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波士顿，孟浩峰的记忆是灰色和白色的。

灰色的是他在那里读书时的生活本身，白色的是雪。

铺天盖地的暴风雪，零下三十度，把整个城市结结实实覆盖起来，看不到车，看不到一切活物，看不到天地边界的那种雪。

在那种天气里，没有住所的人，或者有住所但付不起暖气费用的人，会硬生生看到死神的武器是冰镐，一镐一镐砸死自己。

他是在八年前到波士顿机场的，落地的时候，身上只有六百美金现钞和一张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停掉的信用卡，还有一箱子很快就发现完全不适合这里天气的衣服。

他的远方姑姑一脸嫌弃地来接他，上车后第一句话是：“你一周之内就要搬出去，我男朋友要回来了。”

他这个人要面子，又年轻，闷着头靠自己找了一礼拜住处，在最后期限之前找到一间距离哈佛三十多公里的便宜公寓，公寓一点不好，四周街区更一塌糊涂，到处都是游荡的瘾君子，还有到处乱丢的大便袋，叫人难以想象这是叫老一辈中国人双膝发软的灯塔之国。就算这样，这也是他能够负担的极限。

给他做中介的是个在美国混了半辈子的香港人，把这间公寓叫吉屋，努力讲着广东版的普通话：“以前有人死在里面的，才这么便宜，你是同胞，先讲给你知道，介不介意？”

穷比死可怕多了，有什么好介意的？最多鬼垫背一起死。孟浩峰暗自这样想。

放在一年半前，谁都不知道他能落拓至此：清华通信工程的高才生，拿了全奖来mit读博士，前途无量，繁花似锦，恨不得额头上写着四个大字：人生赢家。

谁也料不到出发前一场重病，化疗，放疗，差一点死在了积水潭医院的icu里，好不容易死里逃生，病好了，奖学金却没有了，家里二老一生积蓄耗得干干净净，本来谈婚论嫁的女朋友，在他生病第二个月就搬出了同居的公寓，号码换掉，人间蒸发，连一根发簪都没有剩下。

人生低谷，名副其实的低，低得不知道自己到底怎么就得罪了老天爷。唯一的安慰是清华导师为他奔走，保留了麻省的录取资格。

但大家都劝他不如不要去。

都振振有词：本来就身体不好，谁都知道麻省的课业压力繁重，万一受不了，怎么办？

全奖没有了，家里也一夜回到解放前，波士顿生活费用那么高，又怎么办？

千言万语一句话，都是叫他别给自己找不痛快。

他也听进去了，他也知道人家是好意。

但孟浩峰一咬牙一跺脚，还是来了。

然后他发现，那些劝他的人，全都没错。

课业是真重。精力再好的人，也都靠没完没了的咖啡因和药品撑着，撑过paper，撑过考试，撑过抑郁和躁狂，靠着对未来的憧憬吊住一口真气，高歌猛进。

费用也是真高。衣食住行，省了又省，在超市里徘徊又徘徊，买一毛九美金一包那种最便宜的方便面回去，一个小酒精炉煮水半天不开，面煮成了半硬半软，就着老干妈一口口送下去，吃到后来，老远见到那个方便面的外包装，胃酸就一下子涌上来，想要扭头痛痛快快吐一场。

穷和累，就是两块湿牛皮，紧紧抱着你，在太阳下暴晒，渐渐收紧，直到你五脏夹裹成一团，呼吸不能，思考不能，活不下去。

这么熬到六月的一个周末，马上就要考试，孟浩峰被一场流感击中了。

一开始只是打喷嚏，流鼻涕，头昏脑涨，不舒服，没多久发起烧来，39度。

他蜷缩在那张破行军床上，旁边就是窗户，猛烈的太阳光照在他额头上，带来火烧一般的灼热感，外面有人在叫喊，有车经过，所有声音都像是一种虚幻的背景音，似乎来自另一个世界。

