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水灾严重，全国粮食生产计划没有完成，而粮食收购却比原计划多购了1oo亿斤。逼迫农民入社已经搞得农民（主要是上中农和中农）怨声载道，他们杀牛宰驴、毁犁砍树，忍痛挥霍全家辛勤劳动省吃俭用积攒的财产。这时统购统销又强征过头粮，让他们挨饿，这对农民更是雪上加霜。

许多农民的口粮被作为余粮强行购走，吃不饱。不仅农民反对这项政策，很多体恤农民的干部也反对这项政策，替农民叫苦。这样，有很多人因此被批判、受处分，甚至被指为“反革命”，进了牢房。高级干部，如河北省委副书记薛迅就被指为“过不了社会主义关”而被撤了职。

邓子恢接到报告：浙江省在粮食统购统销和展互助合作组织等工作中，逼死人命的情况严重。根据不完全的统计，全省自去秋粮食统购统销以来，群众被逼自杀者达233人。嘉兴专区在土改扫尾、统销补课、展互助合作组织以及这次统购统销等工作中，逼死了1o9条人命。金华专区在粮食统购统销中，自杀74人。自杀者除地主、富农外，贫农和中农要占到百分之五十以上。其中还有青年团员、村干部、劳动模范、互助组长、人民代表、转业军人和军属。

其他省市也有类似问题。这类报告只是概况和数字。下面补充一个详细的具体实例。

冀东某村有个懒汉叫杨玉，外号杨驴子。土改时分了十多亩地。他好吃懒作，日头照**还在睡大觉，地里草长得比苗高。穷得家徒四壁，连耗子都饿跑了。他二十多岁了还是光棍一条。生活实在没法就卖地。他妈哭着说：“土改刚分的地就卖了，往后的日子怎么过？”他横了他妈一眼，振振有辞地说：“你知道什么！**就是要共产，这地不卖，早晚也得归公。等着吧，还会来个第二次土改！”果然被他言中，正在他的地快卖光时，忽然绝处逢生：上级号召走合作化道路。他欣喜若狂，对他妈说：“你看怎么样？就要共产啦！”他走街串户宣传动员，要人们“响应党的号召”，和他一起成立互助组。于是，这个村，也是所在区第一个互助组成立了，杨驴子当上了组长。区委书记树立杨驴子作典型，大会小会上讲：“农民蕴藏着很大的互助合作的积极性，也就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杨玉同志就是这种先进农民的典型。”不久，杨玉入了党。

在主席倡导大力展农业合作社的形势下，杨驴子抓住机遇，立即将互助组转为初级社。他也就由组长而社长而党支部书记。别看他干农活不行，口才却极好。他声音洪亮、思路清晰，什么时髦就说什么，讲一两个钟头不喘气。他每说一句就带一个“啊”字，这个“啊”字音调是上声，语气肯定而专横。“啊！社委会决定！……啊！……”“啊！党支部决定！……啊！……”后来，这个只上过一年小学的懒汉竟当上了公社党委书记，讲话时也就“啊！公社党委决定！…啊！…”。大权在握，谋起私来，用公社的木料、砖石等建筑材料为自己盖了一座五间房的大院；文革造反，当了县“五七干校”革委会主任，他又把儿子推荐为“工农兵学员”，这是后话。

和杨驴子同村的有个农民叫张如桥，是村里公认的既勤恳又会经营的能人。他种地是把好手，又有做豆腐的手艺。土改前，他靠租种土地和卖豆腐过日子。土改时定为下中农。土改后，分了土地，他高兴极了：土地是自己的，收获的粮食是自己的，再也不用交地租了。他感激**！感激**！

他率领妻子儿女起早贪黑地干，一心勤劳致富。他有两个儿子，1947年土改时，大的九岁，小的七岁。张如桥把儿子就当大人使，如果贪玩误了干活，就连骂带揍。张如桥有句名言：“只要吃饱饭，人是累不坏的。”由于干活累，又不得好好休息，他的两个儿子育的不好，都是矮子。

