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造反派没高兴多久，代表龙门县最革命的造反派伍成雨突然被公安机关逮捕。紧接着，刘仁里、干云勇等十多个造反派头目也相继被捕。

闹热了几个月的文化革命偃旗息鼓，据说，第二批还会逮捕更多的造反派。一时间，龙门县城乡都被恐怖的气分笼罩着，参加过造反派组织的群众惶惶不可终日。

原来，这就是著名的“二月镇反”运动。后来，公安机关又不断的抓人，到1967年三月初，听说龙门县共抓了173人。我校运动初期被工作组打成反革命的史勇敢，虽然后来也没有参加造反派组织，但也被公安机关逮捕。还有几十个人被原远征军的人扣留，在他们的新团部里受到审讯和折磨。

那一段时间，凡是在造反组织担任过职务的人都提心吊胆的过日子，生怕被抓或被远征军的人逮住。

在伍成雨被逮后没几天，县委宣传部在广场组织了批判大会。组织我校师生参加大会的人，是死灰复燃的原红卫兵总部的大队长邓德士。

大会开始后，先是被造反派戴过高帽子游街的县委书记木易山讲话。他义正词严地说：“在广大革命群众参加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有一些反革命分子跳了出来，他们妄图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他们阴谋策划夺取我县各级党和政府的大权，现在我们把他们逮捕，并交群众批判。我们绝不能对反革命分子手软，坚决把他们打翻在地并踏上一只脚，叫他们永世不得翻身……”

然后，公安人员就把被五花大绑的十多个人押上人民台，他们的胸前都分别挂上了打了一个大红x的名字。公安人员先将伍成雨押到台前，邓德士和几个人就跑过去抓住捆绑他的纯索往上抬，痛得他心惊肉颤的，但他也不喊叫。检察院的人就念伍成雨的罪行：破坏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罪，打砸枪罪，迫害革命干部罪，反革命投敌叛国罪。

念完后，邓德士和几个农民模样的人就又走过去抓住他双手，扯住他的头，然后强迫其跪下，他不肯跪。那几人就拳打脚踢的把他弄翻在地上，然后又提起来跪着向台下的革命群众三鞠躬。完了后，邓德士和那几个人就用麦克风指挥台下的人喊：“打倒反革命投敌叛国分子伍成雨！”

台下的革命群众也就跟着高喊：“打倒反革命投敌叛国分子伍成雨！”

然后，他们就把伍成雨拖到后台去修理去了。

第二个被押到前台宣布罪行的，是县委机关造反派的头头刘仁里。在邓德士等人把他的手往上抬时和收拾他时，他却大喊大叫：“我的妈呀，好痛哇！革命群众给我作证呀，他们打人了！伟大领袖**说过要文斗，不要武斗。”喊得整个广场的人的心都被揪住了，有的人就有点同情他。

他的罪行和伍成雨相仿，只是没有叛国罪。当检察院的人宣读完他的罪行后，他又高喊：“革命无罪，造反有理！”

气得台上的人都跑过去揪他、打他，连县委书记木易山，都走过去指挥人把他拖到后台处治。

第三个被押到前台的是高寨公社农民造反兵团的团长干云勇，他的罪名是：犯破坏农业学大寨的反革命罪。他是一个很壮实的，皮肤有点黑的大嘴大脚的农民。只有他没受到邓德士们的打骂，他很规矩地听宣布他的罪行。

后来，台上的其他十多个人就没资格一一押到前台亮相，只是由检察院的人宣布他们的罪行。

会后，公安人员押着这十多个反革命分子，人们又在县委书记的带领下，进行了绕城一周的示威游行。这次的路线和参加的人数都和上次伍成雨他们造反派组织的，打倒县委书记木易山的游行一样，不同的是上次被打倒者只不过戴着一顶纸糊的高帽，而这次的被打倒者，被五花大绑，由国家专政机关执行。

后来，公安机关又66续续的抓了一百多人，但再没开过批判大会。据说监狱已容不下了，就把罪行较轻的刑事犯放了一些交群众管制，让给造反派头目们享用。

我不知道我们的团政委邹钦明到哪里去了，我想，如果他在龙门县的话，也应该被逮捕。

我的猜测没错，没过几天，县公安局的人就来询问他的情况。大家都说好多天没见过他了，一个公安人员用改刀把他锁着的箱子，从后面把活页下开，再打开箱子，将里面的书和笔记本等全部带走。在走的时候，公安人员叫我们寝室的人，如果看到邹钦明就必须立即到学校办公室打电话给他们。