孟浩峰在那一刻深信不疑，自己会死在这个倒霉催的异国他乡，死在一张狗屎黄色的床单上。他这一刻深深后悔自己人生做出的一切选择，因为必然是那些选择的结果串联起来，无论当时来看是好是坏，才最终把他合力送到了这里。

体温慢慢升到了39.6度，身体启动防御机制，孟浩峰进入了半昏厥的状态，在高热地狱地煎熬中昏昏沉沉，不知道多久，而后忽然听到了咚咚咚咚咚咚的一连串声音。

有人在敲门——精确地说，在砸门，用沙包大的拳头，使劲捶打着那扇本来就不怎么结实的门。

他听了很久，一直以为是幻觉，但那幻觉十分倔强，搅扰不绝，孟浩峰终于顶不住了，抱着毯子挣扎着起来，摇摇晃晃去开了门，只见门口一个头顶青皮闪闪的汉子，开口说：“你是孟浩峰吧？我是你表哥的朋友。”

严格来说，是孟浩峰表哥的同学的朋友的同学，是表哥在家族群里看到了他生病的消息，找留美的同学问有没有在波士顿的朋友帮忙，而后朋友找到了波士顿的同学，再找到了苏桐。

沿着这么远一条线，苏桐从天而降，把他带去医院看急诊，垫付了医药费，接着给他做了粥和汤，虽然都不怎么好吃，但至少是热的。就这么无微不至照顾了他三天，孟浩峰终于回了魂。

接下来半年，孟浩峰还隔三岔五和苏桐见面，大部分时候都是苏桐请他吃饭，送一些生活里必要的东西给他，还有二手书——不在美国读大学里混过的，不知道美国正经课本有多贵。他零零碎碎还跟苏桐借过一些钱，都不多，往往拖很长时间才还，没多久又借，他自己都嫌恶自己，被雾霾一样的窘迫感紧紧包围着，不知不觉间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似的。但苏桐从来没有说过什么，连一个微妙的眼神都没有，他还钱苏桐就接着，他借了不还再借，苏桐照给，每次都像是第一次，毫无芥蒂。

他常有梦想，以前都是经世救国、飞黄腾达的大梦，后来有一段时间，变成了非常卑微的小事，包括去痛痛快快吃一顿好饭，有牛排有酒，包括感恩节黑五能进百货商店买一两件有牌子的体面衣服，也包括把欠苏桐的钱还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但没有等到那一天，苏桐就毕业了，有一天突然来告别，说拿到了华尔街一家小投行的offer，就要离开波士顿了，两人去喝了几瓶啤酒。苏桐走的时候，把自己一直开的一辆三手车送给了孟浩峰，开了四十多万公里，外表破得跟打过两次世界大战一样，估计历任主人从来没有正经把车拉去保养过，但这仍然是一辆车，真实的，可以自由把控用的车，一辆车在波士顿给人带来的便利，就跟一个残疾人装上了智能义肢，世界一下子就开阔了，多了很多便利、时间以及机会。

他开着车去办好必要的手续，心里高兴，看车实在太脏了，开进街边一个洗车场，毫不吝啬，上上下下大洗一遍。他站在旁边看工人拆椅套，那人突然叫他：“你还有东西在车上。”

过去一看，椅子底下丢着一个厚牛皮纸封了口的袋子，打开一看，里面包着的都是钱，一把一把的小额票子交叠着，十块、五块、一块，底部还有硬币，加起来数一数，有小四百块，钱是真的不多，但对于穷的人来说，也是真有用。

他一直不知道那是苏桐不小心落下的，还是故意留给他的，但不管是哪一种情况，孟浩峰都花掉了那一笔钱，连这一笔在内，他算过，自己一共欠苏桐两千五百三十七美金。

他没有跟任何人说过这些，就连后来回国了，过年过节时家族聚会，在那位间接找到苏桐的表哥面前也只字不提。事实上表哥本人其实早就忘记了这一回事，人与人之间对于某一件事的看法、记忆和感受，有时候再亲近也无法分享。

他也没有再见过苏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