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马老师自杀后，工作组的人就不再批斗老师了，就叫老师们自觉闹革命，把自己的书籍通通交到学校工作组办公室检查。有的老师为了向工作组表示诚意，连过去的康熙字典都交上去了，说老字典里的有些解释不符合思想。

后来，就把重心转移到学生身上，这时邓团长就开始在同学们中间找问题。说来也巧，据说，高二年级有个叫史勇敢的人说过反动话，他在和同学们吹牛时说过“公共食堂时，他们生产队饿死了十多个人”。这下可不得了，这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吗？

于是，在办公楼的乒乓台上又开了一场批斗史勇敢的大会。因为是第一次批斗学生，这次就更热闹了，可以说是所有批斗会参与人数最多的一次，但也是开会最短的一次。因为很多同学都说史勇敢说的是实话，有些同学还说自己生产队饿死的人更多，那是自然灾害，国家还要还苏修的债。弄的主持人很尴尬，就草草收场，叫史勇敢回去写一份书面材料交工作组，半个小时就散了会。

可是，史勇敢却没有他的名字那样勇敢，当晚就服毒自杀。幸好，现及时，被同班同学送到学校山下的县医院抢救，没死成。

当晚很多同学都到医院去看望他，我和邹钦明也一道去了。小小的病房挤满了很多人，除了安慰他以外，大家都把矛头指向工作组和红卫兵大队部。有人说：“工作组进校，老师和同学都遭殃，文化大革命到底要革谁的命？”

“我也不明白，通知上说是要革那些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式的人物的命。难道我们的老师和同学都是修正主义分子吗？”

“我觉得应该是革那些混进领导班子里的修正主义分子的命，而不是老师和学生。因为他们不可能夺取政权，赫鲁晓夫就是苏联的高层领导。”邹钦明若有所思的说。

“对，很可能是革他们的命”很多同学赞同地说。

“可工作组是县委县政府派来的，他们应该按照党中央、**的指示办事呀，怎么会是这样呢？”

“你们还记得县委木书记说的要找牛鬼蛇神、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分子、走资派，要到日记本中去找，到写的文章中去找，到生活中的言谈举止中去找的话吗？工作组不就是这样贯彻的吗？”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说过不停，但没有谁能合理地解释生在我们学校的现象。

到病房看史勇敢的人越来越多。进来一拨人，先来的就出去让后来探视的人，不然，这小小的病房就会被挤爆。

后来，学校平静了很长一段时间。据说，工作组的中心转移到了机关、工厂和街道去了，我们学校的红卫兵大队部的人也跟着去了。

没多久，就听说县人委揪出了一个反革命分子刘有力，县印刷厂清出了卖国分子伍成玉，等几十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分子、修正主义、牛鬼蛇神、走资派。整个龙门县不安了起来，人们纷纷把自己的日记书信悄悄烧掉，生怕被工作组、红卫兵搜出被打成反革命。

由于学校不再批斗人了，似乎文化革命就快要结束了，所以，大家又开始了打扑克、玩象棋、军旗等。好多人还组织班级棋牌大赛，一日三餐照常在学校伙食堂吃饭。我们有助学金的人，同样可以到第三校长安岸春家里签字领取。这段时间我们过的可算是神仙日子了。

可好日子不长，大概在七月底，工作组的人就写出通知说：“按上级指示，文化大革命暂告一段落。以下人员（以邓德士、雷正子等98名学生）回家两天，做好到马县参加四清运动的准备工作，其余同学回家支援农业，打好今年秋收第一仗。”

我和一些同路的支农同学们一道，垂头丧气闹骚满腹地离开了学校。

我又回到我们龙门村了，我本来就是这里孕育出来的生命，回到自己的老巢，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所以，一切照旧，又过起了日出而做，日落而息的，一切听从生产队长安排的日子。

可现在我已是19岁的小伙子了，个子也长得见得观众，不再是初中时的1米36了，再整天跟随娘们干些轻活，连自己都觉得不好意思。一个小伙子也不可能再去干拖谷草的活，于是也就只得跟随生产队的强劳动力一起干挑粪种地、抬石、车水的重活。那时的身体就像一根芝麻杆，挑起粪桶来左右摇摆，腰腿胀痛，回到家里就不想动弹。车水时，老坐不稳，屁股总要往下掉，有时干脆就不坐，用手吊着扶手，脚登踩锤，惹得社员们捧腹大笑。第二天，队长邹如石就不再安排我车水了。

