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快就到了初三，刚报名时班主任就要求我住校。住校后就要吃国家配粮，就成了非农业人口了。那时很简单，只需要在总务处领一张转粮单，转好后交给总务人员，他们就会办好。
我只得回家给父亲说，学校要我住校，要转成吃国家配粮。父亲说，那才好呢，吃国家配粮就是国家的人了。我说，在吃国家配粮之前，要把农村的粮食关系转去，要交42o斤红苕才能转，并把转粮单给父亲看。父亲又说生产队分了一千来斤红苕，还够你转。我说，家里以后就没有多少红苕了，以后你们吃什么呢？父亲就说，在公共食堂都没有饿死，现在下放食堂了，还饿得死人吗？
于是，父亲找来我两个姐夫，再加上父亲阂母亲，一共四个人，从家里的红苕坑里称出422斤（怕到粮站不够，就多称两斤在里面）红苕。我看见红苕坑里没有多少红苕了，今后父母和姐弟四个人又吃什么呢？鼻子酸酸的，真想大哭一场。
我拿着学校给我到粮站转粮的单子，跟着他们走着。看到父亲吃力的担着红苕的背影，我又有些后悔不该同意去住校，我太自私了.，只顾自己的前途。
后来读到朱自清的《背影》，我就忍不住落泪，真是可怜天下的父母心。用我家42o斤红苕也只换来了一学期的国家配粮，因为到第二学期就响应省委、省政府的号召：中学生实行自代口粮了。
到初三最后一学期，也是最辛苦的一学期。由于我转粮时，用去了我家近一半的红苕，我家的红苕早就没有了。我拿不出粮食到学校食堂去蒸，也就只好再读通校。早晨和家人一起吃点杂粮，中午还和过去一样，先做作业后打乒乓。后来，小麦出来了，有时也拿点面粉到学校食堂用一个瓦钵蒸，蒸出的馒头就是一块圆柱体，比窝头还硬，但就算很享受了，因为家里的人就只能吃菜糊糊。
有一天，班主任叫我到总务处领取一张购粮单，上面填写的是，到龙门公社粮站购买大米25斤。但，班主任要求我买到粮食后，一定要住校。看我有些忧郁，站在一旁的同学吴石一说：“来吧，时间不长了，不要再去搬行李，就和我一起睡吧？我真想你帮我补一下数学，你的数学成绩那么好，这次年级竞赛，你都得了第二名。”
“好吧，我们互相帮助！”我听他说不用带床上用品就爽快的答应了他。
我欣喜若狂地把购粮单拿回家给父亲看，可我父亲把所有卖鸡蛋的两元钱拿出来还不够，还差五角钱。没办法，我只得去找邹元安哥借。邹元安哥已是大队卫生员，他借给我五角钱，我父亲到粮站给我买到大米后，还帮我背到学校寝室，用我的木箱子装好，才放心地走了。
我和吴石一两个人挤在一间上床上睡，我们装粮食用的木箱只得放到床底下。他的棉絮很大，有十二斤重，我俩睡在一起就有点热。睡到深夜时，我觉得有些凉，我就用手摸了摸，才觉我俩不知在什么时候滚到地下来了。原来睡在地上，怪不得这么凉快。我就把吴石一叫醒，他还在打呼噜呢。
他醒了后还说：“是哪个在开玩笑，把我俩抬到地下来睡啊！感冒了我们要找你给头痛粉吃。”
有个同学说，我听到有什么东西掉到地下来，我以为是小偷，把我吓了一跳，原来是你两个啊。
第二天，全寝室的人都笑得合不拢嘴。有人说，你两个是在耍杂技吗？怎么会两人一起连同被盖滚到地下来？室长说，太危险了，下床的给他俩换一下位置吧。即使以后掉到地下，也没多大问题。下床的同学被说得不好意思，就同我们俩把床换了。
奇怪的是，我俩在下床睡时，一次都没再演过那样的杂技了。
后来的日子，我和吴石一就成了患难朋友了，学习上互相帮助，生活上相互照顾。他每次回家后，都要带些吃的来。一次，他带了几根煮熟了的红苕，在灭灯后，他就悄悄地从被窝里给我递了两根过来。我们就把头盖住，轻轻地吃，生怕别人听到声音。结果还是有人闻到了红苕气味，说，哪个的红苕，好香啊！我口水都出来了。我俩只得停止活动，假装睡着了打呼噜，现在想起来又好笑又难受。
我靠政府给我的25斤大米支撑了初三最后阶段的两个月，我在读书遇到困难的时候，总是靠学校给的政府救济。所以，那时我们农村学生对党中央和有着深厚的感情。
快要毕业了，要照毕业相，大家都在算要加几张照片，除了贴准考证、毕业证和学校留一张存档外，好送同学。我是一个长时间读通校的人，除了吴石一外，再没好朋友了。就只洗了五张照片，送一张给吴石一，自己留一张，贴在数学竞赛奖的笔记本上。
那些帅哥们都是加洗了几十张，把全班八个女生都送上一张。
我是一个不起眼的小不点，从没想到有女生会喜欢我，也没喜欢过哪个女生，只是爱阂们的班花吴蝶花聊天，也没打算送她的照片。可哪知道，她却送了一张照片给我。照片背面写道：送给非常好耍的治安同学留念，希望你永远都乐观，并预祝你考上理想的学校！蝴花碟。
想不到她用蝴蝶花做签名。
蝴蝶花弄得我很尴尬，因为我没有照片送她，她说，没关系，以后你有的时候再补送给我吧。
就在我们要考试的前一天，一个长着一个大脑袋，大颧骨，让人看见会做恶梦的女生宋白云也要送照片给我。我说，免了吧，我长得这么难看，也没照片回送你。她说，字我都写好了，不赏脸吗？我有好丑吗？看人不要只看外表，要看心灵。她的话说得我脸红脖子粗，我只好收下她的玉照，再说声对不起，我没加洗照片。