后来的一段时间，公安局不再抓人了，各单位就对过去参加过造反派的人进行批判教育，一般是自己写悔过书张贴在过去的大字报棚上。迫于压力，很多人都反戈一击，写了揭露过去的战友的材料和自己的认识。有严重的就被远征军总部的人弄到龙门县城最中心的地方——丁字街口批斗。

一天晚上，我和几个战友在我们的团部看省城里的造反派寄给我们的传单，突然听到外面有几个农民在问：“革命彻底”的团部在哪里？我们要抓他们的编辑去消毒。”

我们赶快关了灯，走了出去，恰好和那几个人擦肩而过。我们慌忙逃走，不敢进寝室，怕被追来的人找到，我们估计一定是邓德士们的杰作。我们摸黑从寝室后面走下山坡，然后溜到龙门师范学校我的画友刘大石的寝室里躲藏了一夜。第二天我们回校后才知道，他们要我们的消毒理由很可笑：说我们办的《燎原战报》，刊头上象征光芒的线条是指向中心的**相，也就是我们把矛头对准了伟大领袖**。

他们找不到我们，就在办公楼外大事宣扬。和我们曾经共同奋战的烽火战斗团的胡光明把他们驳得哑口无言。最后他们才说是我们学校的红卫兵说的，但始终不说是谁，胆大包天的胡光明几个人，居然把他们哄走了，我们听到后，非常感谢我们的战友胡光明。从此，那些人再也没来找过我们了。

原来，早在远征军筹备恢复组织，外省造反派有人被捕的消息传到龙门县时，伍成雨就安排邹钦明和县剧团的造反派头目汪齐朝上京上访。

他们两人在夜幕的掩护下，步行五十里到临近的县城乘车到了省城。在省文革接待站待了一天，没见到负责人，到第三天，省城就开始抓几大造反派组织的头头了。见势不妙，他们连夜乘车到北京。他们的火车到了郑州车站时，就听说，有大学生到铁轨上卧轨抗议郑州地区抓捕造反派的学生。

当他们到了北京**广场时，却意外碰到了同样来上访的两个四川老乡。他们正在交谈时，同赶来抓捕那两个老乡的警察碰个正着。警察喊着老乡的名字，叫他不要跑，然后拿出手铐。周围的群众见他们要抓一个学生，就都上去围住他们问：“你们抓一个学生干什么？他们是**的红卫兵，是我们的客人，有什么罪？”

那两个警察吱吱吾吾地说：“他们是反革命分子。”

群众说：“你们才是反革命分子！大家快把他们抓住！”

愤怒的群众就把他们抓住，并扭送到了派出所，那两个学生才得以逃脱，然后就和邹钦明一起到中央文革接待站上访去了。

接待人员说这个情况已有几个省生了，他们正在向党中央、**汇报，然后把他们反映的情况记载下来了。

邹钦明知道龙门县的警察一定也在追捕他俩，于是，他俩就分开了，各人往亲戚家去躲藏。邹钦明到他大姐家躲了二十来天，也不见形式好转，只好回家面对现实了。他预感到回来一定会被抓住，到成都时，就到理店剔了一个光头，心想，没有头被人抓住，会少吃一点苦头。

邹钦明回到龙门县了，但他不敢回校，他沿着公路走了一段后，正准备拐到回家的小路。可当他正要朝小路上去的时候，一个人叫住了他，这人正是我们团的红外围（红小兵战斗团）的张莉莉，她在公路边同养路工人一起在锤石头。这张莉莉长得很小巧玲珑，曾经追过邹钦明，但邹钦明说她是一个初中娃娃，太小，不懂事，就没答应她，但他俩一直关系很好，就连他的衣物用品等，在上访之前都交给了她保管。面对这样的姑娘，他也就没防备，就给他说要回家去一趟。

然而，他在小路上还没走多远，就被追来的公路旁的龙门一中的“铁杆保皇派”们抓住。过了一会儿，警察也赶到了，他被戴上手铐，五花大绑送到了监狱，这天是1967年3月16日。令他十分吃惊的是，出卖他的人，竟是曾经最爱他的人张莉莉。

于是，大概在3月2o日，我们又被通知到广场参加批判反革命分子邹钦明和汪齐朝的大会。

会议议程和一个月前批判伍成雨相同，只是没有再举行示威游行，时间也很短。邹钦明同样地被邓德士几人修理，手被抬到了快要断裂的极限位置，他痛得鼻涕长淌，像一条正在从瓢里挤压出的米粉丝，但他不喊，也不叫。每当邓德士们把他的手向上抬一次，台下很多人都出一次同情的呀呀声，被台上的人一阵痛骂。

汪齐朝是剧团里演旦角的人，一个白面书生模样，对他的折磨，也得到了台下的同情声。

他俩的罪名都是迫害革命干部和反革命罪。