耕地时，看到牛就怕，远远的牵着牛牵索。别人帮我把枷档套在牛脖子上，再吼一声“走”，我就心慌意乱的抓住犁柄跟着牛走。犁浅了，牛就跑得风快，我拼命地跟着牛跑。跑不赢时，我就用力把犁头插深些，可这一来就惹祸了，嘎的一声，犁袁被拉断了。队长就说：“安娃，你不是干劳动的料啊！”，然后就叫人到保管室再拿一支犁头，顶替我耕地了。我站在那里看着别人耕起地来那轻松劲，就觉得十分惭愧，从此，我再也没有耕过地了。幸好，我是第一次学耕地，大家都原谅我，没叫我赔偿生产队的犁头，但总觉得对不起大家。

我就这样度日如年的过着炼狱般的日子，终于在苦熬了两个多月后，队长在公社开会给我带来了回校复课闹革命的通知。

刚走进县城就看到高挂着“炸烂工作组，彻底闹革命”的大标语，街道两旁都贴满了申讨工作组罪行的大字报和受害人的控诉，一股强烈的火药味漂浮在龙门县城。

回到学校后，就看到到处张贴着各个自组织的红卫兵宣言，千奇百怪，琳琅满目。有叫打狗队的，有叫五野的，有叫烽火的，还有叫挺进的……数不胜数。

走进寝室，碰到的第一个人就是邹钦明。他说：“可把你等久了，我还以为你不想回校了，在家过得怎么样？”

“太苦太累了，我天天都想有人通知我回校，一直等到昨天。”我激动地说。

“有什么打算？现在大家都对工作组不满，对他们只许少数人革命的做法不满，很多人都自组织了红卫兵。你可能在街上已经看到了吧？”

“看到了。”

“打算参加哪一个组织？”

“不知道，你参加哪个，我就跟着。”

“我还没决定，我们几个正在准备成立一个，到时我通知你，好吗？”

“太好了，你知道我这人喜欢随波逐流。”

“一言为定！”

“一言为定！”

一戏话后，他就帮我铺好床，然后我们就去食堂吃饭。

在路上，他才告诉了我这几个月的变化。他说：“赶走工作组的事，我们没有那个胆量，是重庆大学的造反派秦良动和川大的造反派刘川路给我们讲的。你们回家支农时，我们有很多人都没有走，就是他们告诉我们是刘少齐主席派的工作组。现在中央办公厅和刘少齐主席都承认了派工作组的错误。但我们县对这些消息封闭得很严，外地来串联的大学生都被城关派出所的人扭送走了。我们几十个人跑到县委文化革命领导小组去闹。迫于压力，他们才招回了搞四清运动的学生，在农业学大寨的四干会上通知回家支农的同学返校参加文化大革命。”

还说：“工作组的人至今都不承认错误，尽管炸烂工作组的标语、大字报满天飞，但有县委的撑腰，他们还稳如泰山。还组织了两批人到北京接受**的检阅，连地主出身的郑在花都去了，我们还不如地主子女。所以我门大家要齐心协力地同他们干，要有自己的组织，有行动纲领。”

果然，没过几天，邹钦明就给我说到教室开会成立我们自己的组织。我到我们班的教室后，看到聚集了十多个同学，多数都是二楼我们相邻的三个班的学生。

筹备会讨论决定了我们的行动宗旨：为保卫党中央，保卫**，我们将奋不顾身地参加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坚决同帝修反、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血战到底，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我们的组织就取名为“革命到底”战斗团。

筹备会用半提名和半自荐的方法决定了干部名单。我们的团长是胡松兵，政委是邹钦名，我还在邹钦明的提议下当上了宣传部长。

第二天，在团长和政委与学校文革领导小组的协商下，领到钱，到街上制作了我们的革命到底的团旗和红卫兵袖章。我们戴着袖章站在金光闪闪的团旗下宣誓：我们决心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坚决同帝修反，同一切走资本主席道路的当权派血战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