是有人向汇报我的讲话添油加醋，引起了误会呢？

散会后，梁漱溟给写了一封信。信中说：“你说的一些话是说我。你说我反对总路线、破坏工农联盟，我没有这个意思，你说得不对，请你收回这个话。我要看看你有没有这个雅量。我言时你本人没在场，希望你给个机会，我当你的面把原来的讲话复述一遍，以求指正，解除误会。”

13日，梁漱溟在会场上把写好的信面交。并说：“主席，你对我的言误会了。”

“没有误会。你内心就是反对总路线，只是没有明说而已。”态度强硬。

“我没有说过反对总路线的话，为什么非要认定我反对呢？这不是欲加之罪么！”梁漱溟也来了气，了倔强脾气。

“你是心知肚明，只是不愿意承认而已。”面含愠色。

“你要是有雅量，能容人，就收回你的话。”梁不肯让步。

俩人不欢而散。

14日上午，梁漱溟登台言，复述自己前几天的言，再三陈述自己不反对总路线。在场听会，没有说什么。

17日的会上，周恩来作了长篇言，频频插话批判梁漱溟，态度严厉，言辞尖锐。主要有：“杀人有两种，一种是用枪杆子杀人，一种是用笔杆子杀人。伪装得最巧妙、杀人不见血的，是用笔杀人。梁漱溟就是这样一个杀人犯。”

“梁漱溟反动透顶，他就是不承认。他说他美得很。你一生一世对人民有什么功？一分也没有，一毫也没有。而你却把自己描写成了不起的天下第一美人，比西施还美，比王昭君还美，还比得上杨贵妃。”

“梁漱溟是野心家，是伪君子，他不问政治是假的，不想做官也是假的。他搞所谓‘乡村建设’，有什么‘乡村建设’呀？是地主建设，是乡村破坏，是国家灭亡。”

“对你的此届政协委员不撤销，而且下一届政协还要推你参加，因为你能欺骗人，有些人受你欺骗。”

“假如明言反对总路线，主张注重农业，虽见糊涂却是善意，可原谅；而你不明反对，实则反对，是恶意的，完全彻底的反动思想。”

……

这些插话后来收入《选集》第五卷，题目是《批判梁漱溟的反动思想》。

梁漱溟万万没有想到一向以礼贤下士自诩的一代伟人，心胸竟是这样狭窄，言辞竟是这样尖酸刻薄、讥讽挖苦、杀气腾腾、以势压人，语气竟然像“王婆骂街”。他万分的委屈，感到人格尊严受到了莫大的侮辱。“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士可杀而不可辱”，这是他一直恪守的人生准则。他要抗争，他要辩驳，他不能接受扣在他头上的屎盆子。他要求言答辩，大会主席让他明天言。

9月18日继续开会，到会人数过以往，多达2oo多人，这是中央人民政府开会从来没有过的。下午，轮到梁漱溟言。他的答辩言刚刚开了个头，会场上就有一些人喊叫起来，打断他的言，让他“滚下讲台”。有的人竟跑上讲台，抢夺他的话筒。他没法讲下去，就转向了坐在主席台上的，说道：“主席，还让不让我讲话？我还有没有言权？”

“梁先生，不是我不让你讲话，是群众不想听你讲话，我有什么办法。”不冷不热的说。

“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这就是你们的民主么？”梁漱溟质问。

“我们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只给人民民主，不给反动分子民主，对反动分子要实行专政！”厉声反击。

“你这是以势压人！”梁漱溟毫不退让，当场和顶撞起来。

自1935年遵义会议以来，从没有人敢在大庭广众之下面对面的顶撞。这个梁漱溟真是狗胆包天，反动透顶！

会场大乱，许多人大声呼喊：“不许梁漱溟胡说八道！”

“民主权利不给反动分子！”

“梁漱溟滚下台来！”

……

还有几个人跑到台上，即席言，痛斥梁漱溟“态度狂妄之极”，“反动成性”。

梁漱溟坚持不下讲台，声称“我现在还是政协委员，我有言的权利。”大会形成僵局。

最后，有人建议用举手表决的方法来决定是否让梁漱溟言。大会执行主席高岗宣布：“同意梁漱溟言的请举手。”举起了手，到会的**党员也都举起了手。高岗让不同意言的举手时，到会的大多数，主要是民主党派委员都举起了手。冷笑着说：“梁先生，我们是少数啊。”梁漱溟还想再说一句，会场上立刻有人大呼：“服从决定。梁漱溟滚下来！”

梁漱溟这时才意识到，他的故人，已经不是在北大旁听他讲课、在杨宅给他开门迎送的了；也不是在延安和他彻夜长谈、对他坦诚相待的了。现在的已经是大权在握、凌驾在亿万百姓之上的“君主”，而他已经成为的“臣民”。历代君王的所谓“礼贤下士”、“从谏如流”，只不过是摆摆样子罢了。如果有人不识好歹，信以为真，敢说真话，戳疼了君王的心窝子，这个人就倒了霉了。明朝的海瑞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啊。日夜都在担心有人反对他的“总路线”，而梁漱溟不仅没有像别人那样热烈拥护总路线，反而竟敢为被改造的农民叫苦、请命，这不正是反对总路线么！

最终“战胜”了梁漱溟，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都吓出了一身冷汗，谁还敢对总路线说三道四！梁漱溟终于懂得了作“臣民”的规矩。他闭门思过，不再说话。因此，他躲过了“反右派”的劫难。但是，他没能逃脱文革的劫难，在文革中，他遭到了抄家、游街和批斗。

1954年2月，揭露、批判了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

1954年6月，撤销了大区一级的行政机构，把权力进一步集中于中央。

6月14日，亲自主持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正式公布，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内容写入了国家的根本**。从此，《共同纲领》被《宪法》取代，消灭私有制的主张和举措有了法律依据。

经过这一系列的事件，的威望如日中天，他大权独揽、踌躇满志，对消灭私有制、建设他理想中的社会主义充满了信心。

1954年夏，来到北戴河避暑。一天，北戴河海滨狂风大作，白浪滔天。他不听卫士的劝阻，下海游泳，搏击大风大浪。泳后，登上“鹰嘴亭”极目眺望，豪迈之情油然而生，随即写出一词《浪淘沙》。

《浪淘沙北戴河》

大雨落幽燕，白浪滔天，秦皇岛外打渔船。一片汪洋都不见，知向谁边？

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

这词，抒了他越前人、横空出世的豪情壮志和排除万难、勇往直前的坚定信念。

9月2o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朱德为副主席，**为全国人大委员长，周恩来被任命为国务院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