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表哥名叫汪清白，他是龙门区通远公社社办中学的校长，所有各大队小学都属于他领导。我曾经同妻子到舅舅家时，和他有过两次交往。他和妻子的舅舅一样都是高个子，他是龙门师范学校6o届毕业的，他待人和蔼可亲，我俩很谈得来。在我人生最低谷的时候，他向我伸出了援手。俗话说，患难见真情，我只有认真地上好课，以回报他的这份情。

我把表哥写的介绍信，交给了勤劳大队小学校长韩光明，韩光明非常高兴地接待了我。并介绍说，你要代的是四年级这个班，他们的舒老师被抓走了，正需要像你这样能干的人来接替，我代表我们学校和全大队社员欢迎你。

但当我要准备备课时，一个叫龙实在的公办老师说和我换他的班。校长说，你年轻有为，龙老师那班有几个很调皮的娃娃，你去帮他收拾一下也行。

热情的龙老师在帮我铺床时，告诉了舒一贵的事：原来，舒一贵班上有个年龄比较大的学生付芳芳，长得很漂亮。舒一贵就喜欢她，放学后，经常留她下来补课。舒一贵年轻，长得也很帅气，能说会道，会唱歌，爱跳舞，样样在行，付芳芳也很喜欢他。可不知怎么的，他们就做出了如此出格的事。

到付芳芳的肚子一天天大起来时，大家就有些议论。后来就传到了公社妇女主任马霞云口里，马霞云非常生气。一天，她就亲自跑到学校来看我们做课间*，她看到付芳芳做了两个动作，就骑着自行车走了。

当晚，她就和几个公社干部到了付芳芳家询问付芳芳，可付芳芳死活不承认。马主任就说要带她去区医院检查，付芳芳才哭着承认了。

第二天，舒一贵就被抓走了，最后结果，他被判了三年有期徒刑，开除工职。

龙老师还说：“你代的是公办老师的课，按文件规定，代公办课一年以上就可以转为正式教师。去年龙门区就有四个代课教师转了正。”

我说我知道，但愿我有这一天。

所以，在我的人生旅途上，又见到了一线曙光。我认真备课，加强管理，很快就把龙老师丢给我的那个老大难班带上了正轨。

其实，原因并不在学生，而在老师。因为龙老师出身于地主家庭，他不敢大胆管理学生，而学生也摸透了龙老师的心思，就行成了恶血循环。而我出身于贫农，敢管敢骂，甚至，有时一只手就把爬到窗台上的调皮娃娃提下来。一走进教室，大喊一声上课，那些在说话的，在疯打的学生就赶快回到方位站好了。然后，我再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终于打动了他们。

我是代的公办老师的课，在公社领的是国家的工资（每月32元），就不能像民办老师那样，上了课就跑回家搞自留地，有时就得在学校住。龙老师出身不好，所以，他对人非常好，我俩一起吃饭，而且都是他做。所吃钱粮共同摊派，一月下来也不过用六七元钱。

那个小学的老师和校长都是小学毕业的，对我这个高中毕业生很尊重和友善，我们相处得十分融洽。这几个月的代课生涯，使我淡忘了过去的不快，从低谷中慢慢的走了出来。

可好景不长，到学期末，新分来一个师范生。我的这段愉快的代课生涯就结束了，随之而来的转正梦也就自然破灭了。我用破自行车，灰溜溜地驮回我的被盖和那个读中学时用的木版箱，又回到我们生产队劳动了。

不久，我们龙门公社的教师队伍中，又出了一个爆炸性的新闻：听说，有一个老教师上课时耍流氓，把他的生殖器弄到讲桌上，被停职，等待处理。

于是，公社党委又通知我去代这个公办教师的课。我对转正已不抱希望了，但对于公社党委的决定，也不敢违抗，毕竟我还对前途抱有幻想。

当我走到出事的永红大队小学时，个子矮小的春风满面的校长牟军说：“老朋友了，客气话也不说了，你直接和那个坏蛋汪和平交接，就上他的三年级的课吧。”