他家是农忙种地，农闲卖豆腐，地种得好，又会勤俭持家，小日子过得红红火火火。起初磨豆腐，都是他和女人、孩子轮换着推磨，一干就是半宿。后来，买头老驴，两年后又换头好口的大黑驴。土改后仅四、五年，他就买进了3亩地，小日子一天天起来。

张如桥脾气犟，最看不起杨驴子那样的懒汉。杨驴子组织了互助组，经常往区里跑，不干活，尽指手画脚，区干部还表扬。张如桥看不惯，就私下叨咕：“互助组，互助组，懒汉享福。”后来，杨驴子又成立了初级农业社。见杨驴子吆三喝四、指手画脚、趾高气扬的样子，更看不惯。就叨咕：“农业社，农业社，懒汉乐呵。”杨驴子动员他入初级社，他死活不入，说：“等你那个社的产量过我的时候，我就入！”他心里想：“等到驴年马月吧！”他要和农业社比一比看谁的产量高。说来也怪，农业社就是比不过他。因此，他成了“钉子户”，是农村“资本主义自势力”的典型。有好心人劝他：“快随大流入社吧，胳膊扭不过大腿啊！”他却说：“我有毒的不吃，犯法的不做，谁能把我咋样！入社自愿是上边定的政策，难道不入社也犯法呀！”这个耿直善良的农民做梦也不会想到，他会被逼死。

1953年开始粮食统购统销，张如桥挨了一闷棍：村支书杨驴子把他家的余粮指标定的比别人高了许多，他把几年攒下的备荒粮食全卖光了。这年又关闭了粮食市场，他的豆腐坊也只好停业，这条来钱的道路也被堵死了。杨驴子趁机又动员他入社，他冷冷地说：“入社自愿的政策取消了吗？啥时候取消了我啥时候入！”

1954年秋后，粮食征购任务重，区里派来一个姓马的助理到杨驴子村搞粮食统购。马助理白天由一个村干部陪同去村南树林里或山里用猎枪打鸟、打兔子，晚上开会逼迫农民卖余粮。

村支书杨驴子向马助理汇报：张如桥家土地产量高、余粮多，是不入社的“钉子户”。“哼！狠狠地整他！我就不信他敢不入社！”马助理双眼一瞪，恶狠狠地说。于是，就把张如桥家卖粮的指标定得比上一年高很多。张如桥实在拿不出这么多粮食，就被大会批、小会斗。马助理还让民兵把他捆起来打，逼他卖“余粮”。张如桥把一部分口粮都拿出来卖了，还不够数。硬说他“藏粮不卖，思想反动”、“对抗总路线”，“反对粮食统购统销”，威胁着要把他关进大牢。

这时，亲戚劝他：“入社吧，当了社员按定量分口粮，也就没有人用卖余粮的方法卡你了。不然，逼不死你，也要饿死你！”邻里好友劝：“国家粮食统购，没有了粮食市场。自己种地，粮食打的再多，也是让国家用几个钱买了去，别人还看着你眼红。还是随大溜入社吧，省得有人琢磨你。”

张如桥是条倔强的硬汉子，宁死也不愿意入懒汉当头头的农业社。“让杨驴子这个懒汉指手画脚地吆喝我种地？呸！做梦！”但是不入社可以“自愿”，这卖余粮可由不得自己。卖余粮这一关可是个难过的“鬼门关”啊！张如桥左思右想感到走投无路，就上吊自杀了。

人死了，活着的也得卖余粮，也得入社。杨驴子又动员张如桥的妻子入社。杨驴子皮笑肉不笑地说：“入社吧。入了社，给你家那头大黑驴买副漂亮笼头，专门让它驮人当脚力。”

张如桥的妻子知道，入了社，她家心爱的大黑驴就得折价归公。折的价低不说，还不给现金，要等到1o年以后才偿还。1o年，哼！谁知道1o年以后是什么样子啊！“杀！杀了吃肉！”张如桥妻子咬咬牙，下了狠心。

听说要杀大黑驴，儿子都哭了，张如桥妻子也掉了泪。大黑驴和他们朝夕相处，给他家立下汗马功劳，怎么能忍心杀死呢？但是，张如桥妻子想起了杨驴子昨天对她说的话，她不得不下狠心：杀！我宁可杀了它，也不能白给你懒汉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