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暑假回家时，我又见到了我的政治启蒙老师，曾经领导我30年的顶头上司生产队长邹如石。

他首先发话：“小安娃回来了？长胖了，城里的生活是比我们农村好哇？”

我说：“一样的，大家都一样。大伯，你现在身体好吗？”

他叹一口气说：“就是不好了，人老了，到处都出毛病了。”

我看到他现在衰老的身体，就想到他过去领导我们走社会主义道路，农业学大寨时那用不完的力量，那摧不垮的身体，那坚定的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

虽说我们的生产队长有很高的觉悟，很会把会议精神传达给社员，但由于他没有文化，也有把会议内容记错的时候。在**事件传达时，队长说：“那个狗日的**要暗害伟大领袖**，被发现后就逃跑，结果被蒙古的瘟猪儿含来‘干求’（吃了）。猪都见不惯**，我们贫下中农要跟他划清界限。”

大队干部给他纠正说“温都尔汗”是蒙古的一个地名，不是瘟猪儿吃的。大家就笑得合不拢嘴，并没有人去怪他说错了。

农业学大寨时期，农活就特多，人们不仅要忙地里的活，而且要改天换地造梯田，修水利工程。农民们实在太累就偷懒，往往听到出工的打钟声后，还要在自家自留地里干会活。

中国农民的缺点是自私、落后，保守。对于干生产队里的农活，总不上劲，也就是没有积极性。怎样来调动农民的积极性，这是一个困扰国家领导人的难题。

早在一九五九年，担任国家主席的**就推出了“三自一包”、“四大自由”，在一部分地方实行后，农民的积极性高得很，产量大幅度增长。因为他们生产出来的粮食，除了交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全是自己的。不勤快，就要饿肚子。在生产队集体劳动时，干好干坏，一个样，没有积极性。

可这是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由此，受到的批评，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成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罪证。

**主张提高人民的思想觉悟，树立**理想，提高集体主义觉悟，再加上评工记分，多劳多得的社会主义分配方案。在1963年还提出学雷锋，树新风，为人民服务等措施。当时，很多人都积极响应这个号召，人们还提出“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口号，的确形成了好的社会风气。有很多年轻人学雷锋，在晚上悄悄地为生产队干活，不让人知道。

但只靠这些好人去做好事，也不能解决问题。我们生产队的田、土共有两百多亩，还得队长带着大家日晒雨淋的干。因为，农民弟兄总是看实惠的东西，自留地里长出来的每一棵蔬菜，每一根红苕都是自己的，看得见摸得着，放在锅里煮好就可以吃。所以，那些试图用引导提高农民的社会主义觉悟，从而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的方法，成效甚微。即使要提高农民的思想觉悟，达到提高劳动积极性，是通往社会主义、**的惟一正确的途径，这道路也太漫长了。

可我们的生产队长邹如石就有办法。

当打钟的社员按照时间，在打钟山上敲了出工的钟声，很久都不见人出来时，我们的队长邹如石就用土话筒在打钟山上骂人：“我日你们的先人板板，出工像躲杀场一样在家里走不出来。你们在家里做娃娃吗？晚上干也不迟嘛！”

说来也奇怪，一个二个的被骂得笑*地从家里、自留地里跑了出来，有胆大的还敢和他接话。很快，人就排满了一个地。

可走到地里干了一会后，一个个就都害了瘟似的，有的索性就站着吹牛。

这时，我们的队长邹如石又气急败坏地大骂：“狗日些又站起干什么？你们整哪个？整生产队！整国家！你狗日的还有良心吗？有一点良心也被狗“干求”。

这一骂，真有效，害瘟的人们伤病痊愈，奋起锄头向土地劈去，没一会工夫，整个一个几亩的地就被放翻。

这时，我们可爱的队长就笑着说：“这才像干活路的嘛，狗日些真讨人骂。”

若干年后，有个单位的头儿也爱在大会上骂人。他骂人的水平并不比邹队长露骨，也只创造了一些挖苦讽刺的词汇。可是，在年终对头儿考评投票时，老百姓就给他投“不称职”，结果那头儿就下课做老百姓了。做了老百姓就觉得低人一等，干脆就提前退休了。后来上任的头儿不但不敢骂人，还老是拿些小事来表功，尽力讨好老百姓。