她的签名却吓了我一跳：送给我最喜欢的天才脑袋治安同学留念，希望在我们分别后，你不要忘记我。我赶快把照片收起来，免得被人现。因为中学生守则是不准讲恋爱的，那些年代，是不会有人敢说喜欢异性同学的。
看到我收起了照片，一个满脸雀斑的辜云花也给我递来一张照片。她说，不要嫌弃我长得丑哈，我可是最喜欢你的女生哈。
我说，哪里话啊，除了我是丑八怪外，我班找不到第二个了。
我也赶快接过她的照片。她的签名更雷人：送给我们班上的小乖乖治安同学留念，云上之花。
虽然这两个女生不漂亮，但她们俩的心却是漂亮的，至少对我来说是这样。想不到除了男生吴石一以外，也有三个女生送照片给我，她们给足了我的面子，让我不再尴尬，给了我很大的安慰。
到中考前几天，我的右手杆上长了一个小疮，破了皮，一些黄水冒出。那时又没钱看医生，我就用作业纸贴住疮，想把它封闭起来。那知它不听招呼地向周围扩张，弄得腋窝下的淋巴帮我驱毒而肿大。到中考时就是疮的青春期，我睡觉都不安宁。我们的考场在县立高级中学校，住宿安排在县一中，每次大概要走半个小时才能爬到坐落在那高山半坡的考场。不用说，每次都是我最后一个爬上山，最后一个进入考场。
幸好，每次都是我们上劳动课的王老师陪同我慢慢的走，不然，我真有可能半途而废了。
说也奇怪，在中考完后，那可恶的疮居然好了，但至今都还在我手杆上留下了一个星月形的疮疤。
我真有点后悔没有填报一个中专志愿（那时，成绩差的一般就奔中专中师填），只填报了一个高中。万一没考上，什么学校就上不成了。于是，在毕业回家后，就老老实实地在生产队出工。心想，万一考不上也好挣工分，减轻家庭的负担，说不定也是好事，就听上帝的安排吧。
我在生产队的劳动就是同妇女们一个组，不管给棉花整枝，还是在地里拔草。一到生产队的土地上就闹热了，她们说东家长西家短，说够了又来些黄色故事，要不就给姑娘小伙配对。我那时体检高度是1米36，他们也要给我配老婆，弄得我无地自容。
后来，打谷子时，邹如石队长安排我收谷草，我才得到了解放。我用一个栽秧子的木盆把拴成把的谷草放上，然后将这水上之独木舟推到水田边，再拉上田坎，一手抓住把子，一手用力一甩，叫它站好就完事。我推着谷草唱着小曲，有时就是乱哼哼，就像原始人抬木头，被压得痛时，就自然出“哼唷哼唷”的声音。鲁迅先生把第一个叫“哼唷哼唷”的人叫做“哼唷哼唷”派的创始人，想起来觉得很有意思。有时，田里的水很浅，推动独木舟就很费力，但在水里凉凉的，也感觉得很惬意。
到中途休息时，社员们把它叫做歇气，我就和他们一起坐在树阴下纳凉。这个以男人为主的团队（一般每张拌桶9人为一组，也有一两个割谷子的是女性），吹的几乎都是黄色故事。他们就不像妇女组那样遮遮掩掩地讲黄段子，而是肆无忌惮地吹。记得谢觉住大叔讲他的浪漫故事，他口水开扑地说：“有一天，我看到狗日富农刘闲的老婆拾了一大背柴，她把背带紧紧地套在肩上时就起不来。当时我在坡上割牛草，我想，运气来了。我赶忙跑去给她说，我帮你抬一下。那个瓜婆娘就真相信我要帮她抬背篼。等她不注意时，我反把她的背篼扳到，然后我就一手卡住她，一手拉掉她的裤子……”
“后来怎么样？”听的人异口同声地问。
“还用说吗？不就是干了那事吗？”
“比你老婆如何？”
“还用比吗？我的老婆像根芦柴棒，人家又白又嫩，安逸得很！”
“你真是个野兽！”
“人和野兽有什么区别？干那种事时都差不多。”
接着，就是大家声讨他，但是气氛很和谐，还不时出快乐的笑声。
刚骂完谢大叔，有人又开始讲新的故事。吴成叔说：“你的故事不希奇，你只不过是强迫别人，不算本事。我们的三叔和刘闲的老婆通奸时，刘闲还和在他老婆一起睡在床上，三叔推开她没上门闩的门，就直接和她睡。三个人很挤，刘闲的老婆还叫刘闲睡进去些。刘闲还在睡梦中，不断的说，我都快滚下岩了，你还叫我让。
说得大家哄堂大笑，但几乎人人都不相信吴成的故事。有人说：“我不相信个个都和刘闲的老婆上床，他家里没人了你们就乱说。”
邹明安给我说，你别信他们说的，尽是些编白的故事。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说得很开心，甚至忘了去打谷子，被队长大骂了一顿后才赶快往田里跳。农民们在休息时，就用这种方法度过，我可没在意。但不知不觉的，我就度过了这些难熬的日子。
一天，邹队长去公社开会时，给我带回了县立高级中学的录取通知书。我拿到手里，高兴得很。考试那几天，那可恶的“跑皮疮”弄得我吃不好，睡不好，考试时头昏脑热的，自己怎么答的题，都不知道，没想到能考上龙门县的最好的高中。
但，一看到通知书上要交学杂费8元多，而且还要带足一学期的粮食关系，带足第一月的伙食费7元。我的头一下就大了，不只这十多元到哪里去找，我能读高中吗？想到这些，眼泪就止不住流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