“好吧，恭敬不如从命。以后，老朋友要多担待些哈！”我也不冷不热的回到。

当我和那个所谓的坏蛋单独交接上课的进度时，我问他：“老兄，你教书已有十多年了吧？怎么做出那么荒唐的事啊！”

“你相信吗？即使我忘了扣裤子纽扣的话，我还穿有内裤嘛，怎么会让学生看到我的生殖器呢？”汪老师气愤的说。

“那么，为什么他们要害你呢？”我不解的问。

“我给你说实话，我在文化革命时写过胡书记的大字报，还参加过批斗他的会，现在他官复原职了，要打击报复我。恰好我们小学的校长是他的侄女婿，他们要害我的事已经预谋很久了。”他滔滔不决地讲开了。

“有这么可怕的事吗？那么，我都不敢在这里代课了。”我担心地说。

“你不会有事的，你出身好，知识和能力在全公社是数一数二的人物，他们轻易奈何不了你的，但你得提防点。他们不仅污蔑我上课把生殖器放到讲桌上，还说我偷了牟校长的钢笔，体罚学生，说反动话，等等，一共向区文教递交了我八大罪状。”他又小声的说。

后来，我问另一位民办教师时，那人不敢说实话。过了一个多月，他才说，其实汪老师不是坏人，但有时衣服没穿好，裤子的纽扣没扣，还是有可能的。一次，我回到公社食堂吃饭是，公社会计给我说：“你相信汪老师会干那种傻事吗？我的女儿也在他的班上读书，我女儿说，没有那些事，因为有人要迫害他。”

我不敢相信我眼前生的事情，我只得认真上好课，然后，在下午放学后骑着破车回家住。尽管这样，我也被这个牟校长告了状，说我代的是公办教师的课，理应住在学校，看好学校的公物，但我经常像民办教师一样，放学就回家了。

幸好管教育的是我妻子的表叔刘学问，他说，别人说的也有道理，以后多在学校住几次就是了。

在后来的代课期间，我只得处处留心，时时警惕那一双充满敌意的邪恶的眼睛。

到放假时，我就给主管文教的刘秘书说，我再也不想到那里代课了。刘秘书笑着说：“你怕什么？这天下还是党的，不是哪一个人的。你不想去，别人已到区文教那里要人了，很快就要分一个师范生去，区文教已答应了的。”

同样都是代课，两个地方，天远之别，我算是长了见识了。

后来我读到台湾作家柏杨先生著的《丑陋的中国人》，书中说，中国人善长窝里斗。一个日本人是猪，三个日本人在一起，很团结，就变成龙；一个中国人是龙，很有本事，但三个中国人在一起，就内斗，变成猪。虽然他的说法过于偏激，被中国人痛骂，但我觉得点到了中国人的丑陋的一面，不无道理。我们在单位上工作，甚至在生产队种地，痛苦的并不是劳动本身，而是同行之间在利益关系上的窝里斗带来的。

后来，经过上级有关部门的走访调查，汪老师的犯罪事实无法确认，但公社党委坚持要把他清理出教师队伍，给了一个劝其退职处理。

汪老师认为没被开除，也就说明还了自己一个清白。于是，跟着龙门区另外几个被劝退职的人到区里签了字，然后领取了一千多元的退职费。一千多元，在当时也是一笔不小的数字，相当于他四年多的工资。所以，把钱领回家后，一家老小高兴得很。

几年后，落实政策，对文革中的冤假错案进行核实，平反时，汪老师才后悔当时不该去签字领退职费。就开始上访，要求平反，但各级部门的回答都是一样：退职不是对你的处分，任何人都可以办理退职手续。

由于汪老师对政策的无知，钻进了别人设计的圈套。弄得自己上天无路，入地无门。他也就只得拖着衰老的身子在生产队劳动，直到他去世都没有恢复工作，带着屈辱，带着穷困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