如此看来，邹队长有多么幸运，多么受农民弟兄的欢迎啊Ｉ邹队长老是用这种方法推动工作也确实太累，相邻的生产队队长并不骂人，他们的劳动日要高我们一毛多，粮食人平也要多分一百来斤。

我常见他一个人坐在家门口抽闷烟，许久不说话，只是偶尔叹一口气。压在他肩上的胆子也确实太重了，一个人要和全生产队132个人斗，太难了。也许他在反思自己的功过，想找出一种方法来调动大家的积极性，但这方法是什么呢？也许他在想：如果我们生产队的社员都有解放军那样高的觉悟就好了，还愁什么呢？可他不是，一个军人就凭一本语录和每月8元的军饷，就满足得欢天喜地地去到战场流血牺牲。

他又想，把土地分给社员，让他们各人种自己的土地，看你狗日些还耍奸不？偷懒不？想到这里，他就吓出了一身冷汗。一个**人，怎么会产生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想法呢？这是忘本，这是背叛！我们坚决不能走那条道路。可到底有什么好办法没有？

他的脑壳都想痛了也想不出，于是，他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我看到他那样子，真像拉着生产队农业的重车的一头老牛，在泥泞的道路上艰难地前行。

他不是政治家，悟不出其中的道理。只是在开队长会时，听听别的生产队队长交流经验，怎样提高社员们的劳动积极性。可他回到生产队队时，也就采用他们的方法，尽量把每一项农活包给社员做，讲“记件”，可那些人很狡猾，钻空子。给棉花浇灌时，你讲“挑一担多少工分”，他挑到地里，就三两下就把粪水倒到地里，管它是否均匀地分到各株棉花；你讲“灌一亩多少工分”，他们就不顾分量，一挑粪水能够罐得比过去罐的面积多一倍。他看到社员们的这种行为，就只得又站在田边地堪骂人，骂得他们一个个埋头干活，骂得自己口甘舌燥，大家有做得好一点。

回到家里，饭都吃不下，喝了点稀饭汤，又要开始催社员们上工了。就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干。本来就很干瘦的队长邹如石，快累成一把筋了。但他不愿退出生产队长的历史舞台，他是一个**员，他要忠实的贯彻执行**的路线，他要带领大家学大寨，他要带领大家走上富裕的道路。

尽管他的梦没有实现，但他相信总有一天会实现，只要朝着党和**指引的道路走，即使身上的担子再重，他也要一步一步的挑着走。

后来，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的村干部和十几户农民冒着“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危险，偷偷摸摸地把一些麦田、油菜田承包到自己家里去种，搞起了“包产到户”。

社员们怕连累村干部，就按手印立下大包干秘密协议，协议上写着：如果村干部坐牢杀头，其它农户保证把他们的小孩养到18岁。

坐牢杀头的情况最终没有发生，而包产到户的结果却是加快了生产进度、抓住了季节，当年的农业生产得到空前的大丰收。

中央得到这个汇报后，复出的邓小*平就抓住这个机会，再加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的讨论和“黄猫黑猫，逮着耗子的就是好猫”的真理，使得人们对包产到户有了新的认识。

1980年9月，在邓小*平的主持下，中央召集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在会议纪要《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中，提出了对于包产到户要区别不同地区、不同社队采取不同的方针，并肯定了包产到户“是联系群众，发展生产，解决温饱问题的一种必要的措施。”

会后，**中央发出当时著名的75号文件，对包产到户的形式予以肯定。

当时的农村流行的话是：大包干，大包干，直来直去不拐弯，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全是自己的。由于“包产到户”从根本上打破了农业生产经营和分配上的“大锅饭”，使农民有了真正的自主权，因此受到中国各地农民的广泛欢迎。到1981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已经在中国农村绝大部分地区推广。

想不到，困扰几十年的难题，就这样被邓小*平轻松地解决了。诀窍就是：重效果，不高谈社会主义理论。邓小*平认为，这不仅是社会主义，而且是合乎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中国还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

如果龙门县也实行土地承包，也许，我们的生产队长就该轻松了吧？社员们各人干各人的农活，还用得着队长没日没夜地大呼小叫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